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延安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飞向延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校 刘善本
一九四六年。
灰色的云沉重地笼罩着黄浦江，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美国登陆舰的大舱里；那一头，码头工人在沉重的货箱下挣扎，箱子里装的是美国卡宾枪、罐头、香烟、口红……
我伏在栏杆上，面对着这幅阴风惨惨的图画，心头像压着沉重的铅块。看看手里的报纸和杂志，那上面洒满着一片血泪！——美国吉普车制造着惊人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两百多人；湖南饿死人三百多万；物价不断地飞涨；军队源源开往前线；要员们为内战日夜奔忙……。
回想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参加了空军。可是，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千方百计逃避作战，躲在后方保存实力。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我所在的空军八大队，从成都逃到兰州，从兰州逃到嘉峪关，还逃到靠近新疆的安西。一九四三年八月，国民党当局又把我们派往美国受训。日寇投降，我们回国，却要把我们投入内战，怎不叫人愤慨！
我怀着苦闷的心情，向寓所走去。路过书摊，看到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我买了一本。回到家里，就把全部精力倾入书中。书里的精辟论述，好像一只巨手掀开了遮住我视线的帷幕，突然使我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看清楚了中国人民的前途。
有天晚上，我在收音机里找到延安广播电台。从此，每天晚上，我都关掉屋里的灯，倚在收音机旁，聆听着延安的声音。延安，这是我向往很久的地方，现在，我更应该听从真理的召唤，坚决去延安！
我知道，飞向延安，途中埋伏着多少危险；我知道，飞向延安会给我的家属留下多大的危险。但不管怎样，不能对准真理开枪！
就在这时候，我们接到了命令：限令八大队在六月二十三日前将昆明的无线电器材全部空运成都。这次共起飞七架B—24型轰炸机。我是作战训练科的飞行参谋，借口需要掌握气象及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参加了飞行。
行前，我作了种种准备工作：隐藏了在八大队当机械兵的弟弟，归还了欠人的债务，并找了两份西北地图，一册导航资料，两支手枪，照像机等等。为了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我借口气候不好，推迟了起飞时间。从上海起飞后，七架飞机各飞各的，并不编队。副驾驶张受益，大家叫他小受，是个炮筒子脾气。其他五个人，有四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和我也处得来。只有绰号“鬼样子”的领航员李彭秀比较难对付。
飞机在昆明，装上器材，二十四号早晨就准备飞往成都。这时，昆明天阴，我借口询问成都气候，跑到气象台要气象图看。糟糕，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下大雨。好像兜头挨了一盆冷水。其他飞机都起飞了，我们也只好起飞。爬到云层上面，飞机平稳地飞行着。我的心涛起伏：这趟就这样失败了吗？不，我还得尽最大努力争取时机。延安机场的导航台，导航资料上注明“要求开放”，预先没有联络是不行的。张家口广播电台波长是在一千三百K·C·左右，它的广播时间我早记住，完全可以利用来导航。我偷偷量了量地图，从昆明飞张家口，要经过重庆附近。我想，不如先飞重庆，到人烟稠密、交通方便之处，向他们说明，要他们跳伞，他们顾虑少，就会愿意了。
于是我唤醒了副驾驶，把领航员、机械员都叫来说：“你们听，新津（成都附近）的导航台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重庆台的声音却很大，现在又看不见地面，我看不如先飞重庆，再飞成都，免得迷航。”
谁知，他们都不同意，认为经过重庆太绕路，何况地面已经通知新津，导航台一定会打开的。我的理由本来不充分，无法说服他们，只好作罢。只是心里非常懊恼，眼看这满飞机的无线电器材，是送不到解放区了！
二十六日，早晨起来，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我们来到新津机场，无线电修造厂的副厂长老陈正在机前等我。他是搭我们飞机去昆明的，和我是老熟人，和别人都不认得。从他身上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主意，于是我在同机人员面前，替他吹嘘了一顿。然后拉他跳上吉普车，在机场里兜了两圈。
起飞后半个钟头，可以开始执行计划了。我便站起身，暗暗拉了老陈一块来到后舱。
我用极其严肃的口气对他说：“老陈，我们前边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他一听，脸色顿时惨白，央求着说：“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呀……你借个降落伞，我跳下去算了！”
“不行。我们现在云上，下边是山是水也不晓得。如果掉到大山里饿死了，怎么办。”
