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黑海疗养城的投机狂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苏联黑海疗养城的投机狂
投机者和寄生虫充斥苏联一些疗养城市，黑海海滨城市的不少居民成了大发横财的房东，就连住机关宿舍和公寓的人也把自己的床位租给休养者牟取暴利，生意人和贪财者对休养者大敲竹杠，许多人利用投机赚来的钱建造私人别墅
新华社十日讯　据苏联报纸报道：苏联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一些疗养城市以及莫斯科等地都有“不诚实的人、爱发横财的人、生意人和贪财的人”以及靠出租房子追求暴利，甚至进行勒索敲诈的人。
《真理报》在八月三日发表一篇以《疗养城市的生意人和寄生虫》为题的文章说，在苏联黑海海边，“人民疗养院、休养所和公共饮食企业逐年增多。但是仍然不够。这种情况被不诚实的人、爱发横财的人、生意人和贪财的人所利用。他们对休养者敲竹杠，拿住房、水果、鲜花、疗养地的纪念品进行投机。
“在疗养城市进行活动的生意人在给休养者出租房屋方面获得的收入特别大。例如去年，在索契、雅尔塔、高加索的几个矿泉以及阿布哈兹一些沿海城市的居民，在给休养者提供成套住宅、房间和床位方面，收入了好几千万卢布。只有一小笔钱是按照合同、通过住宅介绍所和其他机构在合法基础上付出的。而大量的钱却进入了房东的腰包，他们利用地方当局的放任和宽容，回避法律，把自己的房子当作大量非劳动收入的固定来源。”
这篇文章说，据检查，“疗养城市的地方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实质上没有同不劳而获的寄生分子进行斗争，有时以调和主义的态度对待各种反社会的表现，对私人企业活动的流行和贪财勒索的行为听之任之，这引起劳动人民的合理愤慨。”
文章说，“苏共索契市委和市执行委员会有人说，市内这些被查出来的寄生虫已经全部作了劳动安排，或者根据各种原因离开了城市。实际上，据查明，仅仅在市内两个区，就有将近一千八百个身体健康的有劳动力的人没有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在基斯洛沃茨克、皮亚季戈尔斯克、加格拉、古达乌塔、苏呼米和雅尔塔等地，都有不少寄生虫，市执行委员会采取的使他们参加公益劳动的措施是十分不够的。”
文章说，“为了追求暴利，许多拥有房子的游手好闲者，不仅把房间、凉台和小室租给人住，甚至把板棚和大树下的床位也租出去。
“发财迷也传染了某些住在机关宿舍和公寓中的公民。他们也把房间、小室和床位租给休养者，通过这种办法可以赚到他自己所付房租的十倍到十五倍的钱。
“利用地方当局机关的眼光短浅和放任姑息，一些不诚实的人非法扩大自己的‘领地’，任意占据土地，逃避现行规则而建造各种建筑物。仅在最近几年，通过这种方式，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建造了二百六十幢房屋，在埃森图基造了一百七十二幢，在雅尔塔造了一百九十五幢，在阿卢什塔造了二百七十一幢。”
文章还谈到，“在阿布哈兹的许多沿海城市中，可以看到在最近几年内由私人建造起来的漂亮的多间别墅，面积达一百五十至二百平方米。”这些房子的主人是商店分部主任，饭馆经理，市场货摊主任，市聋哑协会主席等等。文章说，“建造这些房屋的钱从投机而来，这不是什么大秘密。”
文章说，“苏呼米、加格拉和古达乌塔市苏维埃的委员会是否知道这一点呢？当然知道，它们装作积极工作的样子，开会，官僚主义的公文来来往往。在它们存在的全部时期中，没有为没收用非劳动收入获得的房屋做一件准备工作。”
文章还说，“疗养城市的某些居民利用商业机构的管理无能和财政机关的放任，靠私人企业活动和投机不受惩罚地发财致富。”“在高加索一些矿泉城市，拿鞋子、毯子、手工制的毛织品等进行投机的现象甚为流行。在阿布哈兹一些疗养区，许多居民专门从事制造和出售恰奇等酒类。”
