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报刊攻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 诬蔑中共采取分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捷报刊攻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
诬蔑中共采取分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
据新华社四日讯 布拉格消息：在捷共中央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在七月十九日发表以后，捷中央和地方报刊这些天来连篇累牍发表社论和文章，大肆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
《红色权利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的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采取“分裂主义做法”“有助于敌人”。它说，“中共领导在用拥护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声明和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号召，为自己实际上不同意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所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的原则作掩护，为自己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路线作掩护，最近时期以来它特别想不择手段地把这一路线强加给其它党”。
社论说，“中国同志明显地表现出丧失对革命前景的信心，不相信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不相信斗争和可以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的经济竞赛的力量。”
社论除了重弹苏共中央公开信和捷共中央声明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滥调，诬蔑中共领导“毫不犹豫地起来为个人迷信辩护”、中共中央“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推广到国家关系方面”等等之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去年秋天在保卫古巴的问题上的正确革命立场。
最近出版的《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非常不像样子的文章，攻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表现出“随心所欲地解释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成果和严重破坏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的团结的、自称革命的、空洞的和浮夸的激进主义”。
文章说，中共中央的信件“在激进词句的掩盖下隐藏着的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明智的、冒险主义的政策。中国的文件还避开任何去证实自己的二十五点的实际证据，这二十五点看起来像是由孔夫子的主张的幽灵编制起来的否定的教义问答”。
最近出版的《文化生活》杂志发表了鲁佩尔德特的题为《拿着红铅笔》的文章。文章说，“从中国信的严峻、寒冷、充满着生硬的教条主义逻辑的提法中，可以嗅到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而且永远不愿再经历的那种时代的气息”。因为我们很清楚，在一场火箭核子战争的亿万牺牲者（至少这样多）当中，大概也会包括我国的一千多万。因此，要求为了反人性的策略而付出残酷的人的牺牲，是荒谬的。同样，例如在我国也不能用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来象征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理想。”
文章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张得到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广泛的赞同，但它说，“中国的思想方法完全不是中国的，因为它渊源于革命前的左倾和至今还在苟延残喘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因此，它在世界上也有拥护者，首先是在那些与苏共二十大以来才开始克服的‘旧’时代有关系的人们中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论点甚至于在某些西欧国家共产党中找到了一小撮公开支持者，如在比利时，在意大利的工业城市帕多瓦，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中。这些论点在更大和更危险的程度上，在某些亚洲大党中，在南美以及在某些还没有共产党的非洲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口号、冒险主义和使‘有色’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脱离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的论点在那里有着生存的良好土壤——找到了支持者。”
文章说，如果说中国的论点“在人民民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中也有其暗中的支持者的话，那么，这也仅仅在那些对个人迷信的‘黄金时代’、‘安全时代’感到满意，害怕二十大的勇敢复兴过程，并且在思想深处想在贯彻‘中国路线’上投降的人们当中”。
《劳动报》七月二十三日发表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不公平和卑鄙地”责难苏共二十大，“捍卫那些旧的和早已受到人们谴责的方法”，在去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从北京发出的声音，缺少任何深思熟虑”。
社论颠倒是非地说什么“中共中央不仅不注意苏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而且还把分歧以粗暴歪曲的形式带到最广泛的国际场所中去。中国领导人常用捏造或歪曲的观点去指责苏共，这怎么能进行严肃的讨论呢？”
二十三日的《劳动报》还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着重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文章说，“中国同志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发展所谓自给自足、经济上独立的民族经济整体的道路去发展经济的原则，力图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局限在对外贸易领域，并把这一切说成是‘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但实质上却完全相反。”
文章诬蔑说，中国所拥有的劳动力来源和原料资源，“也不能给予中国同志以权利去置身于建设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客观必然的发展过程之外，更不给予他们以权利去破坏所承担的保证、从而直接损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在实践中贯彻威胁中国本身的共产主义未来的错误理论”。
斯洛伐克《真理报》二十三日发表评论，公然把中国共产党人同法国和西德帝国主义者相提并论，胡说什么法国和西德的“不调和地坚持要求核武装的人的呼声，同中国领导人在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所表达的观点之间，以及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采取的一切步骤所表现的怀疑和不信任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
　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化创造》杂志以《生命的立场》为题，刊载署名哥特列布写的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正确论断，说这是“把某种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学的语言运用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去，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可以带有纯粹的地理—民族色彩”。这篇文章叫嚷，“不能把列宁主义理解为适用于所有年代的革命行车时刻表”。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看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世界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因素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