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务运动等问题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洋务运动等问题的讨论
在不久前召开的北京市经济学会首届年会期间，国民经济史分组会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二，鸦片战争前清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关系的形式与性质；三，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现将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简介如下。
关于第一个问题，会上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中国民族资本有没有原始积累？它具有什么特征？有的同志认为，外国侵略者和洋务派官僚有过原始积累，而民族资本则说不上有原始积累。后者的资本只是外国侵略者和洋务派官僚原始积累的副产品。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具有先天软弱性的原因。有的同志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原始积累，是以帝国主义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为特征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不是由民族资本先有一个长时期的原始积累，而是由于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直接投资于新式事业。资金来源一部分是地租、高利贷和官吏所得等封建掠夺的直接转化，另一部分是资本帝国主义掠夺的余沥的转化。
至于如何确定企业的性质呢？一种意见认为，企业的性质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阶级出身。另一种意见认为，就投资者的阶级出身进行分析是必要的，但不能简单化，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原属官僚、买办和地主三位一体。因此，必须作具体分析，否则便会陷于片面性。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投资者的阶级出身进行分析是一种方法，但应该注意到各阶级中各个阶层的区别。此外，从资本的形态出发来研究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如果一个企业的资金是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又应明确究竟是什么样的商人。商人与买办的分界线有的很明显，有的很难划清。在后一种情况下，与其概称作买办，倒不如按商人的本称（如粤商、沪商等）为妥。第四种意见认为，企业的性质与其从资金来源入手来分析，倒不如从由谁控制，怎样控制，以及结合企业经营的目的性来考虑，会分析得更加准确些。
早期的官僚资本与后期的有没有区别？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有共同性。不过由于时代不同，它们的内容也有些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早期的官僚资本与后期的不同。洋务派的垄断是封建的垄断，类似封建社会的垄断盐铁。它是资金薄弱，回避竞争，害怕竞争，企图凭借政治力量而存在的一种垄断。因此，它与帝国主义的垄断有质的差别。帝国主义垄断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它具有雄厚的资本，主要凭借资本力量来进行竞争。
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发展的关系怎样？有的同志认为，在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由于国内、外资本主义企业利润都高，中国自然经济激剧瓦解，国内市场不断扩大，更主要的是外国资本还未在中国站住脚，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可以得到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个“黄金时代”被洋务派所“控制”。因此，当时虽有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也表现了投资现代企业的要求，然而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失去了可以得到发展的关键时机，并影响到以后也不能健全地发展。从这一点看，洋务运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阻碍和压制的作用。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窒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肯定的，但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发展作用。在这里，必须明确洋务运动庇护了哪些人。当然主要的是买办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或者说所得十分有限。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提法，认为应该提“损害”作用才恰当。
关于第二个问题，会上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苏州丝织业中，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一部分同志认为，鸦片战争前苏州手工丝织业在封建行会的支配下，机户机工的生产劳动活动受着行会的限制，还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那里虽然存在雇佣形式和加工订货的现象，但劳动力还没有成为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另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到鸦片战争前，苏州手工丝织业已经产生了资本萌芽。理由是：首先，雇佣劳动者（机工）是自由的，他们丧失了生产资料，开始摆脱封建依附关系，与业主（缎庄机户）的关系主要是货币关系。其次，有些机户掌握了生产资料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当时机工的自由是相对的，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束缚，因为他们还受到行会的约束，出雇时“各有常主”，在不同部门间不能随便转移，同时还受到国家的束缚和宗法制度的影响。这样就使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不能据此就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有的同志还进一步论证说，资本主义萌芽本身是一种过渡形态，不能不具有两重性。劳动者从能够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到完全能够自由的出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劳动力出卖的不完全自由，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特征。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完全自由，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在中国封建城市的手工业行会中，能否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第一种意见认为，在清代，中国手工业的行会制度日渐完备，强制性的作用日益加强，因而从中产生资本主义关系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没有行会组织的部门和地区发生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如果把资本主义萌芽理解为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种种形态，如果从发展的、历史的观点加以考察，在行会手工业中是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在鸦片战争前的苏州手工丝织业中，也发生了因行会内部的阶级分化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形。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的行会和欧洲的行会有所差别，对能否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也有所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同时由于中国各行业的行会情况不一，同一行会又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行会一定能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者绝对地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行会制度及其职能的变化。当行会依然执行着封建经济职能时，就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关系；当它的职能发生了变化时，就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李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