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进的道路上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在前进的道路上
方晓天
近几年来，直接上山下乡为社队演出，这还是第一次。因为我们事先在思想认识上、艺术质量上、劳动态度和群众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所以工作上受到社员们极大的鼓舞和赞扬。都说：“这不像普通的演剧团，这是工作队，这是老八路，这些人爱劳动，待人和气……”。
在连续三个月的演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英明、正确和伟大。文艺下乡不但是农村需要，同时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本身所迫切需要的。通过演出、劳动、访问、交朋友……，我们和农民之间的互相鼓舞和启发，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在艺术方面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一）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群众而艺术？当所谓“艺术的完整和统一”和观众的接受能力，以及喜闻乐见的习惯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是放弃我们的艺术观点呢？还是照顾群众的需要呢？这样的问题从我们下乡的第一天起，就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就以是否运用二道幕为例来讲：过去我们是很反对用二道幕的。认为这是艺术中最无能的一种表现。它使演员脱离了规定情境，破坏了艺术的真实与统一。可是这次为社队演出时，群众很不习惯闭大幕。每关一次幕，台下便议论纷纷：
“这么会儿就完了？”
“怎么老等着呵？”
“唉！这块大布（幕）就像一把菜刀，把故事给切断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究竟怎样来看待艺术的统一和完整？又如何来对待群众的欣赏习惯？在分散的农村，在男女老少皆有的场子里演戏，到底怎样来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又怎样才能使他们感到是连贯的？为什么我们认为统一的艺术他们却不能领受？这难道还没有说明我们和群众之间有着距离和不了解吗？另外，我们要好好想想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关大幕？因为历来在看传统戏时，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关大幕的手法，都是一口气连到底。他们认为这才够味，才统一。而我们一会儿一关幕，反而使他们感到是被菜刀切断了。这说明我们在编剧，以及导、表演的手法、风格等方面，都应考虑到农民群众的爱好和习惯。绝不能用我们所熟悉的或喜爱的（外国的）习惯来强加于群众的头上。
又如我们刚到农村演出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观众很难来齐。是什么原因呢？经过和社员们的接触才知道，乡亲们不听打三通鼓，简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看戏。于是我们尽快地向地方上的业余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学习了打通，以后每场演出，果然社员们都随着打通的节奏，愉快而准时地来到剧场。其次是观众看戏时不集中，常常视线停在乐队上，从每件乐器看到每个人。特别是对指挥的手势，觉得很奇怪。他们纷纷议论：“这是洋胡胡，那是大三弦……”还有人指着指挥说：“那个人前仰后合的是干啥的？”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后，也适应了群众的习惯，将乐队搬到台上的右侧角去了。过去在城市里演戏，台上哪怕是一个人的戏，台下乐池里也是二、三十个人伴奏，这次下乡，乐队减到八个人，工作得也很好。
另外，为了照顾群众的习惯，让社员更好地听懂我们所演的内容，我们把一些台词作了适当修改。这许许多多的改动，单纯从艺术的完整与统一，以及剧作的地方色彩来讲，可能是不及格的。但有一点我们是明确了：文艺工作者要为群众服务，首先就要有为群众服务的观点。既然送戏上门，就要想一切办法使群众听得清，看得懂。
（二）歌剧艺术是经得起考验的
综合性的歌剧艺术，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像社员们在看过演出之后所谈的：“有说、有唱、有表情、还有电光布景……，这可比袍带戏有意思。”看来，只要我们决心长期为他们服务，在各方面熟悉他们的要求，真正创作并演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歌剧是不难受到欢迎并得到农民群众的批准的。
我们中央歌剧舞剧院二团，近年来因演外国古典歌剧较多，曾被称为“洋团”。这次接受了深入社队的演出任务，感到又光荣又紧张，带着一种受考验、或试试看的心情下去的。通过三个月的演出证明：群众是欢迎的，演出效果是相当好的。当然首先与选演的剧目有关（《夺印》、《朝阳沟》、《三月三》、《木匠迎亲》），另外，当我们接触到真正的群众后，在我们的观念、观点和要求上也立刻起了变化。如在演唱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社员们听得清，如何作到先字后腔，同时也体会到字正腔圆及唇齿牙舌喉的灵活运用的重要。在这里，我们感到一切从内容出发，从为观众服务出发，从而探求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和表达艺术的手段的重要。我们二团的声乐基础不同于一般地方剧种的“真声体系”，而是所谓的“假嗓子”或“洋嗓子”。但经过为群众演出证明，只要我们创造性地将西洋发声法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来运用，而且在用的当中不断的加以修改和丰富，它就可以做到为我们的群众所需要和喜爱；具体的讲，就是在发声方面努力避免颤音。因为社员们曾形容我们有些人的唱“呜呜的，像哭一样”。在语言方面：我们从单字到句子，语气、语势及整个的语言风格等，都不断有所探求。我们一方面发挥和运用了西洋发声法的持久圆润等特长，另方面也打破了口形不变和统一的共鸣位置等清规戒律。在三个月的连续演出中，在社员们的监督和我们自身的努力下，群众认为我们的唱，不但听得清，听得懂，而且还好听。他们说：“就像戏匣子里唱的一样，刚中有柔，柔里又有刚，一点不带岔的。”
我们感到在声乐方面主要的收获：首先还在语言和发声之间作到了统一，而且主要的是使发声服从于语言，服从于所表达的内容，不是为了声音而牺牲了内容（语言）。其次是在吐词咬字、声音的表现力上有很大进展。再其次是西洋发声法经过不断改进，是可以为我们的群众所接受的。第四是我们在三个月的连续演出中，没有一个演员得职业病（即声带出毛病）。这证明我们近几年来在声乐方面的训练是有成绩的。
在表演方面，我们感到群众的欣赏能力很强，他们讲究唱得要好听，有味儿，道白要有声有色，表情要动人……。也正是我们要求的“唱、念、做、打俱佳”，手、眼、身、法、步要配合得恰当。“有说，有唱，有表情”是群众给我们的评语。但我们感到，如果我们的形体动作能再提炼一下，更舞蹈化一些的话，将会更受看，更得到群众的爱好和更有艺术上的效果。
另外，在如何与观众交流这一问题上，我们也有较突出的感受。平时在大城市演出，只是醉心于“规定情境呵，想像的境界呵……”然而在农村，却往往是直接与观众打交道。如果能把角色（自己）和舞台上的对方及台下的观众巧妙而有机地联系起来，就立刻能紧紧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且立刻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由此种种使我们体会并认识到：农民群众已习惯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已有一套欣赏艺术的习惯，因此歌剧如何在剧本和音乐创作上，演唱和导、表演风格上，更创造性地继承传统艺术，已是迫不及待的任务了。只有当歌剧艺术在内容上能够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在艺术形式上能够被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时候，我们的歌剧艺术才能在广大的群众中（特别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生根、开花、结果。
总之，这次上山下乡演出，对农村、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本身，作用和影响都是深远的。我们的政治热情和劳动态度，以及群众纪律，能够做到坚持不懈，与领导思想及同志们的革命认识是分不开的。但是，在艺术上我们认为还应当建立长远的服务决心和打算。因为我们究竟不只是工作队，而主要的还是艺术演出团，因而我们的工作好坏，主要是通过艺术。比如我们这次的工作已胜利完成了，那么下次将拿什么作品带给农民呢？我们有多少为农民演出的保留剧目和独唱、独奏节目呢？我们应该怎样准备呢？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要创造经验，积累剧目……我们要树立长期为农村服务的决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为歌剧艺术的民族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