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地出发吧，年轻人！——北京市大学毕业生家长座谈会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勇敢地出发吧，年轻人！
——北京市大学毕业生家长座谈会
时间：八月六日，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
地点：西长安街，电报大楼旁的一个会议室里。
出席人：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家长，里面有三轮车工人、炊事员、工程师、大学教授、家庭妇女、公社社员、老干部等共十多人。
主席：北京市教育局负责人。
记录：本报记者。
最早来到这儿的是三轮车工人牟国宪，他今天特意换上了一件雪白的褂子，这衬得他那黧黑的脸膛更有光彩了。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家长，此刻他感到了一种荣誉感和幸福感。他有力地挥动着手中的大折扇，似乎要把他胸膛里起伏的感情搧得平静一些。接着，有一位衣着整齐，行动文静的人走进来了。看他手中握着刚买来的几本新出版的期刊，人们难免要猜想：他是一位教授，还是一位工程师？又有一位一手提着花布书包，一手拿着雨伞的老大娘走进来了，她笑容可掬地和早来的家长们寒暄，一边和主人数道着外面下得正紧的雨……。主席看看家长来得差不多了，便站起来宣布开会。
主席：来来来，请各位家长坐拢一点。希望大家毫无拘束地谈谈今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女们，谈谈对于国家分配孩子们工作的感想和意见。
等到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在崇文区酿造厂分厂当会计的邬中衡发言了。他操着一口道地的北京话，言语之间无法掩饰他那满心的喜悦之情。
邬中衡：我孩子叫邬象龙，今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了。局里打电话让我来参加这个会，我也没有什么准备，随便说两句吧。
孩子刚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可以考虑个人的志愿，但是也得看国家的需要，因为咱供孩子上学，是为了国家。如今国家把孩子培养出来了，国家让到哪儿就去哪儿，不能跟国家要价还价。
我一共有七个孩子，一多半都上了大学。您想想，在旧社会，我这么一个当会计的小职员，怎么能供得起这么多孩子念大学呵！我总这么对孩子们说，国家为你们安排了一切好条件，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多幸福！
孩子念书为了什么？从前中国有句老话“养儿防老”，现在用不着，我有我的工作，老了退休还有养老金。再说，我孩子学的是石油勘探，蹲在家里是勘探不出石油来的。我跟孩子说，你平常不是爱唱《克拉玛依之歌》吗？你往那儿去最好。我希望把孩子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新青年不知道旧社会，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将来会忘本的。
吴世璜（就是手里拿着几本杂志的那一位，他是北京大学副教授）：
今年大学毕业生比往年都多，这真令人兴奋。我要感谢党，感谢北京政法学院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人。我想起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忙着托人找工作的事，可是，毕业以后我仍然无业可就，无可奈何地又回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南洋找工作。
我和孩子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在国外，华侨常常受帝国主义的气，非常想念祖国，只有解放后我们才吐了一口气，人民政府关怀华侨，维护华侨利益。这一点，我和孩子是有深切体会的。
这次我的孩子分配到福建去。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我觉得，如果让孩子老在自己身边，孩子会有依赖性，就像长在花房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霜。
牟国宪（他似乎等待发言已经好久了）：
今儿个我能坐在这儿开会，非常高兴；在旧社会，我一个蹬三轮的哪能在这里开会？连这个门也进不来呵！
我女儿牟新玉在中国科技大学学数学，我家也出了大学生，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我一九三八年拉洋车，后来又改蹬三轮，一共干了二十五年。解放前，我这么个人，连个名儿也没有，顶好了人家叫我一声“洋车夫”，一般就干脆叫我“三轮儿”；直到解放后我才被人称为三轮车工人，成了工人阶级。过去拉一天车拉得腿直腰酸，挣的钱不够一天吃的。物价一天几个价，吃了上顿没下顿。拿什么供孩子上学？
所以我常对孩子说：咱们一定要学习好，做出成绩，为党出力，党指到哪儿就到哪儿，把国家建设强盛。分配工作无条件，不挑甜，不怕苦。这国家大事也好比一个家庭过日子，当家的若叫孩子上东，他偏上西，这一家的日子就甭想过好。有国才有家呢，咱们总得以国家为重。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不会说，请各位不要见笑。
