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齐，泰山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人心齐，泰山移”
新华社记者　莎荫
这里——山西省曲沃县杨谈公社的杨谈大队。
夏天，烈日暴晒着；风，把人的鼻孔都吹干了。年轻人光着脊梁，淌着汗水，从三十丈、四十丈深的井里绞上一小桶水来……。
大地倾斜着，田野像不规则的台阶。一万四千多亩耕地，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块块，一块一块地挂在山腰里。梯田的断面上，薄薄的土层和灰褐色的石渣交替着，仿佛有意告诉人：看，多么瘠薄的土地！
重山秃岭，砂石地板，风多雨少……，但是，这不代表杨谈，也代表不了杨谈。
层层梯田，整齐，干净。茁壮的棉苗，在几十米长的田垅里，笔直地站着，一行又一行。麦穗在微风中荡漾，给塔儿山涂了一层金色，一片连一片。
三千八百五十亩棉花，在七百七十块地里，像长在一块地里一样！八千零四十五亩小麦，在一千六百零九块地里，也像长在一块地里一样。
去年，这个大队粮棉双丰收，一年向国家出售了五十万斤小麦、三十万斤棉花，集体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也在不断高涨。
这才是杨谈。
一
“人心齐，泰山移”。杨谈大队九个村，七百二十八户人家，两千多个社员，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里，把步伐调整得整齐划一。而统一人们意志，划一人们步伐的旗帜就是：“一心向集体。”
要上千人干的活儿像一个人一样，生产队的干部们当然要严格要求每个社员把活儿做得合乎统一的质量标准，但是，杨谈的生产队干部们却把这种严格的要求首先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身上。五队副队长李来旺是个老贫农出身的社员，他的小儿子李小锁，做活儿毛毛草草。队里规定锄地寸半深，他只能锄一寸，规定不准伤一棵苗，他却做不到。社员们见他年纪小，也没说什么话。但是，李来旺发现这些情况以后，一天就把儿子喊到跟前说：“你以为多赚几个工分就好？工分不是钱也不是粮，粮是地里长的，地种不好，它的工分值几个子儿？”他把儿子狠狠批评了一顿，又通知生产队记工员，让他们把李小锁干的活儿查一下，质量不够标准的把质量工分扣掉。当时有人劝他说：“不要这样，孩子究竟还小哩！”他却说：“等大了再教育，那就费劲了！”
过去，杨谈年年种棉花，年年苗子出不齐。三队队长许德胜琢磨了几十天，到底设计出一个新玩艺：平沟器。把平沟器安在犁底下，要多深是多深，要多宽是多宽。结果，用带平沟器的犁种棉花，把全大队三千八百多亩棉花的播种深度控制在一个水平上，种上后出苗齐，长得匀。这么大的创造，不要说杨谈大队，曲沃全县都推广了，社员们自然说好。有人建议奖励许德胜，他听了摇摇头说：“全杨谈哪个人没有在生产上下功夫？只要咱杨谈棉花产量提高了，不就是对我的最大的奖励？”
这里还得讲到第十二生产队队长武德胜的一件事。虽然它从表面上看来和生产没有什么直接关连，但是，人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武德胜对待集体生产的那种忠贞不二的精神。前年三月间，武德胜的孩子娶了媳妇。她叫张海梅，娘家在八倾大队。过门十二天头上，张海梅到队里的苜蓿地上采回来一堆苜蓿，刚从大队开会回来的武德胜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抱起苜蓿就召集社员开大会。他跟社员们说：“苜蓿是咱队牲口的粮食，社员大会早就宣布过，社员拔苜蓿，拔一斤苜蓿还一斤粮，干部拔一斤还二斤，今儿个我家有人拔了，请大家过过秤，该还多少？”当场过了秤，定了还粮数，把苜蓿喂了牲口，武德胜又作了检讨。晚上回了屋，他把儿媳妇叫到跟前说：“当社员，得把集体看成自己的家，一点都不能含糊。”一次社员会，一次谈话，儿媳妇从心眼里佩服了公公，说：“爹，你往后就放心吧，我一定把队当成家！”
干部们把心都交给了集体，社员们心里乐开了花，他们也就更加热爱集体了。在杨谈，许多社员成天惦记的不光是自己挣了多少工分，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做的活儿是不是对得起集体，是不是对得起社会主义。
