非洲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非洲人
〔南非〕谢维斯特·施达因
清晨，从一个大型钢筋混凝土圆筒里，爬出来一件老长老长缀满补钉的士兵大衣，竖立在两只裂了许多缝的木履上面。手臂藏在长袖子里。为了暖暖身子，这件大衣便奔呀跳地兜着圈子：跑开去——跑回来，去——来。它就这么长时间地奔纵跳跃……
这个无人知晓的混凝土圆筒的避难处，是非洲少年施达夫纳·伏发罗斯的住所。那件褴褛的土色大衣，便是他的全部财产。大衣太大了——就像施达夫纳这样的人，还可容纳得下三个——因而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自行地动弹着。上面只有一绺深色卷发，突现在高领子外面；而下面，大衣几乎连木履也给盖没了。到了晚上，这件大衣倒是十分管用哩：手臂和木履往里一缩，就抵御了寒冷的侵袭。
从法律上说，施达夫纳·伏发罗斯是个流浪者，是个没有身份证明的人，应该加以拘押。他的存在，对于欧洲文明，竟然成了一种危险。法律立刻把他从这块有着铁路的所谓欧洲的领土上（虽然实际仍是在非洲土地上）撵走，遣送到奥朗多·谢尔特地方来。
奥朗多·谢尔特是南非的一个市镇，四周全是岩石。这地方划归非洲人居住。长久以来，这里塞满了用石蜡纸板做成的贫寒的茅棚和土屋。施达夫纳在他的圆筒里面，倒感到宽敞得多，也不需要付房租。
其实他也并不情愿过这种流浪生活，他要工作。倒不单是为的事业，也为的能够每月挣到四分之一英镑。但是一旦成功地找到了工作，法律又一把揪住他，把他撵出城市，不许他工作，为的是他没有身份证明。要是重遭失业，法律又要把他当作游荡汉，逮捕起来。
不过他倒顽强得很。就在这天早晨，他又向附近欧洲人的房子走去，想再尝试一下，弄个活儿干干。
“奇怪，奇怪……”他耸了耸肩，不断地用衣袖搔着痒。“今天要是得到工作，真该感到奇怪！”
在第一幢房子旁边，施达夫纳瞥见一个人，正在为身旁放着的三棵树苗掘着坑穴。
施达夫纳从大衣里面探出颈项，朝着栅栏里面张望，和和气气地向这个白人微笑：“有活儿干吗？”
那个家伙啥话也没有答，看也不看施达夫纳一眼，继续挖着。
“活儿！”施达夫纳客气地缄默了一会，重复说道。“园艺方面的”，他注明着。
“滚开！”白人骂着，继续干着，眼睛抬也不抬。
“好的，老板。”施达夫纳谦逊地摸了摸卷发，沿着栅栏移动了四吋远。
五分钟后，白人发现施达夫纳仍然站在栅栏外面，便粗暴地转过身子，挥了挥手，想把他吓走，又嚷道：“混蛋，滚开！”
“我要干活！”施达夫纳重复说着。他蔑视这个白人的手艺，又进一步说：“一个美丽的花园，可就缺少好的护理。要是让我来弄，就会好得多了。”
“滚开！”白人吼叫起来，继续起劲地挖着，不料手给一个洋铁罐儿划破了。当看到施达夫纳依旧耐性地立在栅栏边的时候，他才说：“那么，你星期六来吧！”白人吸吮着手上的伤口，走了。
施达夫纳向白人作了一番感谢，便继续向城里走去。路上，他老唱着一支快乐的小调：
“一位年轻愚笨的贵妇人，踏过从茵本加岱来的整个路程……”
施达夫纳跑过市中心的繁嚣街道，鼻子通知他：这里到处在烘面包哩！鼻子一面嗅着，一面命令着：“向右转，到果品铺子里去！”
在果品铺子里面，施达夫纳等到比他先来的四个欧洲人给招待完毕，又等到比他后到的另外三个欧洲人同样地给招待完毕。之后，果品铺老板才转向施达夫纳：“要什么，黑鬼！”
施达夫纳指着一块白面包和一瓶绿色柠檬：“就要那个和这个！”
老板厌恶地把东西交给他，同时带着一种明显的轻蔑接过他的十一个辨士。施达夫纳恭恭敬敬打了一躬，离了商店，坐到人行道上，嚼着面包，喝起柠檬来了。
施达夫纳向一个骑自行车从这里过路的非洲籍公务员叙述到自己的新工作。他倒并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但是他抑止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无论碰到什么人，都想表白表白。公务员立刻就问起他的工薪。
啊呀，对啊！他倒全然忘却了就报酬的事订个合同啦！
“哈！”公务员爽朗而苦涩地笑了起来，并且叙述到刚刚听到的另一个非洲人遭受打击的事件，还同情地添了一句：“这就是白人的世界！”