六月十五日出版的《经济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文章说，在索契，“目前有几万人在夏天还不得不向私人租房子。出租住宅的居民每年收入达一千二百万卢布，而几百万卢布却进入了阿布哈兹、阿扎尔和克里米亚房主的腰包！比这个数目多好几倍的钱，本来是可以作为国家的收入而不进私人的腰包的。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勒索者和骗子手利用种种机会，依靠到这里来休养和治疗的人发财。
“涅勃拉特从一九四八年起是一个摆香烟摊的售货员，以后他经管一个收买瓶罐的小摊，工资为四十卢布。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年，他总共有两年零八个月没有工作，他同两个孩子靠他的妻子——‘美食店’的售货员养活。而就在两年期间内，涅勃拉特一家盖起了一座面积为一百四十八平方米的私人住宅和作为汽车房和夏天厨房用的二层楼房。
“切列基泽是一个更‘有办法的人’。他工资只有八十—九十卢布，一家三口人，竟能够盖起面积为一百六十四平方米的两层的大楼。这个市侩吸收麦尔加索娃作为造房同伙，并靠她的‘股金’建造房子。麦尔加索娃在发现欺骗和勒索行为以后，向法院提出控告，法院作出了裁决，要切列基泽偿还交给他的股金。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前法官冈恰罗夫和法院执行人员汉吉扬）没有拍卖这座用麦尔加索娃的资金建造的房子，而把它交由切列基泽自己处理。他当然没有放过利用这一意外的袒护行为，按投机价格出卖了四分之三的房子，支付给麦尔加索娃，偿付了诉讼费用和建筑银行的贷款。这时，他大约还剩有五千卢布、四分之一的房子——两间房、一间厨房、一个阳台和一间夏天厨房。”
文章说：“奇怪的事情是，在加格拉、苏呼米、甘季阿迪和其他地方，许多沿岸好地已为私人建筑者占用，他们在这些地方造了房子、厢房和凉棚。”
文章指出：“在寄生虫中，不仅有‘本地’居民，而且还有每年到黑海岸边来住几个月的骗子手。”
六月八日出版的苏联《经济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冒名敲诈》的文章说：在莫斯科夏季，“到郊外去的百分之六十五的托儿所没有自己固定的避暑房子。它们通常是租赁私人的房子”。
文章说，“使人感到不明白：为什么国家组织——托儿所——竟同私人讲交易，付给他们房租呢？并且年复一年地付。
“为了安置在没有自己固定避暑房子的托儿所里成千上万的儿童，将要花费多少钱呢？这笔开支要达到二十万卢布！另外还要加上数万卢布所谓隐蔽的开支——花在修缮房屋、场地设施和不合理的运输开支上。”
文章说，“在伊利印斯基车站，房东尤尔科夫（共产主义街，六十六号）的房子，少于一千卢布不能出租。连一个戈比也不少，虽然去年只有七百五十卢布租金他就同意了。”
文章说，“还可以继续举出重利剥削者的名单。然而，值得一提吗？看来，在莫斯格罗纳还有不少高价出租房子的房东的地址。不值得一提还因为，不是私人房东向国家组织提出建议，而是国家组织向他们提出开展‘业务’关系的建议的。养肥‘私人部分’的这种作法究竟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文章说，“幼儿园通常是设在学校里面的。但是，一些学校校长的作法比那些冒名慈善家从事敲诈的房东并没有好多少。
“在这里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五年来，莫斯科无产者区四百九十二号幼儿园租了新耶路撒冷学校的校舍。幼儿园的行政部门在家长的帮助下，还在这里建造了厨房、盥洗室以及其他辅助房间。付了一千八百卢布的租金。今年，校长基利亚罗夫同志找到了更富裕的租借者——巴拉基廖夫纽扣工厂。这个工厂比区幼儿园能多付一千二百卢布。因此，现在在新耶路撒冷学校里安置了少先营。
“于是幼儿园去找巴尔维赫十一年制学校行政，而他们竟向我们索取七千五百卢布。在柳别尔策区日罗什基纳乡村里，总共有四个教室的学校就要租金五千卢布。
“而某些学校校长竟这样说：不喜欢——就别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