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宁可
一、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
什么是历史主义，怎样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历史研究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①。照辩证法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和消灭的历史。既然如此，要正确地认识和切实地解决任何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②。对待事物的这种观点，也可以叫做历史主义或者历史观点。换言之，历史主义或者历史观点，就是以辩证观点来研究事物的基本原则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正是经常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运用历史主义或历史观点这个概念的。
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在它内部的各种矛盾的对立斗争中、是在同其它事物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是由既定的历史形成的各种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所制约和决定的。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无法理解人们的活动，并给予应得的评价。一切都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也是绝对的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这一事物所由产生并与之相联系的那些条件出发，“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③。历史主义同那些用抽象的范畴、永恒的概念去论述事物的态度是永远不相容的。
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呢？
人们既然是在已经确定了的、不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那么，许多这样的活动（不是所有的活动），就是合乎那隐藏着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换言之，对于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人们的这些活动是正当的，合理的。我们也只能根据那个时代和条件的具体情况来对待它们，评价它们，承认它们的正当性、合理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在生产力不发展的情况下，对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却有正当性，不能简单地予以抹杀。十八世纪的绝大多数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把中世纪看做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进程的中断，看成是人类历史上偶然出现的错误，这种违反历史主义的观点今天看来当然又是荒谬的，但是，在十八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类的历史运动还没有可能创造出能提出更科学的历史理论的条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使得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可是，这些思想家的一个不可争辩的宝贵的功绩，就在于他们是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的观点上彻底地思想了的，这些思想包括其中的矛盾不窒息人类的思想，不阻滞它的发展，并且推动它前进，而这就是我们能够和应该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因此，正同封建制度在中世纪出现是正当合理的一样，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这种思想在十八世纪出现，也同样是正当合理的。
但是，人们不仅在既定的条件下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时还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既定的历史条件。随着内部和外部的历史条件的改变，随着事物内部的否定方面、新生方面的逐渐发展成长，原先那些正当的合理的事物，就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成为不正当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得不让位给新生的、更高阶段的事物。这样，我们也就只能根据时代和条件的变化来对待它们，评价它们，否认它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中世纪封建制度也好，还是以形而上学的、唯心的观点来否认封建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也好，都早已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成为不正当不合理的东西了。历史上的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地从量的变化进到质的变化，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从而使得历史的发展呈现了阶段性和前进性。
一切事物一方面存在于一个确定了的世界里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有其存在的理由，应当根据确定了的历史条件来判断其属性，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它们又存在于一个发展着的世界里面，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它们逐渐成为不合理的，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为新生事物所取代，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来判断其属性，进行评价。这就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已经包含着对事物的否定的理解，确定了的世界不过是发展着的世界的一个暂时阶段。在辩证哲学看来，“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④。因此，同辩证法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从本质上说，永远是批判的、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彻底的历史主义者，他还要进一步追问，在形形色色、复杂纷纭的各种历史条件中，到底有没有一种因素对事物的性质、变化和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马克思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解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生产及由此而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切历史事物产生、发展、变化和消灭的决定的因素，是历史的“现实基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们分成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结成了不同的阶级，人们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社会性活动，实际上已被综合、被归结为阶级的活动。正是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及其发展。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各种社会现象的进化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才能把历史主义贯彻到底。
