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穿阶级敌人的真面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看穿阶级敌人的真面目
上海市松江县城东公社新华大队东外生产队队长　李小金
我家是一户老贫农，解放前过的日子是“风扫地，月点灯，脚上鞋子没后跟，棉絮露出像猪油筋”。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才结束了那种悲惨的生活。土地改革以后，在党的号召下，我同贫农王伯泉等十七户人家一起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参加了共产党。那年夏天，我又响应党的号召，和村里的贫农、下中农一起筹划办初级社。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奸商闵文贤千方百计来勾引我。我经不起考验，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在头脑里滋长起来，一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奸商的“好心”
一九五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家和隔壁闵文贤家都在屋外场地上乘凉吃饭。我看到他家桌子上摆满了鱼肉，就觉得自家只有小菜，有点难为情。这时候，偏偏我的大孩子不肯吃蔬菜，同我吵着：“阿爸，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这下，我被弄得更加难堪了，只好红着脸哄她说：“别吵，别吵，阿爸明天给你买。”这一切，闵文贤看在眼里，连忙夹了一大块咸肉，走过来放在我孩子的碗里。当时，我推让了一番，闵文贤笑着说：“大家都是邻居，有啥道理呢！”听了这话，我也就不再推让了。
这闵文贤，原来是华阳桥镇上的粮商，是五爿店的经理。解放前，他囤积、抬价、放高利，一夜天能赚几十石米。解放后，他继续投机倒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过惩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他的粮店关掉了，才回到村里来种田。他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见我第一次接受了他的“好意”，就抓住我的弱点，第二天，又叫妻子送来了几个咸蛋。
从这以后，闵文贤经常到我家里串门。有一次，他看到我妻子从华阳桥镇上买了布回来，就问道：“添点啥衣裳？”我妻子说：“准备替小金做件棉袄。”闵文贤马上到家里去拿来一斤棉花，说：“我家里棉花有得多，让小金先做起来吧！”这时，我心里很感激他，觉得他简直像自家人一样。从此，有什么事情，就去找他商量了。
那年秋天，初级社成立前的一天傍晚，闵文贤来到我的家里，低声低气地说：“你不是有两亩‘花粉田’（妻子从娘家带来的田）吗？大家都不知道有这块田，你把它瞒下来，不要放到社里去。”
我想：我是办社的领头人，现在正动员别人把土地入股，自己留一手，怎么说得过去？
闵文贤见我犹豫不定，就紧钉着说：“小金，做人要灵活一点。你把这两亩田留下的话，每亩算收五百斤稻谷吧，二五得十，至少有一千斤粮食，这笔收入可不小啊！”
听他算了这笔账，我的心就动了，结果上了他的当，瞒了社员。社员还是选我当初级社的社长。闵文贤入社时也留了三亩多自留田。我自己做了亏心事，对于闵文贤的事情，只好一眼开、一眼闭。
吃了人家的嘴软
闵文贤见我上了钩，就进一步利用我为他的破坏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打掩护。一九五六年夏天高级社成立了，我们原来的初级社成为高级社的一个生产队，我当了生产队队长。当时，闵文贤把村边上一小块土地占为自留田，社员们意见很大，很多人对我说：一定要把这块地追回来。可我呢，“吃了人家的嘴软，用了人家的手软”，反而帮闵文贤讲话。
闵文贤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把自己的粮食高价卖到外地去，回来却吵着要国家供应粮食。社员大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不同意供应他粮食。
有天晚上，闵文贤又摇着芭蕉扇到我家里来。他说：“小金，供应粮食的事情无论如何要请你帮忙。”
我说：“我是想供应给你的，但大家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啊！”他就从袋里摸出五块钱放在桌子上，说：“嫂嫂近来身体不好，这几块钱借给她买点补品吃。”
这时，我有点动火了，当场拒绝了他，说：“这算什么呢！难道你想拿五块钱来收买我这条心吗？”
“不不不，你不要误会，你不要误会。”闵文贤连忙说：“我们是自己弟兄嘛。借钱，是我帮你解决困难；供应粮食，是你干部关心我的生活，这是根本不相干的两回事情啊！”
我当时没有表示意见。闵文贤就进一步逼我。他说：“小金，你难道一点也不顾过去的情义么？”
他一说到过去，我就软下来了。我想：假如他把过去的事情都抖出来，我怎么下台啊！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干部开会讨论粮食供应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虚造了几条理由，并且不顾党员沈顺昌等人的反对，就自作主张，决定供应闵文贤二百多斤粮食。
事后，闵文贤又特地请我到他家里去吃了一顿饭。很多社员议论说：李小金现在和闵文贤一鼻孔出气了。
越陷越深
自从和闵文贤接近以后，我就越来越讲究生活享受了。平时，总喜欢吃得好一点。有时，还要上酒馆里去喝喝酒。这样，开销大了，总觉得手头钱不够用。
这个时候，闵文贤常常对我说：“集体生产有啥好？辛辛苦苦干一天，只有一块多钱；我自己踏一天绳，可以踏八十斤，每斤六分，可以收入四元八角，去掉成本，净赚四元钱，比你搞集体生产多三倍。”
本来，我看到闵文贤买了一台踏绳机，整天在家里踏绳，生活过得很活络，心里就羡慕。现在听他一宣传，就更加动心了。但是，自己还没有本钱去买踏绳机，只好作罢。
