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共领导人隆哥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 恣意歪曲事实猛烈攻击中国共产党 [复制链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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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共领导人隆哥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
恣意歪曲事实猛烈攻击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罗马消息：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发表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路易吉·隆哥接连发表演说并且在意共机关报《团结报》上撰写社论，恣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诬蔑、诽谤和攻击中国共产党。
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意共副总书记路易吉·隆哥就在米兰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干部大会上猛烈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隆哥在演说中，企图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责任，硬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他说：“对苏联提出的停止攻击和论战的建议，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支持，但继而始终继续执行同样的路线，加强他们的指责，从而使分歧公开在所有的人的眼前。”
但是，隆哥接着又表示，“问题不在于要知道是谁发动论战的”。他说：“更重要的是：中国方面以尖刻、敌视的语调进行辩论。”他诬蔑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同志始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他们提出严重的指责，往往变成一味诽谤、侮辱兄弟党的领导人”。
隆哥攻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是“一份以进攻性和诽谤性的语调编写的真正的起诉书”。
他还就意共党员批评意共领导人不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一事，诬蔑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种派系活动”。
隆哥把当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的重大原则性分歧归结为下面两个问题：“（一）避免战争，从而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二）各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遵循的革命发展道路”。他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一九六○年在莫斯科已经讨论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同志也同意了有关决议，然而今天他们却指责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忠于当时的决议。”隆哥还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并加以攻击说：“中国同志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同时他们又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中国同志就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又过低估计了和平的力量。”
七月二十一日，隆哥在《团结报》上就中苏两党会谈发表署名社论。他攻击中国共产党使人们对中苏两党会谈的希望“破灭”，因为中共“加紧进行不可容忍的分裂活动，把包括二十五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加以发表并在各国散发，而使这种活动达到顶点”。
隆哥吹嘘意大利共产党制订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并且遵照苏共公开信的论调诬蔑中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他说：“事实上他们只是重申我们的运动在其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所制订的一般的方针和原则，而不考虑现时代的特殊性。”
他还说：中国同志“在对原则、方针和共同决议冠冕堂皇地表示尊重之后，接着事实上就加以否定，他们谴责这些原则、方针和共同决议的任何实际运用，进行诽谤，把这种实际运用说成是‘出卖’世界革命的利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和道义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甚至‘发现’一些有巨大的不容置辩的革命功绩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的所谓效劳。”
隆哥诽谤中国共产党“任意把理论和实践割裂，把一般和具体割裂”。他说：“中国同志认为可以由他们徒劳无益地用重复革命词句和一再表示革命意向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教导以及这些原则和教导所启示的国际决议的正确运用，他们一点也不懂得把革命词句和革命意向真正地同有待改造的现实联系起来。”
隆哥竭力歪曲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他说：“他们不相信有可能束缚帝国主义集团、防止它们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这样，他们就表明他们过高估计帝国主义的力量，尽管他们在‘纸老虎’的问题上大谈特谈；过低估计工人和人民力量的动员和斗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为了论战的目的对工人和人民的力量颂扬备至。”
隆哥强调，鉴于意大利的形势和斗争的要求，“共处政策和缓和局势政策不仅应该是意大利国际政策的基础，而且应该是我们国内政策主要的因素。”他恶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段落妄加推论、加以阉割和作出错误的解释，据此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所包含的主要论点对立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不同的党的内部进行分裂活动。”
隆哥歪曲中国共产党关于当前世界矛盾焦点的论点，并且攻击说：“中国同志们认为，这样来提出问题，就能够对这些大陆的各国人民施展影响。但是，如果接受了中国同志们的这种立场，那么只能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既孤立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又孤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
隆哥总结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说：“怎样来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关于我们时代根本问题的方针、他们的指责以及他们的派系活动呢？”隆哥说：“脱离现实”、“对和平与革命的问题采取教条主义和学究式的态度”以及“不了解我们时代的具体情况”，“可能这些都是使中国同志们采取这种立场的因素”。他又进一步诬蔑说，也可能是由于什么“古老的民族矛盾的残余”、“发展水平的差别”、“历史的特点”等等因素所造成。
《团结报》十五日还刊载了它派驻莫斯科的记者的一篇通讯，说什么“中国人以各种方式千方百计挑起论战”，“导致按照派系斗争的最尖刻、最猛烈、最不调和的规律进行极端顽固的派系斗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