有些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谈论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斗争，但是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的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起着决定的作用。资产阶级学者幻想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世长存，不能也不敢预言曾经显赫一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终将会走向灭亡；他们所引为自豪的资产阶级，其存在也只不过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它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终归要让给被他们如此轻视和仇恨的无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学者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堕落到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作辩护的立场，而不能站在新生的、前进的、革命的事物和阶级的方面，至多也只是当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时，暂时地站在这个方面。像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等人那样，尽管他们肯定和歌颂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阶级斗争，但一旦他们发现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历史的结论将对他们所从属的阶级不利时，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忘掉了自己的历史，放弃了自己如此坚信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分析问题的历史主义态度，迫不及待地疾呼“后果良善”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同“完全破坏了社会安全”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之间毫无共同之点，宣传起社会和平来了。
作为历史上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思想上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跟任何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永远是直率而公开地宣称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立场上肯定、同情和歌颂历史上一切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事物和阶级，一切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并且否定和憎恶历史上一切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事物和阶级，一切阻碍历史发展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正是革命的辩证法。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正把历史主义原则坚持到底，才能真正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来研究和说明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揭露历史的真象，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正是由于他们“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⑥。
因此，彻底的历史主义必然是同阶级观点统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在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时，应当始终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而在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时，又始终应当以对事物的历史发展及其各种条件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来说，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同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精神是统一的。研究问题的历史主义原则同阶级观点，应当是内在地、有机地联系着和统一着的。
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统一的内容之一。把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看成是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把阶级观点同历史主义的统一看作是内容完全一致，把它们之间的联系看作是必然的，只要有了阶级观点，自然就有了历史主义，也不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可能把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统一的内容解说清楚。
二、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并受其制约的
评价历史的事物，究竟应当依据什么标准？
标准只有一个，即：看它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还是起了阻碍作用；换句话说，看它是属于历史上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力量或阶级，还是属于历史上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力量或阶级。如前节所述，这既是阶级的标准、也是历史的标准。
但是，历史的事物并不那么简单，在具体运用这一标准时，常常会遇到许多困难。剥削阶级同劳动人民的关系，以及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这类困难问题之一。
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出现是历史上的正常的现象，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恩格斯说：“当社会劳动的生产总量用来供应社会全体所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难得有所剩余的时候，当劳动差不多占据着社会极大多数人的全部或差不多全部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这个社会必然分成各个阶级。在这个完全从事于强制劳动的极大多数人之旁，形成着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这样一些共同事务：劳动的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之，作为阶级划分的基础的是分工的规律。”⑦这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的进步作用就在对生产、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的组织和管理，以及文化、科学和艺术的继承、创造和传播等等方面表现出来。而且，这些活动主要地也只能由剥削阶级来进行。至于剥削，则是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进步作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这样，随剥削而来的社会现象，诸如暴行、战争、欺诈、苦难等等，其中有些也就成为历史上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了。而为自己的狭隘利益孳孳营计的剥削阶级则成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完成着他们从来未曾想过的推动历史的伟大任务。因此，尽管剥削的历史正当性今天早已消失，剥削已经不再同任何进步的事物和思想相联系，而只引起强烈的憎恨，但是我们仍旧不能以对今天的剥削制度的认识和感情作为根据，去否定剥削和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去骂倒历史上的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正因为剥削是剥削阶级产生进步作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我们在肯定剥削阶级活动的进步作用时，就必须注意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剥削阶级的进步作用是以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为前提的。只有劳动群众为剥削阶级生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以及创造出某些物质条件时，剥削阶级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造活动。而且，剥削阶级的许多创造活动（例如自然科学的研究）是被生产发展的需要所推动的，劳动人民在文化科学艺术方面的创造活动又是一切剥削阶级文化科学艺术活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此，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为当时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所决定和制约的。