老陈听了，一屁股坐落在二层甲板上，两眼发直，一声也不响。这时，我回头一看，在机尾甲板上横竖地躺着几个人，这是通讯学校的毕业生，去昆明探家的。正好，倒可以借他们壮壮声势。于是，我把后舱门闭上，回到了驾驶舱。
“糟了，糟了！”我装着惊慌万分的神情。
领航员、机械员和副驾驶都连忙围上来问：“出了什么事？”
我说：“先转回成都再说。”
等飞机转了方向，我才紧张地低声说：“糟了，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
驾驶舱里顿时轰动了，你一言他一句地吵闹起来。这时我趁大家混乱的时候，用脚把副驾驶座椅旁的手枪踢过来。子弹夹取下来，放进裤腿口袋里。机械员的枪放在我座椅旁的盒子里，我去后舱时，已经摘下了他的子弹夹。通信员的手枪也早拿到手。飞机上的全部手枪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了。
“我的朋友也是个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看怎么办？”我征求他们的意见。
大家沉默了一会。副驾驶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声说：“我去跟他们讲理去！”
我一把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去，你毛里毛躁的，准坏事；你一个人惹了祸，大家都跟你遭殃。”这一说，大家都不让他去了。他坐下来，叹了一口气说：“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
我趁热打铁地说：“对，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我们就送他们去延安。老李，你找出地图来量一量。”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只有“鬼样子”眉头打着结，我知道他是在想歪点子了。果然，他一拍他的图囊说：“没有带西北的地图，这可没有办法啦！”
其实我提包里有西北地图，但直接说出来不好。同时，刚才副驾驶想到后舱去说理，倒使我想起万一后舱的人跑到前面来，西洋景不就拆穿了吗？我就说：“我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地图，不能飞延安！”
老陈两手抱着头，躺在后舱二层甲板上。我说：“老陈，你知道到延安去是性命攸关的事，你可千万不要到前边去！否则，发生了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你也告诉他们。”我指了指躺在机尾甲板上的几个人。他们大概因为初次乘飞机，都晕倒了。
说过后，我把门都关闭好，急急回到驾驶舱宣布道：“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送到延安。地图就在那里。”我指指从气象台拣来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地图。领航员过去，翻了翻，没有。这时，我也过去翻，趁他们没注意，在我提包里，把西北地图拿出来。我说：“什么时候把地图塞到我提包里来了！”小受说：“准是你和他兜风的时候。瞧你朋友那副神气，我就知道来头不小！老资格的地下工作。”
检查地图，秦岭最高峰是四千多米，这时无法判定飞机的确切位置，只好把飞机上升到四千三百米飞行。这时，“鬼样子”趁机想了个坏主意：“他们后边没氧气，我们继续上升，把他们憋死！”我说：“鬼样子你怎么啦？共产党遍天下都有，你整死了这几个，你还想活吗？”小受是躁脾气，一听这话，火了，也哇啦哇啦向他吵了一顿。
飞了一会，左下方发现了一条河，河东边有一个城市，按方向、时间计算，应是甘泉。我把地图拿过来，自己计算，从甘泉到延安要八分半钟，过了一条山岭，有三条河岔的一片开阔地展现眼前，依地形看，应该是延安了，但是，既看不见城市，也没有机场。我们就在这个河岔上空盘旋寻找。
“看，那边有房子！”小受忽然喊起来，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一座高大的青色砖瓦房子（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杨家岭礼堂）。我立即向右转弯，一条明显整齐的跑道出现在前面。我高兴极了，对正跑道右边的山飞去。这才看见左边山腰上一排排密密层层的窑洞，原来延安城在这里。
我又突然想到危险。我们距山顶只有几十米，下边一开炮不就打下来了吗？绕过宝塔山，飞过跑道，我急忙喊：“放下起落架，全关油门，全放下襟翼”，飞机向左急转弯，对正了跑道，我将机头一推，迅速下降，便着陆了。
可是，我的心又被另一个念头抓住：万一不是延安，而是国民党机场，那就糟了。我没有关掉发动机，准备随时重新起飞。这时，两个穿灰色军服的士兵，两手端着枪向飞机走来。看到他们含有敌意的行动，说明不是国民党机场，我完全放了心，一伸手，把四个发动机全部关掉。
直到这时候，我的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也是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是确实到了延安。我跳下飞机，跑到一位同志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们是来反对内战的。”
到达延安的第三天，毛主席邀请我去吃饭。当我真正握着毛主席的温暖有力的手掌时，许多话，奔涌喉头，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好容易说出了这么几个字：
“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