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日记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劳动日记
编者按：山东曲阜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刘从宪，今年夏收夏种期间，住在林前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短短的十天中，发现和解决了不少问题。由此可见，县社领导干部如果能够经常到生产第一线和社员群众同劳动同商量，不但不会影响领导工作，而且可以更深入、更及时地发现和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
六月四日
眼下就要割麦了。今天一早，我就下了决心，搬到林前大队去住。
这里的麦子还不熟，今天大部分劳力在坡里锄地。我和五队社员一起锄高粱。这个活我早先干过，但丢掉好些年了，猛一干，确实很累。社员见我跟不上趟，老让我歇着。他们自己锄长趟，叫我锄短趟。贫农孔繁润说：“乍干活，这样不行，得留点余步。”我心里很感动。
看看周围锄地的社员，青年人占多半。他们锄得顶快，但质量很次。高粱光耪沟，不清垅；谷子锄得浅，斩草不除根。什么原因呢？老农孔庆峨告诉我：“俺队耪地，不管好孬，一样挣分。青年人光赶趟子，你说他，他还不听。”正谈着，五队队长老桂来了。我问他包工是怎么包的？他说光包地块，没包质量。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立即开了个队长、老农会，决定锄一亩高粱、谷子，达到锄深、锄细、垅清三个条件，记六分工；达不到质量的扣分；质量特别好的加分。每天由队长、技术员检查验收。这个办法社员很赞成。青年们也说：“往后不好好学技术不行啦！”
六月五日
又去五队锄高粱。昨天那个办法真灵。今天锄的地，又深又细，看不见草。劳力比昨天少了十几个，地还多锄二三亩。
谈起麦收准备，社员说：“俺队今年的麦子拔的多，割的少。”我很奇怪。今年雨水多，为什么不抢割呢？他们说，现在还缺十五把镰，十领席。要买没有钱，贷款又不给。”我心里琢磨：全公社不是刚安排了一万五千元的贷款吗？怎么不贷呢？
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就去找信贷员小张。小张振振有词地说：“这个队太穷，借钱还不起。”这一下我才知道，贷款被信用社卡住了。当晚，找信用社的同志谈了话。他们思想通了，立即贷给五队六十元，全大队贷了一百六十元，以后全公社共贷出一万四千多元。麦收工具就这样解决了。
六月六日
太阳刚一露头，就开了一个公社干部碰头会。我先讲了讲自己这两天劳动的初步体会。大家一讨论，觉得需要全力以赴，投入夏收夏种。全公社二十三名脱产干部，只留党委秘书孔庆举同志看家，其他都下去蹲点，参加劳动。并提出下次开会比脸（是不是晒黑了），比手（是不是起茧了），比工作（发现和解决了哪些问题）。
今天是林前一队麦收的第一天。先试打，我开完会就到麦场去。一看，场里人太多，摆布不开。我一边翻场，一边找几个老农啦呱。六十五岁的军属张保玉说：“俺几个老伙计，起早歇晚，不多挣分；人家太阳过了屋顶才来，也不少挣分。”旁边一个老农田风合制止他：“别说了，给多少，算多少吧！”我看劲头不对，找支书和一队队长打听，原来打场是大包工，干部图省事，光包不评，不管干活好坏，技术高低，都是三一三十一。这怎么能调动积极性呢？
在收工的时候，我同他们研究了两个办法：一是把场里的劳力编成三个组，有压场、扬场的，有翻场的，有干杂活的，彼此分工合作。二是包工以后，按三个等级评分，有技术的为一等，没有技术但劳力强的为二等，既无技术劳力又弱的为三等，每一等相差二分，再根据表现好坏，适当加分或扣分。这样行不行？明天试试看吧！
六月七日
今天，一队实行了新办法，果然，场里的秩序好多了，工效也提高了。可惜，天气不好，不能晒场。趁这个机会，我在场里检查了一队的麦季预分方案。据支书孔庆连说：一队今年麦季，照顾户得占一半，共照顾一万多分。这样工分值就低了。正谈着，社员都围拢来，你一句，我一句，有的说：“什么人都照顾，干不干一样。”有的说：“不管拉地排的，开茶炉的，做泥工的，都照顾，太不合理。”于是逐户研究，果然是这样。原来确定照顾的二十七户，就有十七户不够条件。原来打算照顾一万二千多分，实际只要三千二百四十分就够了。接着，又摸了四个队，毛病大体相同，都是政策界限不清，照顾面太宽，结果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
傍晚，公社主任老彭来了。据他说，检查了十多个大队的麦季预分方案，都偏重于照顾的一面，忽视按劳分配的一面。看来，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地讲清楚。当晚，老彭就带着我们研究的意见，分头告诉各点，立即检查纠正。
六月八日
今天下雨，地里什么活都不能干。
饭后，我们学习了半天。重新领会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意义，越学越感到亲切。通过这几天的劳动，我们总结了几条收获：（1）干部坚持参加劳动，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非下决心不行。开始我们认识不足，顾虑很多。可是，一下来劳动，一接触群众，思想感情就慢慢起变化，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2）工作与劳动可以密切结合。这几天，我们在劳动中发现和解决的问题，比在机关里要深入得多。那种认为参加劳动就影响工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3）通过自己的劳动，对一米一粥来之不易这个道理，体会更深了。（4）领导干部要在落后队、困难队蹲下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蹲不下来，吃不得苦，问题就解决不了。