任景祥（一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冒雨从东郊东坝人民公社山岔河大队赶来）：
我是焦光耀的妈。咱这贫雇农不会讲话，说不出个道道来。孩子念大学是党培养的，党把孩子分配到哪儿都行。他在学校学习，党教他为咱贫雇农服务，将来不论分配到哪儿工作，也还是得给贫雇农服务。我们作父母的都放心，多会儿也忘不了毛主席的好处。
曹淑兰（是那位提着花布书包、雨伞的老大娘，她看到身旁的这位大娘刚说完，就接着话头儿谈起来了）：
我也不会说话，没文化，一个家庭妇女，只能东一句西一句，可是我说的都是我的事实。自打孩子的爸爸在沦陷时期死后，我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过日子。我什么小买卖都做过，在前门车站卖过茶，卖过火烧。那时尽受日本宪兵气。赶夜车卖火烧，我让大小子在远处看着点宪兵，来了好喊我。一个小孩子能不打盹？我还没卖几个火烧，有收了钱的，有没收到的，日本宪兵一脚就把我那一篮子火烧踢翻了，眼看着火烧在地下乱滚，一个也拣不起来。受那压迫，有时真觉得活不下去！
解放了，我的恩人来了，好比阴天见了太阳。那是五几年来着？我脑筋不好，年份忘了。大小子和二姑娘都工作了，二小子上了中学，第四个老姑娘考上了工厂，哥几个和我商量，其他人都参加工作，只供二小子上大学。您看多快，这不，老二在地质学院都毕业了，这几年他可出息多了。我不会说什么，我就喜欢念叨咱共产党毛主席的好处。
高镜莹（这位身材高大、水电部的一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两次想发言，都被刚才那两位母亲给打断了。这回主席请他接着讲）：
我女儿在广播学院学习，这次请求分配到边疆去，结果如愿以偿，学校已正式通知她分配到新疆。我们全家都感到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非常高兴，说明这孩子这些年在政治上也有些进步。
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念过书，解放前就做过大学教授，总工程师，虽然不是资本家，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和政府很重视我，给我机会贡献我的力量。
我结婚晚，四十岁才有了这孩子。我今年六十三了。解放时，女儿才八九岁，可以说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鲜花，没有经过风霜。这些年，我们尽量让她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我女孩子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朴素，常穿打补钉衣服。
我们这种人从前是先从理论上认识革命的，很难用自己的经历来向孩子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但是，后来一想，从教育孩子热爱党和国家来说，也还可以谈一些事情。听在座的工人、农民同志谈的和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
我二十多岁去美国念书，我们黄种人是受气的，外国人看不起。一九五七年，党又派我去西欧考察，外国人对我就不一样了，非常尊重，非常客气，我就想，还是我这个黄种人，没变什么样呀？也许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比现在还要好看些，为什么他们的态度不同了呢？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独立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就常同我女儿说这个。
我是高级知识分子，比工农的生活当然要好，可是从前照样没保证。我从美国回来，两年找不到工作，到处托人，好容易找到一个水利机关工作了几年，谁知有人有门子，把我这个总工程师给挤下来了。
我对女儿说，你是大学毕业生，就要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想让你留在北京，在我们身边，你锻炼不出来。我二十多岁还不是一个人就跑到外国去了？不过我那时是个人主义，为了向上爬，你却是为了国家。
李景如：刚才高主任的话引起了我的回忆。高主任不认识我，却是我的上司呢。我是水电设计院的，他是搞大型水闸水坝的，我是搞中小型的（这时主席插话说，你也是一位工程师呵！）
哪里哪里！我小孩李川，在清华大学毕业，学光学仪器的。这孩子个子不高，身体壮实，学习成绩还好。
我在旧社会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念到中学，一心想上大学，就是家里穷得拿不出钱来交学费，上了中等技术学校。我有五个孩子，老大在清华大学毕业，当了助教。老二李川也在清华毕业，老三在航空学院学习，老四在冶金学院，他想去服兵役，就让他去了，老五上初中。三个团员一个党员。
我不像高主任，没出过洋，也没上过大学，但是我有同乡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同乡，是留法学生，是学化工的。回到上海，正是“九一八”事变，就失业了。他硬得很，不去托人走门路，当了建筑工地的小工。幸好后来碰到熟人，才找到个工程师职位。
