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文艺创作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
秦犁
全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文学艺术应当表现我们时代的种种矛盾和斗争。这是文艺创作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新的时代新的群众正在以主人翁的气概，以空前未有的自觉性，进行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革命运动，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他们迫切要求文艺作品反映他们所进行的各种斗争，提出和回答他们在斗争中碰到的重大问题，鼓舞和启发他们。我们的文艺是属于人民的，理应满足人民的这项迫切要求。
我们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应当积极地为阶级斗争服务，充分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在目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文艺的战斗性不仅不应有丝毫的削弱，相反地需要进一步地加强。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正是加强文艺战斗性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不但是广大群众的要求、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要求，而且也是文艺本身的要求。
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是充满矛盾的。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生活发展的辩证规律。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存在着种种矛盾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的矛盾斗争。围绕着这个主要的矛盾斗争，还存在着其它一些矛盾斗争。正是这些矛盾斗争决定着生活的发展道路。文艺创作要真实、深刻地反映生活，就需要表现这些矛盾和斗争。文艺创作要获得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也需要表现这些矛盾和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告诉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把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并且告诉我们，这种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作品能够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我们的文艺领域已经出现了像《白毛女》、《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红岩》以及最近时期演出和放映的《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双双》、《槐树庄》等等许多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它们通过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丰富多采的生活面貌，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富有特色的人物形象，从而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战斗意志，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它们不愧为“生活的教科书”。看了以后大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但是，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也还有一些内容肤浅的作品。这些作品没有认真地通过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去表现生活。它们或者是不写矛盾，只写一点表面的生活现象；或者是避重就轻，只写一点细小的矛盾；或者是刚刚接触到了一点重大的矛盾，就迅速地把矛盾调和或轻易地解决。这些作品也有人物和故事，但人物往往不是矛盾双方的有代表性的分子，故事也往往不是矛盾斗争的逻辑发展，因而人物的典型性不强，故事也缺乏引人入胜的魅力。这些作品原是要歌颂新人物的高贵品质、歌颂新社会的光明伟大的，但由于没有通过或没有很好地通过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因而这种歌颂往往显得空泛无力。（当然，我们并不要求某些短小的作品，例如一首短小的抒情诗或一幅风景画也表现矛盾斗争。但是，一般地说，像小说、戏剧、故事片电影等等是需要通过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表现生活的。）
我们的文艺应该以歌颂新社会的光明为主。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涌现出大量的新的光明的事物。它们是生活的主流，代表新时代的本质。要说什么是生活真实的话，新的光明的事物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生活真实。我们应该以满腔的革命热情，表现这个最大的生活真实。应该以歌颂的笔调，雄伟的气魄，表现新事物的美好本质及其不可战胜的威力。应该用光明的事物照亮人民的眼睛，增强人民的胜利信心。即使在某个局部的范围内，消极力量一时占了上风，我们也要善于指出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在整个不可抗拒的正面力量的气势下，那消极力量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表现新的光明的事物和表现矛盾斗争并不是毫无关连的两件事情。新的光明的事物总是在同旧事物的比较和斗争中存在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艺要表现新事物，也需要通过矛盾斗争，让新旧两种事物交锋。经过交锋，对新事物的歌颂既歌颂得最有力，对旧事物的批判也批判得最有力。
把新人物与矛盾斗争分割开来的作法，不是一种正确的作法，至少不是一种最好的作法。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把新人物作为矛盾的主导方面。生活中的英雄不是从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旧势力的英勇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文艺作品要创造成功的英雄形象，也需要把他放到斗争的风暴、斗争的漩涡里去，让他在大风大浪里经受考验。困难愈大，阻力愈顽强，矛盾愈复杂，斗争愈尖锐，就愈能突出英雄的本色，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红岩》里的许云峰、江姐等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就是在同反动势力的激烈、复杂、严酷无情的斗争中树立起来的。《红旗谱》里的朱老忠，《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创业史》里的梁生宝，《董存瑞》里的董存瑞，也都是在尖锐的斗争中成长为出色的英雄人物。最近放映的电影《李双双》和上演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也创造了几个神采奕奕、有声有色的先进人物的可爱的形象。《李双双》里的公社社员李双双，她的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大公无私，爽直乐观，敢于和生活中一切违反集体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物、新个性，是一个足以供人仿效的光辉榜样。《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连长鲁大成，战士赵大大，也描绘得极有特色。他俩虽然都“脑子少根弦儿”，刚到一个新环境中去时，有点简单化，但是却能抵御资产阶级“香风”的侵袭，入污泥而不染，在和平环境中保持革命战士的战斗的本色。李双双也好，鲁大成、赵大大也好，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都是在矛盾斗争中显露出来的。离开了同喜旺以及金樵等人的比较和斗争，离开了南京路上的种种斗争，就没有这几个可爱而又可敬的人物性格。矛盾斗争是英雄的“用武之地”，回避矛盾斗争就会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就会把生活中的新人物写成没有生命的稻草人。我们不少作品中的党的领导人形象缺少光采，往往就是由于让他游离于矛盾斗争之外，仅仅作矛盾双方的裁判员。回避矛盾或者把矛盾简单化，避重就轻，是最容易不过的，但要创造新人物的光辉形象却就难了。