杨宏才是第十二生产队的社员，他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叫杨稳娃，去年高小毕业后回家参加了生产。杨稳娃头一天回家，第二天就扛着锄头下了地。她和一伙年轻人在一块地里锄棉花，一早晨锄了六垅。姑娘挺高兴，觉得自己没叫别人拉下。不想，在另一块地里锄地的杨宏才却把稳娃的活动都看在眼里，再不让女儿跟上别人干了。稳娃不知道父亲是啥意思，就说：“怎哩？人家锄得挺来劲的！”杨宏才说：“光凭来劲能把生产搞好？我种了半辈子地，一早晨没歇，才锄了五垅，怎么你头一天上地，一早晨就锄了六垅？光图快能给队里多收棉花？”爸爸一开导，稳娃后悔了。说：“就是哩，咱光顾赶人家，有的草就没锄净。”晌午，别人休息她不休息，又抽空把早晨锄的六垅棉花重过了一锄。
第五生产队种了二亩高粱，中耕时候，队长杨发家忘了安排。这事让队里黄天德几个老社员想到了，他们也没吭气。中耕棉田时要路过这块高粱地，他们就去时捎一垅，回来捎一垅，一天三晌捎六垅，几天工夫就把二亩地中耕完了。他们既没有告诉人，也没有到生产队开工票。过了些天，杨发家忽然想起了这二亩高粱，到地里一看，吃了一惊。他以为这一定是四队或三队的社员耕错了，就跑去要给人家补工，不想这两个队都说没这回事。回来他又挨个问，问到黄天德老汉时，黄天德说：“那还值得三番五次打问，社员就该替队长操一分心！”杨发家急得不行，说：“还没给人家开工票哩！”黄天德说：“那有啥要紧！又不是搭整晌干的，捎捎带带还记啥工！”
千人一条心，一心向集体，这就是杨谈大队干部和社员们的精神状态。　
二
杨谈大队的几千条心变成一条心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斗争的过程。这是一场有破有立的斗争，而且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时高时低的斗争。
杨谈大队的社员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留下旧思想的烙印。他们当中有的人爱占点小便宜；有的人想着多挣几个工分，却不大注意农活质量；有的人也希望把生产搞好，却不很关心生产大队为提高产量所作的那些努力。杨谈大队党支部在长期工作中觉察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不反复地教育社员破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树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集体经济的基础就不稳固。
一九六○年的夏天，杨谈大队发生了这么两件事：五队社员李锁娃上了地，懒懒地抡起锄，隔三苗过一锄，在他锄过的地里草照样长着，地皮照样结着。四队两个社员用小平车送粪，规定一晌送五车，一车六百斤，送到地里分两堆。他们为多赚工分，一车分了三堆，怕检查，就把土填上。党支部认为这两件事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人在用旧思想从事社会主义劳动。长此下去，生产队是办不好的。于是，支部就把这两件事交给社员，一连讨论了几个晚上。讨论的事情只有两件、讨论的问题也只有两个：用自私自利思想能不能做好集体活儿？农活质量不高是技术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讨论的方法是把社员按十四个生产队分成十四个组，摆事实讲道理，从思想上深入分析，找出旧思想的阶级根源。这次讨论，思想挖得深，问题钻得透，大部分社员的思想提高了。有的说：“农活质量不在手上，是在人的心里。”有的说：“自私心的老家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贫雇农有了自私心就忘了本，要把大队生产搞好，就要反对自私心。”
经过这次大讨论，社员干活儿变了样。大队党支部见这办法有效，就当回事办，建立了经常的讨论会，并且根据社员意见定名为“开心会”，让各生产队常常召开“开心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劳动为了谁？”“思想往哪里走？”每一场讨论都以一件事为中心。五队社员陈宝善是个富裕中农，自私心太重，不关心队里生产，让他锄地锄不死草，让他间苗留不全苗。他有一张耧，偷偷把耧铧下了，不让使。社员们就讨论“陈宝善用什么心眼对集体？”第十二队社员任学廉，本是逃荒到这里给人扛长工的，这几年生活好了，有了自私心，锄地划个地皮皮，把苗苗硬是糟蹋了。社员们就开会讨论：“任学廉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社员们分析得深，把任学廉说得流了泪。说：“这两年，我把集体忘了，把车开到了岔路上！”