其次，剥削阶级的进步活动由于是建立在剥削劳动群众的基础上，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进步活动只是由少数人所垄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却被排斥在外。这不仅剥夺和限制了劳动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能力的发挥，而且也使得剥削阶级的进步活动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狭隘性，受到严重的限制。为了从剥削阶级之中培养一个画家，就必须牺牲掉不知多少被剥削阶级中的艺术天才。像王冕、齐白石这样出身劳动人民的画家，仅是历史上稀见的例外。不仅如此，在把艺术当成消遣或商品的剥削制度下，为了满足剥削阶级庸俗浅薄的好尚，为了生计，不知有多少有才能的画家虚耗了自己宝贵的精力，多少有才能的画家在剥削阶级教养、习尚的熏染下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群众，从而使得自己的创作黯然无光，又不知有多少画家在剥削阶级错误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影响下误入歧途，只是给人类文化的园圃添加了虚幻的花朵或者毒草。
这种局限性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剥削在历史上虽然产生进步，同时也产生落后和倒退。剥削阶级的进步活动正是以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贫困、落后和苦难为代价的。而且，阶级的本性使得剥削阶级对于财富和权力具有无止境的欲望，决不满足于把自己的剥削和压迫保持在为推动历史发展所必需的限度之内。他们“永不会错过机会，为着本身的利益而把愈益增加的劳动重负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⑧，从而使劳动群众为有限的进步付出了过分沉重的代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靠“剥掉农奴的三层皮”来实现。秦始皇的统一和集权，“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弄得“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赭衣塞路，囹圄成市”，“道死者相望”，结果是海内愁怨，天下大叛。因此，剥削阶级活动的进步作用总是伴随着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人类的进步就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时期，现有的剥削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开始消失，其活动中的消极因素日益增长，逐渐成为主要的方面。于是这个剥削阶级就从促进历史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力量，不得不被新的阶级所取代。就是当一个剥削阶级还处在上升阶段时，其活动中的消极因素一般虽然不是主要方面，但绝不容忽视，因为正是它们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阻滞了社会的顺利发展，形成了社会的矛盾。而且到了一定时期，剥削阶级活动的消极方面还往往集中显现出来，引起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造成社会的震荡和危机。像中国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末年所出现的民穷国困，土地集中，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局面，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都是例子。只是由于这个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历史潜力还没有发挥完尽，能够代替它的新的阶级还没有出现，或者虽然出现，还很弱小，因此，危机还可以在这个剥削制度范围之内得到调整，这个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危机过去后还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历史常常循着最狭窄、最崎岖、最曲折的道路艰难地前进，甚至还会发生局部的、暂时的倒退。而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这种消极作用，则往往是历史的发展出现曲折、顿挫乃至倒退的主要原因。
还应当看到，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剥削阶级，在他们进行自己的活动时并不是没有自觉的目的的。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和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他们预期的目的往往能够在当时立即实现，他们活动的直接后果也往往立即对当时的历史发生影响，而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真正反映了历史发展要求的后果却常常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由于剥削阶级活动的自觉目的通常总是为了卑劣的私利，这就不免常常要同历史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从而使得他们活动中的消极因素在当时大大超过了积极的因素，他们的进步作用总是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惨重的灾难。不仅如此，某些统治者个人的性格和品德，还常常加深了他们活动的悲惨色彩。暴虐荒淫的隋炀帝，为了开通运河，在很短的时间里前后调发了二百多万人应役，开永济渠时，丁男不供，竟以妇人从役。这样大规模的和极度残酷的徭役，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使得人民死亡相继，痛苦万分。运河开通之后，首先又是供隋炀帝荒淫奢靡的巡游。运河对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还看不出来，人民却已遭到了就是在封建社会条件下也不应有的苦难。结果，运河开凿的直接后果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的破坏；不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是农民起义的爆发；不是为隋炀帝立了纪功的丰碑，而是促成了他的复亡。应当肯定的活动在当时却为历史的发展所否定。秦始皇和其他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活动，也有与此相类的情况。
因此，在谈到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时，绝不能忽视这种作用的巨大局限性。剥削和剥削阶级的出现，在历史上是合理的、正当的现象。但是，即使是在剥削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它的合理性中就已经包含了不合理性。固然不要因为这种不合理性而否定历史上剥削阶级所起过的进步作用，但也不要因为在一定时期里进步作用是剥削阶级活动的主要方面而无视同时存在的那些反动的东西，甚至为它们的存在辩护。尤其不应当因为某些个别统治者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就把他们那些带有个人色彩的、仅属于偶然的反历史的活动，也当成历史的必要，使他们逃脱历史的公正审判。
第三，正因为剥削阶级的进步作用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这种进步作用就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并且为阶级斗争所制约的。
