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一课”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必要的一课”
翻开半年多来的浙江日报，差不多每两天，就可以读到一期《必要的一课——“陪嫁的‘传家宝’”读后感》。到七月十六日为止的九十九期里，已经有几百位读者谈了自己的感想和意见。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去年十一月六日的浙江日报上，登出了通讯《陪嫁的“传家宝”》和评论《重要的一课》，还有“一户人家十年间”等照片。评论有一段介绍：“十九岁的大女儿桂凤要出嫁了。做父亲的叶根土，把一张嵌在花镜框里的大照片当做传家宝，送给女儿做嫁妆。这张照片上记录的是，雇农出身的根土，全家在解放前后经历的翻天复地的变化。送别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女儿：吃了好饭，不要忘了过去。这张照片将来可以对照对照，有了孩子以后，也可以给他们讲讲我们的过去。”
“不要忘了过去”，何尝只是对年青一代未来生活和斗争重要，它对年长的一辈，不是也经常会起明辨是非、判断方向、激励斗志、奋发图强的作用吗？浙江日报评论《重要的一课》指出了这一点，读过通讯和评论的一些读者也表示同意这一点。有的读者还要求在报上谈谈自己的感想。因此，报纸在十一月十五日开辟了《必要的一课》专栏，抓住这件事情，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报纸要大家都来谈谈意见，常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老账本”。
读者通过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翻出了这样一些“老账本”：控诉恶霸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的《旧恨重提“六老虎”》，工人回忆《缠在工人身上的“毒蛇”——抄身制》，《纱厂里的活地狱——“小人监”》，十六年前的一幅刻画贩卖妇女惨象的木刻《人市》和介绍文章《旧社会妇女的一张控诉状》，《春节忆旧——请看当年“鬼门关”》等等。为了补充讨论文章的不足，或者回答读者看了讨论文章后提出的疑问，报纸还编写了《十四年前的旧历年关》的“翻报拾零”，答青年读者问《什么是当铺？》。这样一些充满阶级仇恨的血泪史实，有力地教育了读者，使讨论很快地开展起来。
在发表读者参加讨论文章的同时，浙江日报还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做一个有觉悟的新农民》大题下发表的文章，就是报纸编辑部邀请几位农业劳动模范，讨论《必要的一课》的谈话记录。一位劳动模范说，集体救活了他的生肺病的儿子，也使他一家四口的生活有了希望。因此他说：“人民公社是我一家人的命根子，我跟公社命连着命，心连着心。”专栏中发表的一部分文章，向广大农村干部提出了“为什么当干部”、“为谁当干部”、“怎样当干部”等问题。报纸认为这是重要的问题，除了在专栏里发表通讯和社论，作初步的回答外，并且邀请农村基层干部举行座谈，用响亮的语言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为啥要当干部？革命嘛！怎样当干部？要记住革命的老传统：先公后私，先群众后自己，同群众一起劳动。当人们十分关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的时候，专栏又连续发表一些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基层干部的意见和感想，来说明：当干部不劳动，就是忘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坚持革命到底，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本”，忘了劳动人民艰苦朴素、艰苦劳动的“本”；“劳动要手长，分配要手短”，这样才能“上梁摆正，下梁不歪”。
正像第一期专栏“编者的话”中所指出的：阶级教育这一课，不仅对农民是极端必要的，对工人和知识分子也同样必要。这个专栏的讨论，很快就得到许许多多工厂职工、学校教师、青年学生的响应。专栏还吸引了许多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使讨论在更广泛的读者范围中进行。某印染厂的工会副主席发表意见，认为“这一课，工人也得上”。一位丝厂工人读了《必要的一课》，写来了《我记住了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的文章。一位中学教师说，“好了疮疤别忘了疼”。他提出了几个“想想”：当你以为生活不够满足时，想想过去长辈的“疼”，你就会感到现在生活真是甜的了；当你在困难面前软弱无能时，想想这个“疼”，你就会变软弱为坚强；当你计较个人得失时，想想这个“疼”，你就会少考虑个人，多想想集体。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周轻鼎写了《我的生活道路》的文章，谈他解放前无处寄身等凄苦处境，和在新社会中得到的幸福和温暖。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某部三排的战士，从《必要的一课》的角度，根据新近回乡的见闻，座谈了“赞家乡”。
半年多来的专栏讨论，不仅充满着读者的意见，也经常有编辑部的声音。在重要的读者文章发表的时候，往往有一个“编者按”，谈报纸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引导读者再作深入一步的讨论。为了扩大讨论的影响，报纸发表了三篇社论和六篇评论。另外，专栏也登出了读者读了专栏文章后的意见和感想、读者对专栏的想法和要求，这些也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和开展。
讨论还在继续。已经发表的九十九期，看来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专栏里可以看到：远在新疆的一位解放军同志写来了信，他们那里的同志，利用空闲时间，向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以讲故事的形式，转述了《必要的一课》中的文章；他的爱人还当了《必要的一课》的“故事员”。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同志读了《陪嫁的“传家宝”》，抛弃了原来的打算，决定勤俭办婚事。南京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的一位同志来信说，近二年他调到农场工作，认为“理想”“前途”全完了，成天“比工资”“比出风头”，工作随随便便，得过且过。他读了《必要的一课》，像服了一剂“万灵药”，治好了“瘫痪”二年的思想病。他决定到农村去好好工作，还准备把《必要的一课》的文章带到农村，使和他过去一样的青年也解开思想的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