社员中经常讨论思想，党员干部中也常常讨论思想，而且讨论起来比社员的要求更严。大队党支部委员张发魁是一个一贯认真负责的干部，整年整月地操心地里的庄稼和集体的财产。可是，一九六○年秋天，有一次他路过桃园，随手摘下两个桃吃了。党支部认为：数量虽然不大，性质却很不好。支部马上就开党员、干部会，让大家讨论：两个桃说明什么思想？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有的队干部说：“两个桃是尺子，能量出人的思想觉悟有多高！”有的干部说：“不怕两个桃，就怕支配自己去摘桃的思想！”
革命是有破有立的斗争，杨谈大队党支部在领导社员严肃地批判自私自利思想的时候，也十分注意从正面树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他们创造了一种经常表彰人们热爱集体事业思想的活动，叫“表功会”。谁做了有利于集体的事，都在“表功会”上表表功，可以表自己，也可以表别人。社员们把这叫“传播先进思想”。去年，二队送粪买不到围车的笆片，老社员贾孔利趁看瓜的空闲时间，一个人不声不响编了十二个笆片给了生产队，使生产队送粪有了围车的东西，又省下一百三十多块钱，社员都说好，就把他送上了“表功会”。夏收打场，场里堆下成万斤麦子，突然下起雨来，社员史春广、韩武德几十个人，从各家抱来四十多条被子盖了麦，大雨过了，麦子没湿。这事也上了“表功会”。就这样，从一九六○年以来，杨谈大队有一千一百多名社员去“表功会”上表过功，被表过的好事就有四千多件。
“开心会”把人们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表功会”又让人们受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洗礼。日子一长，人的精神就有了飞跃，全大队的几千条心就像几千股流水汇向大海一样，汇成了一条心。
　三
精神变物质，物质又变成精神，在人们集体主义思想一天天增长的过程中，杨谈大队的集体经济就像安上了翅膀，飞快地发展了。
人人用先进思想学先进技术，先进的生产技术就一推而“广”了。
人人用先进的思想参加集体生产，严格的质量要求，就一推而“行”了。
人人用先进的思想看待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许多规章制度就被顺利地执行了。
于是，杨谈大队两千多名社员干的活像一个人干的了，两千九百九十九块地种得像一块地一样了。
于是，一九六○年平均亩产皮棉四十九斤，平均亩产小麦一百四十四斤的杨谈大队，在过去两年中有了一个突变。去年，三千三百零三亩棉花平均亩产一百零五斤，七千九百六十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百二十斤。
于是，杨谈大队社员们的收入增加了，集体经济越发壮大了。去年，全大队总收入比一九六○年增加二十万元，平均每人纯收入比一九六○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公共积累增加百分之十七，集体还储备了二十万斤粮食、五千斤食油。
集体经济的日益巩固和发展，也带来了人们集体主义思想的不断提高。当然，在杨谈大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车子开到集体经济的轨道上了。还有那么极少数尚未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不仅不喜欢集体，甚至恨着集体。但是，在这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变了，他们用集体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了。这，也就是使集体经济久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