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报》发表民警中校和特派记者合写的文章 投机分子在莫斯科市场上感到很自由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苏联《经济报》发表民警中校和特派记者合写的文章
投机分子在莫斯科市场上感到很自由
他们在莫斯科设有客栈和保管室，能够利用火车、飞机和邮局，伪造文件，操纵市场价格。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苏联《经济报》在一篇题为《为什么投机分子能在某些地方自由自在》的文章中说：“看，投机分子在莫斯科市场上感到很自由！”
这篇刊登在七月六日出版的苏联《经济报》第二十七期上的苏联民警中校阿巴什金和该报特派记者米丘林合写的文章说，苏联莫斯科等地市场上水果蔬菜投机商活动猖獗。
文章说，一些人从塔什干、第比利斯等地把成吨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然后用黑市价格卖出。在这里，仅五天内就扣留了一百名来自阿塞拜疆的水果蔬菜投机商，他们绝大部分都以投机为业。文章说，“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的条件”，致使这些投机商能够在莫斯科设有客栈和保管室，能够大肆利用火车、飞机或通过邮局贩运私货。
文章说，“目前，确定城市市场价格的不是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也不是商业部，而是常常由投机分子操纵。”
文章还说，有些商业部的领导干部认为：“调整市场价格是不可能的，自发势力是有无限权力的主宰者。”
文章说：“去年，莫斯科商业组织同集体农庄订了一百一十二个合同，而今年只订了七十三个，蔬菜供应点减少了。所有这种情况当然被投机商所利用了。他们在卖青葱、莴苣、小红萝卜、黄瓜和西红柿的时候‘剥了’买菜的人七层皮。至今情况还是这样。至于价目表（买菜的人是看不到的），目前还没有产生效果。”
文章说，“我们在六月份的某一天曾到莫斯科的中央市场走了一遭。这天，葱的最高的牌价是每公斤一卢布二十戈比（苏币名，一百戈比折合一卢布）。但是，投机商却毫无顾忌地按每公斤二卢布的价格出售葱。有个叫尤里达谢夫的人从塔什干运来了西红柿。每公斤西红柿卖五至六卢布，而规定的价格是四卢布。”
“我们同分区的总负责人奇恩雅耶夫作了长谈。他列举事实来说明投机分子在市场检查员的纵容下，高价出售蔬菜和水果。有人从塔什干、第比利斯和苏呼米等地，把成吨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来，然后用黑市的价格卖出去。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施供他们使用。”
文章接着援引一位民警中尉的话说：“他们运来一袋苹果，就运走一袋金钱。毫无办法！大部分投机分子都有宅旁园地的证明书。我们实际上甚至连检查证明书是真是假的权利也没有。根据苏联前贸易部一九五四年四月份颁布的命令，并没有规定到市场来的人要带证明书，似乎这是为了增加运到市场来的农产品的数量。”
文章说：“一方面，这类命令好像也是正确的：没有必要去问那些到区的市场或者州的市场来的集体农民，他们的马铃薯、肉类或者白菜是从哪里来的。显然，这是他们劳动的成果。但是，例如，在格鲁吉亚的霍布兹区的一个叫基里雅的家伙，他从什么地方能够弄到好几百公斤的月桂叶——这就不是等闲的问题。他把自己的‘商品’运到离开格鲁吉亚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西伯利亚的其他州去贩卖。在过去的一年中，他‘销售了’约一吨月桂叶，每公斤卖二十卢布。一共卖了二万卢布！一个到处跑的投机商竟获得了这样大的收入！”
文章又举例说：“最近，有个叫伊利亚·麦列欣的，他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运了三吨早白菜来莫斯科。谁会相信这些白菜是从他自己的菜园子收下来的呢？！”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扣留了达拉德泽、塔伊德泽和他们的同伙，他们在格鲁吉亚的市场大量收购柑桔，然后运到其他城市去转卖。这些市侩赚了好几万卢布。
“莫斯科郊区及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其他大城市的一些居民在自留地上只种花、蔬菜和水果，然后高价出售它们。到市场上去做买卖成了他们主要的职业。”
文章强调指出，“证明书决不是总是可以作为准许商人在市场做买卖的文件的。五月底，阿塞拜疆的调查机关的一批工作人员到莫斯科来调查，他们那里有些什么人到首都市场来做买卖。在五天之内就扣留了约一百名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投机商。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无所事事，以投机活动为业的寄生虫。但是，他们全都有宅旁园地的证明书……”
文章指出，“重要的不仅是揭发投机商本人，而且是要弄清楚供给他们伪造文件的那些人。投机商通常是在为他们创造了有利条件的地方滋生起来的。实际情况是，要为一种紧急货物弄到车厢和集装箱有时得花费多少功夫和时间。可是投机商却能有地方马上把它们弄到手。
“在一年中，仅仅西西伯利亚铁路这一条路线从国家南部运来的就有几十节货车车皮和集装箱，有一千五百多个位置是私人的水果行李。行李的总重量就有二十一万一千公斤！投机商塔拉巴泽和格尼阿什维利亚的三千五百公斤李子被没收，他们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买来李子用铁路上的集装箱运到彼尔姆作投机生意。纳希切万站的站长受贿后就向投机商提供了一百七十九个集装箱！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北乌拉尔、南乌拉尔各铁路线上也有这种情况。铁路、机场、邮局的某些工作人员的轻率和轻信是令人惊异的。一个什么人把几吨水果装上飞机，而谁也不去过问：他是谁，水果是谁的。一个叫哈尔别科夫的人于两个月内在高尔基市的邮局分局里收到二百件从费尔干纳来的邮包，而谁也没有发现这是个投机商。列车员科西亚把一吨苹果和几袋月桂叶从祖格季季亚站运到乌里扬诺夫斯克，这似乎是纯属他个人的私事。谁也没有去过问托运人是谁，也未过问行李装的是什么东西。”
文章说，“苏联政府给予消费合作社巨大的权利、无限的可能性。合作社工作人员在每一个市场上都有足够的营业面积。他们作什么买卖呢？基本上是罐头和干果。而合作社交易额计划不是靠收购农业产品，而是靠储备商品来完成的！而结果是：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机构按市场价格出卖的农产品，在一九五八年占市场总交易额的百分之零点八七，在一九六○年占百分之零点七五，在一九六二年占百分之零点九五。去年消费合作社在基米罗伏卖的马铃薯占市场总交易的百分之零点四，坦波夫为百分之零点八，彼尔姆为百分之一点四，牛奶在彼尔姆为百分之零点四，高尔基为百分之零点七，坦波夫为百分之三点四。肉、青菜和其他产品卖得也很少。这一统计就很说明问题。”
然后，文章建议，“全苏应当有一个标准的规定，以确定收购产品的手续、范围和按地区计划分配这些产品的制度。”而目前，“确定城市市场价格的不是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也不是商业部，而常常是由投机分子来操纵的。他们竟猖獗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在已规定‘顶峰’价格的情况下，仍继续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东西。”
文章认为，“俄罗斯联邦商业部的一些领导干部的态度是令人惊奇的。”文章说，“他们认为调查市场的价格是不可能的：说什么市场上的自发势力是有无限权力的主宰者。无疑，市场终归是市场，它有它的、人们必须考虑的特点。但是，让某些地方听由这种自发势力控制，那就等于在同寄生虫和投机分子的斗争中放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