六月九日
雨后转晴，麦收进入大流。
我今天上三队割麦。站在地头一望，割麦的人真不少。方法是五个人割一耩，人碰人。一上午只割了四小块，约有二十多亩。割得很粗，掉穗不少。捆得也不结实，一拿就散。割一小块，休息半小时，窝工浪费很大。工分报酬更不合理，不管什么人，割一天麦给十分。
中午休息时间，我又用一队的办法，开了个地头会。把“大呼隆”的害处讲了讲，帮他们把劳力编了三个组，每组二十人，包工到组，每收一亩（包括割、捆、运），给八分。然后组内再根据干活质量、出力大小，评定每个人的工分。这样一搞，并不费事，可是，下午收麦的速度快了一倍，收得也干净利落了。
三队队长老范来找我，说队里只有三头牛，一头有病不能干活，一头要压场，剩下一头不能套车。照今天这样，一天就收六十多亩麦子，得运二十大车，无论如何也运不到家来。这确是个实际困难。晚上，我帮他们借来一辆马车，又帮助他们组织了二十多个人力，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六月十日
烈日当顶，三队割麦的社员，正在磨镰喝水。我在旁边无意中问了一句：现在大家搞生产是不是一个心了？有个叫孔昭来的社员说：“什么一个心，还有人穿着马褂呢！”我问：“什么叫穿马褂？”他说：“就是表面积极，心眼不好。”我还想盘根到底，他就不吱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下午，我和工作组的同志，分头找人个别谈话，经过一番了解，原来所谓“穿马褂”的，就是指三队贫农小组组长孔广东。这个人很坏，谁也惹不起。他虽然出身贫农，但抗日战争以后，曾跑到徐州跟他的地主叔叔过了五年，又当了两年国民党的兵，解放过来，不到三年复员回家。像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当贫农组长呢？问题大体清楚以后，即发动贫下中农处理了这个问题。从这件事暴露了我们原来的工作不深入，贫农组织根子扎得不正。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六月十一日
继续在三队割麦。利用午休时间，回公社开了个碰头会。大家把这几天参加劳动的体会、发现的问题交流了一下。这个会，时间虽短，却开得很活跃，过去发言不多的人，也有话可说了，内容丰富了。根据大家的座谈，在夏收夏种当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分配政策；一个是劳力组织、评工记分；一个是生产上的具体困难。对这些问题，都一个一个研究了具体解决办法。会后，各人回到队里，分头贯彻。我深深感到，这种指导工作的方法，既切合实际，又简便，开会误不了劳动，干活误不了工作。
六月十二日
到林前已经八天了。周围几个大队搞得怎么样呢？我很想去看看。
一清早，就上林西大队，割了一阵麦子。随后又上荀家村、毕家村、高家村、张王大队，跑了一圈。这几个大队夏收夏种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收成比林前还好，社员干劲也不小。
张王大队有一件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个大队的第一生产队，五十来户，二百多亩地，一九五九年只有四头牛，如今发展到十三头牛。饲养员告诉我：没有旁的窍门，他们算了一个账，买一头牛，得五千斤到一万斤粮食，一年要增产买一头牛的粮食很不容易。所以他们一直重视喂牛，坚持定草、定料、定膘、定肥、定繁殖奖的制度。原来两头母牛，四年来，大牛生小牛，小牛再生小牛，一头变五头。
张王大队的例子，给我很大的启发。搞农业必须有兴家创业思想。这种思想不明确，恰恰是我们的通病。回来以后，不但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前大队的同志，还告诉了公社的同志，提醒大家都注意研究一下农业生产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
吃完早饭，到夏家村去割麦子。这个一百多户、五百多人的小村，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场上麦垛如山，坡里麦浪翻腾。社员那种兴奋劲儿，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女社员孔宪英对我说：“俺村今年麦季比过春节还热闹，还高兴。”
大队支书、省劳动模范夏继盛同志笑迷迷地走来。我开门见山地说：“老夏！能超产多少？多交多少？”他回答得很干脆：“去年单产一百七十斤，今年可能搞到三百斤。征购任务是两万五，俺打算多交一些。”我又问：“社员口粮呢？”他说吃百十斤，队里还有万多斤储备。底子弄清了。我给老夏算了一笔账，夏家村今年小麦丰收从哪里来的？年初国家支援了队里两部抽水机，三辆马车，两匹好马，还有一部分化肥。一说这些，他立即说：“这样吧！我和社员商量一下，争取再多卖些余粮给国家，晒干后，一天交齐”。
从夏家村回来的路上，我边走边想：经过这一段社会主义教育，群众的觉悟确实提高了很多。只要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讲透，全公社的征购任务一定可以提前超额完成。
（原载《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