无数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当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处在上升和繁荣阶段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需要进行调整。这两对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的对抗。处于对抗的一极的剥削阶级，尽管有其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进步的一面，但又有随剥削而来的落后、黑暗、腐朽、反动的一面。后者正好是社会基本矛盾两个对立方面中的一面的集中表现。由于这个方面是剥削阶级本性的产物，它就很难由剥削阶级本身来自动地克服调整。即使剥削阶级中某些优秀人物看出问题的所在，努力进行一些改良，顶多也只能在短时期里取得很不彻底的成就，而不能根本改变整个阶级的动向，扭转历史发展的趋势。王安石的变法及其终于失败，就是大家熟知的一例。只有经过集中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另一个对立方面的人民群众的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剥削阶级活动中的落后、黑暗、腐朽、反动的方面才可能受到打击和限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基础的矛盾才可能在这个剥削制度的范围内得到调整，较有远见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才可能较少阻碍地实现某些改革，社会才可能向前发展，剥削制度内部也才可能发生部分变化，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多数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就是在封建制度处于上升和繁荣阶段时，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最鲜明的例证。
由于被剥削阶级的逐步壮大，并且对统治着的剥削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推动了社会的逐步向前发展，原来的剥削制度就逐渐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原先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就逐步向反面转化，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了。尽管如此，衰朽的剥削阶级是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只是在人民群众革命浪潮的反复不断的冲击下，它才可能最后被推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新社会制度才得以建立，新的阶级才可能凭借人民群众的力量掌握政权，取得统治地位。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不仅当某一剥削阶级处在上升阶段时促使它的进步作用的发挥，而且在某一剥削阶级处于没落阶段时把它当作历史的垃圾加以清除。在人民群众同剥削阶级活动的关系上，充分地显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因此，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始终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剥削阶级的进步作用，正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受着这些斗争的制约的。在谈论剥削阶级的进步作用时，绝不能忘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绝不能忘掉这种进步的阶级性和局限性，绝不能忘掉它同劳动人民的进步作用的本质区别。不然，就会既脱离了历史主义，也模糊了阶级观点。
三、不割断历史，也不抹杀过去同现代的本质区别
在评价历史事物时贯彻历史主义原则所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当时同后世、过去同现在的关系。
当时当地既定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化，是了解和评论历史事物的基础和出发点；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也就是离开了具体分析事物的历史主义原则。
但是，评价历史事物的依据还不止此。
人们通过自己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引起既定历史条件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有些是在当时当地就能看得出来的，有些只对当时当地发生影响。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人们的历史活动的某些后果，常常要经过一段时期，才在后世异地显现出来。
一种情况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常常不可能在短时期里结束，而需要一段时期，甚至需要延续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短期的成败得失，不足以论定是非。有些历史人物，在很短的一段时期里似乎是叱咤风云，左右着历史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逝去，终于又不免显露出他的小丑的原形。还有一些历史活动，当时同后世的作用简直截然相反。起初，人们为自己的活动达到预期的结果而欢欣鼓舞，可是终于不得不吞下自己酿出的苦酒。
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的历史活动的后果常是多方面的，除了预期的结果以外，还常常产生一些附加的东西。当他们活动的直接后果的巨大阴影还没有消逝时，那些附加的东西很难显现出来。但是，等到事过境迁，活动的直接后果只成了历史的回忆，那些作用一直没有消失的附加的东西就有可能蔚为大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它们巨大的作用，一变而为这些历史行动的主要后果了。像隋炀帝开通运河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例子。
再一种情况是，人们某些在原来条件下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在当时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历史活动，一旦由于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而出现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就可能对整个历史进程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火酒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创造了使当时还没有发现的美洲土人渐次灭种的主要工具，就是一例。
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情况是，历史的事物本身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事物的低级阶段仅仅以征兆或萌芽形式存在的东西，到了高级阶段就发展成熟，具有了充分的意义。不仅那些使事物具有合理的、肯定的性质的东西是如此，事物中的那些促使事物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的、使它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否定的因素，更是只有到事物的高级阶段才能充分显现出来。等到当原先肯定的和否定的事物各向自己对立方面转化的过程完结之后，事物的本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就看得更为清楚了。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⑨只要不抹杀不同时期事物的历史差别，认识事物的低级阶段有助于认识事物的高级阶段，认识事物的高级阶段也同样有助于认识事物的低级阶段。从后代理解前代，从结果探寻原因，从发展追溯渊源，从来就是认识和评价历史事物的一个重要手段。
总之，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要正确地认识任何事物，“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⑩。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只能是评断历史事物的重要依据，而不能是全部依据。
正由于历史发展的本身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展开，不断暴露的过程，所以追踪着和反映着现实关系发展的历史认识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提高的过程。后代人对历史事物的认识，一般地总是胜过前代。