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是文艺作品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最好的途径。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是文艺表现新人物、歌颂新社会的最好的途径。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是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最好的途径。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是文艺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好的途径。——这是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我们应该通过这条途径进行创作，经常深入地研究各个时期生活中的矛盾斗争的具体形态，真实地、集中地加以反映。决不可绕开这条途径，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走“无冲突论”的歧路。
“无冲突论”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最大特点是闭着眼睛不看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无冲突论”的作品是违背生活真实、主观臆造的，是没有生活实感和战斗气息的，也是不可能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的。“无冲突论”的作品不但不能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提高人们的阶级警惕，反而会麻痹人们的斗志，让人丧失警惕性，以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无冲突论”的作品是与我们革命文艺的战斗传统水火不相容的，正如最近文联召开的会议所指出的：“无冲突论”的作品是没有人要看的。
我们的文艺在描写民主革命时期的敌我矛盾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产生了一大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相形之下，在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就比较缺乏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存在着敌我矛盾，即未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将长期存在，时起时伏。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时时刻刻企图复辟。他们通过腐蚀干部，造谣破坏，反攻倒算，以及散布封建迷信和封建宗法观念等种种方式，千方百计企图恢复他们过去的“好日子”，妄想重新骑到人民头上来作威作福。我们的文艺应当揭露这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擦亮群众的眼睛，激发群众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革命热情。我们反映这种矛盾的作品还不多，最近演出的《夺印》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夺印》描写的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生活中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反革命分子和我们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以陈景宜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通过对生产大队长陈广清的拉拢腐蚀，篡夺了小陈庄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它形象地告诉我们：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一有机会就会实行反革命复辟，我们必须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夺印》这个剧是扬州专区扬剧团创作和演出的，演出之后许多兄弟剧种纷纷移植，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欢迎。这说明反映现实生活中敌我矛盾的作品是群众需要的，只要反映得准确、真切、有鼓舞人的力量，是会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的。
在今天尤其需要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解放前也存在，但在敌我斗争激烈的形势下还不显得突出，在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成为突出的、大量普遍的了。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新的人民的时代向作家艺术家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是文艺创作必须解决、不能回避的课题。解决这个课题是有困难的，但我们必须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
人民内部有哪些矛盾呢？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谓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反映这些矛盾。描写这些矛盾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先进，克服落后，为了提倡正确的作风，反对错误的作风，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为了扫除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巩固我们新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相反。
在表现敌我矛盾的时候，需要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同样需要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根本方法。只有运用这个观点、方法，才能透过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而洞察其内在本质，透过人们的言论、行动而洞察其背后的阶级倾向，不为种种表面现象所迷惑。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另方面是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既然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现象，就不能不经常是社会各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直接或间接的表现。既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那么，社会生活中的其它矛盾，包括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就不能不经常受到主要矛盾的影响，或者和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观点就是我们观察生活的“慧眼”，打开生活奥秘的钥匙。必须具备阶级观点，对社会生活才能看得准，看得深，描写得正确。