关于学用一致，我也有个例子。这人也是我的同学，也是留法的，他因为没有皇亲国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业余爱好拉胡琴，结果参加了上海的明月歌舞团，拉胡琴混饭吃，流浪江湖。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这是一点不假的，我就是这样对孩子们讲的。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同孩子谈了一次，我说，培养你是父母的责任，但是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我们希望你为国家贡献出所有的力量。
任重捷（戴着眼镜，操着山西口音，是在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部门担任负责工作的）：
我来得晚了点，很抱歉。这一年多时间，女孩子从北京师范大学回来，我们父女总要扯扯。
我有五个孩子，这是最大的孩子。这孩子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生下来就交到农民家里养活，到七八岁，是党筹了一笔钱才把孩子接回来。
孩子的妈妈搞群众工作，女儿跟我上学，我们关系很密切。这次分配工作，我经常对她讲：“你是农民养大的，是党的财富，不是父母个人的财富。”有一次，我病了，我女孩子对我说：“我能不能分配在北京，好照顾你呵！”我说：“不，我还要到农村去锻炼，那里才有味道呢！我过去没念过大学，现在如果说我能写能算，那都是在群众中锻炼出来的。你爸爸是那里来的，你爸爸成绩不太好，你们是大学生，有文化，比爸爸强，应该青出于蓝。如果大家都待在城市，谁去农村呢？”
乍到农村去不惯，住一时期就惯了。我鼓励她去时说：我准备党随时调动我的工作，调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最近我女儿也说，分配到哪儿也行。我就做了这些事，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请领导上放心。
张仲：我女孩子叫张淑玉，在北京劳动学院学经济学。
我是个炊事员，现在交道口大街公社食堂工作。我不是大师傅，是“二把刀”。在旧社会，我学徒织地毯，快要出师了，碰上“九一八”事变，地毯生意吹了，这手艺就算白学了。后来，托人介绍到一家大公馆打杂，偷着学了点手艺。这三十来年，一直就作炊事员工作。
旧社会，像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那真叫白想，顶多念上几年书就得找工作。那时，我大孩子考小学，考了二年都考不上。学校是为穿大褂、坐包车的人开的。后来好容易托人送礼孩子才上了学。我当时总说，咱这样家庭的孩子聪明不了，天生不是读书的材料。
解放了，我家的生活改善了。大儿子、二姑娘从中学到大学，都是政府包下来的。大儿子早在天津大学毕业，现在部队工作。若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不可能供孩子上大学。
孩子他奶奶常指着孙子、孙女说，过去咱家的人，顶多能念两年书，到你们这一辈儿可算是欺祖了。女儿跟我说，她妈妈听说她要分配工作，有时掉眼泪该怎么办？我说：“掉眼泪是母女之情嘛！我过去出门当学徒，你奶奶不也掉泪吗？别管这个，不要紧！”我决定等她哥哥回来，一家人开个家庭会。她哥对我爱人说：“您记得我那时考不上小学，您打我骂我，说我笨吗？解放后，我怎么又考上学了？中学、大学都是学习成绩好学校保送的，根本没有考。这不是儿子笨，是咱们这种人家过去没法上学。现在妹妹分配工作要是远些，交通也方便，有什么挂念的呢？”几句话把孩子的妈妈说笑了：“咱一家人都挺进步，我呢？也不能扯你们的后腿。想你，我就去看你去吧。”从此，她妈的眼泪也不掉了，光跟闺女说，给你准备点什么呀。这次公布了，孩子分配到黑龙江省，她妈就说，那地方冷点，让妈给你的棉被再絮上点棉花，找点皮子给你做件衣裳。
主席（他看看房外的雨声好像已经渐渐地停了，这时电报大楼的时钟传来悦耳的鸣声，于是他站了起来）：
时间不早了，这个座谈会就谈到这儿吧，我们感谢家长们协助学校教育了孩子，感谢家长们冒雨来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这些年轻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也可能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希望家长对他们继续加强教育。
会散了，原来根本不熟识的家长，经过彼此这么一谈好像都很熟悉了，三三两两地一块儿说起来，有的说你的女儿去新疆，我的孩子也分配在那儿；有的说，我的儿子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这次要让他去农村教书……家长边走边话家常，他们都满怀着感激党和国家的深情谈着儿女们的前途，他们的心里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孩子们，你们是党培养长大的，你们就应该听党的话，按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幸福的年轻人，准备好行装，面向沸腾的生活，勇敢地出发吧！
（附图片）
〔苗地　插图〕
新社会我送你参加祖国建设
旧社会你爷爷送我到外边找饭吃
我儿子是解放军，在边疆保卫祖国
我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也分配到边疆参加祖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