“说得对，这就是白人的世界！”施达夫纳赞同地说。但是很快地，先前的那种笑容又闪亮了他的面庞。他想到工作有希望了，不会挨饿了。现在毋需忧虑到其它的一切事情，看来，未来是美丽的！
这种乐观主义的哲学，乃是施达夫纳在童年时代受到的教育的遗产。他的出生，当然是个无足轻重的事件。施达夫纳只知道，人们按照非洲人的传统习惯给他起了名字，这个名字表示了他在卡里塔士诊所出世时候，对于一位当时作为最重要的人物在场的白种护士的敬意。这个为非洲人开设的诊所，平常都拥挤不堪。施达夫纳的母亲分娩两个小时以后，诊所便把她打发回家。姐妹们给她祈祷，把六个辨士的车钱放在她衣兜里面。
这就是施达夫纳熟知的一切了。至于谁是他的父亲？这个疑难曾多次激荡着他。他确信一定有一个人该是他的父亲，此外他便不知道了。他像其他衰弱孩子一样成长起来。一到能够走路的时候，便用他那弯曲的双腿，拖拖拉拉地跟在母亲身后。夏天，他穿一件垃圾箱里捡来的几乎不及脐眼的破背心；冬天，他那同样来自垃圾箱的衣服，虽则磨损污烂，倒还形形色色。一般说来，在这世上，除了自己的母亲，他并不需要任何人。而母亲，她一离开洗衣桶，马上就用善良的手腕，亲热地把他拉到身边。
由于官方的疏忽，他没有被统计到马匹、家禽和土著的名册里去，因而在法律上从不被承认是世界上的一员。但在“生活的学校”里面，他却得到了广泛丰富的教育。七岁上，他已成了城市蔬菜市场上的传递员。九岁上，被雇到一个欧洲人的家庭里面当“经济主任”：给小孩子们擤鼻涕，给大孩子们擦鞋，给主人擦汽车，给女主人擦地板；此外，他打扫阳台，照看茶炊，洗涤器皿，领狗出外散步，……每月许可出去两天。就在第三个允许外出的日子，他打算去探望母亲。可是她失踪了，他再也打听不到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当主人迁往杜尔邦的时候，这个十三岁的“经济主任”也跟着一同去了。十六岁上，他被警察逮捕，因为警察断定他已长大成人，要看他的身份证件，他却没有。从那时候开始，施达夫纳不断地跟警察们演着一出名为“猫和老鼠”的喜剧。尽管这样，他还是挣了钱，买了现在这件士兵大衣。这大衣陪着施达夫纳多次入狱。每当侥幸重新获释，他就重新找各样的活儿干。他当过电梯和旅馆的仆人，当过服务员，当过理发店里的侍从和木器厂里的研磨工。
现在，他一面在街上走着，一面想着要当一名园丁的幸福。他自信能够成为园艺方面的杰出专家。
他正边想边走，忽然发现一辆行驶着的巡逻车上有两个警察。施达夫纳立刻隐没在人堆里面，但是不料触到一个白种女人。由于这个黑种“强盗”碰了一下，她尖叫起来。施达夫纳大吃一惊，赶紧溜掉，可是整个街道都骚动起来了：别的白种女人都发出吓人的叫喊，男人们都来追赶着这个受到咒骂的卡斐族人（译者注：卡斐族，南非的聪明而有力的班图民族之一）。
施达夫纳犹如箭矢一般穿过人群，却惊动了另外三个没有身份证明的非洲人。白人抓到了其中一个，就停止了追逐。种族歧视的兽行欲望得到满足了。黑人被解到一家店铺的墙上，五个汉子紧紧揪住他的手脚，以显示他们都曾参与了这场搜捕。
其时施达夫纳跑着，打了个弯，隐藏在一家拱门下面。在他面前，就站着那个吓得面色苍白的非洲籍公务员。他也是吓得躲了起来的。
“咳，这些欧洲人！”公务员摇着头说道。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四下张望，一边把一张传单塞到施达夫纳手里。可是他又考虑了一下，把传单从施达夫纳手里拿回，从头至尾地读给他听。
传单里号召人们举行集会，以支持争取平等权利的非洲大会的斗争。
这天余下的光阴，施达夫纳全是在食品商店的陈列窗前面消磨的。他欣羡陈列窗里的美味食品，又不时将传单拿出来。凡看到一个似乎是识些字的非洲人，就把传单拿给他，请他把条文读几遍。施达夫纳把传单上的全部内容那么长久地复习着，一直到牢牢记上心头为止。他和他们带着严峻的目光互相点了点头，分开了。
到了很晚很晚，路上没有危险的时候，他才回到家里——混凝土圆筒子里，倒下睡了。他把一整个夜晚、第二天白天、第二天夜晚统统睡掉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消磨时间直到工作开始的最最便当的方法。