一天，我和闵文贤商量这件事情。他说：“队里不是有两台踏绳机吗？你拿来用用算了。”
听到要动用集体的财产，我有点胆怯，就说：“这不大好吧！”闵文贤笑着说：“你这人生活过不好，毛病就出在胆子太小。只要能赚钱，管他是社里的还是哪里的，先拿来用了再说。”
但是，我还是担心给社里知道了会挨批评，社员知道了要提意见。闵文贤说：“社里干部有意见，你就说这是私人租用的，每年出几块钱的租金，可以顶过去；至于社员么，更好办了，队里不是有两台踏绳机吗？你把另外一台借给爱提意见的社员，不是把他们的嘴塞住了吗？”于是，我瞒了上级，私自把两台踏绳机分掉了。一台由我自己用，一台借给两户社员。
这一年，我的主要精力全花在自己的私人副业上，没有去管队里的工作。全队的生产搞得很糟，水稻平均亩产只有五百斤，比办社第一年低了两成左右。我也由于参加集体生产少，劳动工分不多，变成了透支户。当时，我就发牢骚说：现在的生活是“萝卜敲金锣，越敲越短。”
党支部发现了我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教育，指出我的做法是不对的，并向我指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应该领导社员搞好集体生产，才是正路。我当时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变本加厉，搞贩卖，挪用公款上馆子大吃大喝。
我就是个刘介梅
公社化以后，我们生产队属于城东公社新华大队。我仍旧担任了生产队长。一九五九年冬天，当我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新华大队管理委员会根据社员大会的决定，撤销了我的队长职务。同时，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开始，我只认识到挪用公款是不对的；对于把集体生产丢在一边去搞贩卖和私人副业，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说：“我既不偷又不抢，凭本领赚钞票，有啥错误！”但是，同志们严肃地批评我，又耐心地帮助我。有的同志说：“小金，你凭的是什么本领？赚的是什么钱？你把集体生产丢到脑后，侵犯了集体的利益，靠搞投机贩卖赚钱，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有的同志说：“小金啊！我们过去都是受地主、奸商剥削的人，现在怎么可以好了疮疤忘了痛？”他们揭露了闵文贤过去投机倒把、放高利贷的种种罪恶活动；又指出了闵文贤对我的“好意”实际上是“糖衣炮弹”，目的是要我离开集体，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死路。有的同志对我说：“你现在生活好过了，难道你忘了你阿爸、阿妈是怎样死的？”这时候，我的眼睛湿了，想起了解放前种种受剥削受压迫的苦处。一九四三年，那时我还只有十六岁。母亲被日本侵略军踢伤，死了；不久，父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死。全家剩下我和妹妹两人，父母留下的是一大笔债。当时，被地主逼得没有路走，只好把仅有的四亩田卖掉抵债，又把妹妹送给别人。我一无所有，十七岁那年就出门当小长工。农闲时节没人雇我，我只得讨饭度日。寒冬腊月，我无衣无被，向村北贫农沈引弟讨了一件破棉袄过的冬。有一次，连续饿了三天三夜，后来是村北贫农闵老太从自己仅有的三斤米中拿出一斤，借给我充饥。想起过去的那种日子，真是眼泪流不完。可我现在竟要去走这条人剥削人的死路，还说
“萝卜敲金锣，越敲越短”，真是忘了本啊！我沉痛地对大家说：“我错了，我不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不该翻身忘本。如果没有共产党，我李小金哪有今天啊！”
正在这个时候，电影放映队到我们这里来放映电影《刘介梅》。银幕上出现的刘介梅翻身忘本的镜头，好像就是说的我李小金。广播喇叭里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刘介梅啊！刘介梅！什么鬼魂迷住了你的心窍啊！”我听了，好像这些话都是对我讲的。看完电影，我的眼睛也湿了。我对党员沈顺昌说：“我就是个刘介梅。”
第二天，我就向党支部作了检查，并且马上将占用集体的物资归还了生产队；对于挪用的公款，也作出了分期归还的计划。党支部经过讨论，认为我能够诚恳地认识错误，决定从宽处理，没有给我党纪处分。
接受教训　站稳立场
我接受了这次深刻的教训，头脑清醒了，方向明确了。在揭发闵文贤的大会上，我第一个跳上台去揭露他的罪行。平时，我服从队长的领导，认真干活；又经常向队长提建议，协助他搞好队里的工作。凡是有什么艰苦的农活，只要队长对我说一声，我马上去干。这样，过了将近两年，社员们见我对集体生产很热心，又选我当了生产队长。
近年，我一直记住党对我的教导，记住过去深刻的教训，在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没有再上阶级敌人的当。去年，我们队里有一个商人成份的社员，扩大了三分自留地。一天，他专门准备了几个菜，请我去吃酒，我坚决拒绝了；并马上把这件事情反映给党支部。事后，我又说服这个社员把超过规定的自留地归还给了集体。最近，松江城里有个资本家向我们队里的社员买了一块自留地。我发现后，马上就制止了。后来，那个资本家送了一份礼物到我家里，企图勾引我。我当场就拒绝了，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我经常向社员讲述我的亲身经历，使大家接受我过去的教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要再走资本主义老路。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有删改）（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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