后代人对历史事物的认识之所以胜过前代，除去历史事物本身的发展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新史料的发现，常常使人们的历史认识发生飞跃，迫使人们对某些历史事件重新作出估价。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同历史研究有关的各门科学的发展，以及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也使得人们对过去历史的认识能够不断深入。更重要的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引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观点的重大改变，这种改变又必然引起人们对历史事物的观点的改变，并且从过去的历史中发现新的、前所未知的意义。特别是当社会处在变革的阶段，当旧的看来是合理的事物正在崩溃，新的原先看来是不合理的事物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天翻地复的变化迫使人们或者痛苦地或者欣慰地去对原来的历史认识进行重新的估价。代表着新生产力，代表着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力量或阶级，就往往能把历史的认识大大推进一步。尽管阶级的利害和局限以及其他的因素使得对历史的认识也同历史本身的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地走着迂回曲折，有时甚至发生暂时的倒退的道路，但是总的趋势仍旧是后代超过前代。
不管过去人们的历史认识怎样的进步，他们对于自己活动所产生的那些长远的、结局离奇的、复杂多变的后果，通常还是不能立即认识的，因为当时人们还只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手中的盲目工具，而阶级的利益和眼前的政治斗争乃至传统的偏见又常常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即使是代表新生产力的革命阶级对过去时代的评价，也只是相对地进步，而不能真正揭露事物的本质，符合历史的真象。同样，他们也不能预见自己活动的结局。人们对事变后果的清晰的认识总是来得太迟。既然象征智慧的密纳伐女神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开始起飞，人们也就只好常常以充当事后的诸葛亮为满足了。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认识的不自觉状态。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这一批判，不是一个剥削阶级对另外的剥削阶级的批判，而是一个要求从历史上废除一切剥削制度的阶级对过去全部历史的批判。这样，马克思主义由于充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成为认识和评价过去历史事物的唯一真理，也成为能够科学地预见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深远后果的唯一学说。自然，即使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人们的历史认识也还有它的局限。判断失误、评价不当的现象仍然可能存在，人们的历史认识仍然可能要走弯路。但是，正确的方向已经找到，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已发现。因此，必须站在今天的认识的高峰，运用当代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从历史的全局出发来评价历史事物。既要分析形成历史事物的当时当地条件，也要看到历史事物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长远后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境界。
有些同志常常提出反对把历史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把历史现代化呢？
历史家总是属于他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正是为了认识当前的现实生活和为了当前阶级斗争的需要，才从历史中去汲取知识和力量。因此，历史的研究总是建立在现代的基地上。人们对历史的研究总是用当代的理论观点作为指导，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总是当代最重要和最有兴趣的事物，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装备总是要采用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论述和分析古代历史也常常需要甚至不得不运用当代所能提供的最科学、最确切的名词概念（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阶级斗争等等）。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的本质，阐明逝去的事物真象，以便使过去的遗产经过今天意识的加工，转化为对当前人们生活和斗争有用的材料。而不能抹煞现代同历史的差别，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照我们自己的模样去改铸古人，用我们对当代事物的要求去要求古代的事物，从古人的思想行动中推论出古人从来想不到也做不出的东西，或者为了当前斗争的暂时性的、策略性的需要，对历史上的事物作任意的解释和评价。这种种做法，就是通常所说的把历史现代化。
把历史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是把历史上的事物提高到跟只有今天才能出现的事物同样的水平，赋予它们以根本不可能有的性质，因而对之肯定过多。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把历史现代化的另一种表现，是以我们对今天事物的要求去要求历史上的事物，因为它们达不到，就不免对之否定过多。这种做法看来似乎是注意了古今条件的不同，其实，它跟把历史现代化的前一种表现同样是抹杀了历史同现代之间的本质差别，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
但是，反对把历史现代化又决不能理解为反对以现代的观点去研究历史的事物。有人认为只要单纯地追求所谓历史的真实，客观主义地把古人的思想原封不动地介绍出来，把历史的事物连同其一切细节描绘得同它们在历史上出现时一点不差，就算完成了历史研究任务，遵循了历史主义原则。他们既不带着比古人更高的思想和旨趣去考虑这种叙述和描绘是否能够现出历史事物的本质，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带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革命责任和热情去问这种叙述和描绘对今天的生活和斗争到底有什么意义。结果，历史主义的革命性质受到了阉割，所谓的“历史主义”就变成了复古主义。
以前的人们创造历史，常常不得不直接求助于过去的亡灵。他们或者让自己穿上古人的服装，说着古人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实行“托古改制”；或者一味号召大家复古，回到连他们自己也十分朦胧的所谓“三代之世”去。把古人现代化或者把现在古代化的做法，常常成了以前人们进行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不过是表现了他们对古代历史的无知和对解决现实矛盾的无能。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和自己历史前途的无产阶级，完全不需要用歪曲历史真象或者违反历史方向的方法去进行自己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一方面不菲薄古代的事物和历史经验，而是经过批判，从中汲取对当前生活和斗争有用的东西，作为创造新经验和新智慧的原料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又永远不是把历史上的事物和经验简单地、现成地搬用于现代，抹杀过去同当代的本质区别。真正的历史主义者永远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高峰俯视过去，并且永远记得毛主席的名言：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①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二二页。
②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三○至四三一页。
③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页。
④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六页。
⑤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三四页。
⑥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七九页。
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七八页。
⑧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八七页。
⑨《导言（摘自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七五五至七五六页。
⑩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三一页。
?《导言（摘自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七五六至七五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