新主人命令施达夫纳，在他回来之前，必须把三个树苗的坑穴挖好。
“好的，老板，好的。”施达夫纳用一种抑扬的声调说着，似乎平生除了栽种树木和挖掘坑穴而外，他啥也没有干过。虽然还不曾问过报酬，施达夫纳也还是听任主人特里勃先生出去办公了。
对特里勃一家，施达夫纳没什么可报怨的。他住得近乎奢侈，是在后院一个10呎×8大小的钢筋小房子里。一天三次，每次能吃到一盆面汤，早晨的浓些，中午的掺有味汁，晚上就相当于有些烧焦了的布丁点心，此外，能得到白人桌上的残羹。
他出于感激的心情，用九牛二虎之力把坑挖好了，挖得那么深。晚上，他在残烛光下细心看着传单，而后躺下安睡。
下个星期六，施达夫纳出去参加一个大会，他为在广场上听到的那些演讲感到兴奋。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非洲人”这个词儿。他已习惯人们把他叫做卡斐族人了，最最习惯的，甚至是“该死的卡斐族人”、“土民”或者是“黑鬼”这些称号，因而他感到“非洲人”这个称号非常珍贵。它根本不同于一切别的称号，甚至值得当作一种头衔摆在他的名字后面。譬如说吧：施达夫纳·伏发罗斯——“非洲人”。
他在这个大会上，与老相识——公务员焦勃斯邂逅重逢了。每当演说的人说了一些精采的话时，焦勃斯便撞一撞这个年轻人，犹如在替演说辞加着标点符号。在当作讲坛的载重汽车上面，站着卡勃施达地方大会书记松德斯·赫勒。他说：“大会并不在于反对白人，非洲人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任务，就在于争取跟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赫勒之后，波尼伐士·胜西发言。他说：“非洲人不仅仅需要选举权利，而且一定要争取到一种较好的生活。”……就在这时，施达夫纳受到猛烈的一撞。待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捕了。公务员焦勃斯还来得及躲避，而施达夫纳，偕同其他四十个非洲人，一齐被押走了。
在警察局里，警察们一筹莫展地站在施达夫纳的对面，因为他根本交不出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任何文件。
“那就报报你的名字吧！”终于，其中一个警官说道。
“施达夫纳·伏发罗斯，老总。”
“血统呢？”
“非洲人！”施达夫纳说到这个称呼，兴奋起来，因为能够运用这新的词儿了。
警察惊愕地瞅着施达夫纳，同时喊道：“那么就是说，是个非欧洲人了！出身哪儿？”
“非欧洲！”施达夫纳出于一种要补偿刚才思想上的迟钝，赶紧声明。
警察把施达夫纳的左耳扭了扭，为的是禁止他继续藐视官方，同时查问施达夫纳生在哪个村落。
“在一个非洲的诊所里，”可怕地停顿了一下，“我原来是要说，在一个非欧洲的诊所里面。”
“多大年龄？”
“就说是十六吧。”
“判过刑吗？”
施达夫纳以为没有判过刑，因为他想不起犯过什么罪。
记下口供，同时把施达夫纳的传单没收之后，警察断定面对着的这个非洲少年，乃是一个固执的共产党员。施达夫纳被判处在东方特朗斯瓦尔地方一些大规模的垦殖田上进行四个月的强制性劳动。
就在这几个月里，施达夫纳总是回忆着那次大会，认定在那里了解到的哲学是有它好的地方的。他可不是贪得无厌的人，可是他感觉到，即使像他那样的人，也能有一种权利，即使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至少还有得到一件新大衣的权利。
附注：这篇作品译自南非进步作家谢维斯特·施达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二等出租汽车》。这部小说描述了黑人男孩施达夫纳怎样跟千千万万的南非人民一起，投身到争取人权的斗争中。上面就是这部小说里的一段。
〔高剑秋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