当然，所谓运用阶级观点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全部是阶级矛盾，也并不是说文艺创作只要反映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有同志把人民内部矛盾全部看做是思想认识、工作方法上的矛盾，这显然是错误的。反过来，有同志又把人民内部矛盾全部看做是阶级矛盾，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社会上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当然是阶级矛盾。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有一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属于阶级矛盾，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思想认识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全面或片面，这一种片面和另一种片面）引起的，不属于阶级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两条道路的矛盾，文艺创作需要深刻地多方面地加以反映；对于人民内部的其它矛盾，文艺创作也同样需要加以反映。而且，不论是对于阶级矛盾或者其它矛盾，都必须运用阶级观点才能分辨清楚。用超阶级观点不可能认清矛盾的实质，也不可能表现得真实、深刻。
我们的一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成功的作品，其达到成功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家成功地运用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柳青的《创业史》就是如此。《创业史》出色地描绘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敌我矛盾，即以中共预备党员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同以富农姚士杰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之间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同时也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内部矛盾，即梁生宝同以富裕中农郭世富、郭振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梁生宝同具有两面性的农民形象梁三老汉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些矛盾斗争的深刻描绘，作品在一幅广阔的画面上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初期我国农村生活的丰富多采的面貌。作者在反映这些矛盾斗争的时候，阶级观点非常明确。他非常清晰地描绘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物的精神状态，让各个人物作为一定阶级、阶层的代表的身分出现在作品里。因而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无聊的争吵，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历史的必然的冲突。倘若作者离开了阶级观点，很难设想他们之间的斗争性质会变成什么模样。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等等，也都是反映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作品（其中，《山乡巨变》还反映了敌我矛盾）。其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成功之处，也无不得力于作者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表现人民内部的落后思想的问题。
由于反动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思想影响，由于旧社会各种习惯势力的影响，在人民内部不能不存在一些落后思想。这些落后思想现在正处于改造的过程中。文艺也有必要描写这个改造过程，有必要通过对落后思想的批评帮助人民丢掉这些落后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又说：“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可见，对人民落后思想的改造过程是应该描写的，对人民的缺点是可以描写和批评的，而且进行这种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进行批评。毛泽东同志指出：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
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
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
去了。
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是我们描写人民缺点或落后思想的准绳。只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对人民内部落后方面的描写才会做到恰如其分。赵树理、李准等许多作家，就由于作者从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出发，为了达到正确的目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对劳动人民内部的落后人物落后思想及其改造，表现得恰到好处。像赵树理所塑造的富裕中农形象糊涂涂、常有理等，像李准所创造的具有两面性的农民形象宋老定和具有好人主义思想的农民形象孙喜旺，就刻划得真实、深刻，他们的落后思想及其改造过程就表现得入情入理，因而这些作品在群众中发生了良好的影响。
根本的问题在于作家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立场、观点、态度、方法正确了，在描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就可以纵横驰骋、挥洒自如，就会感到人民内部矛盾的领域是一个丰富多采的无限广阔的天地，而不致感到进退维谷、把握不准。李准不久以前发表的《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李双双”创作上的一些感想》一文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好：
……我感觉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是有多么丰富广阔
的天地啊！感谢党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斗争的规律
性，文学创作脱离了这个领域的斗争，那是不可设想的，它不可
能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
事实确实如此。人民内部矛盾的领域确实是一个丰富广阔的天地。文艺创作应当大力地表现这个天地里的种种矛盾斗争。上面提到的《创业史》、《三里湾》等作品就因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天地里的一些带普遍意义的矛盾斗争，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等作品，也因为生动地反映了这个天地里的一些带普遍意义的矛盾斗争，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我们今天，文艺创作如果脱离了这个天地里的种种矛盾和斗争，的确是“不可设想的”，“不可能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