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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八月二十一日声明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莫斯科消息：苏联政府八月二十一日发表一项声明，企图回答中国政府发言人八月十五日发表的声明。但是，苏联政府在它冗长的声明中，并未能够回答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中提出的任何一个实质性问题，而是采取歪曲、捏造和诡辩的手法，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并且为苏联领导人出卖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投降主义立场进行辩解。
下面是塔斯社八月二十一日播发的苏联政府声明的全文：
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过了不到一个月。可是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显示出了各国人民和政府对这个条约的态度：条约签字的那一天——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已经作为和平共处政策的果实和旨在防止新世界战争的努力变得更加可以觉察到的日子而深印在一切珍视和平的人的意识中。
在由于“冷战”而变得阴暗的许多年来，东西方国家第一次能够就涉及地球上全体居民切身利益的迫切的国际问题达成协议。在涉及到威胁人类的最有毁灭性的武器的领域，第一次成为协议的对象。三个核大国首先制订的国际协定也第一次在我们星球各个部分得到如此强大的反应和支持。现在仿佛在各大洲进行全民投票，投票的结果已经揭晓：世界人民都坚决支持这个条约。
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有时持相反的世界观的大多数国家都宣布支持条约，或者已经签署了条约。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它们被同一个愿望联合起来：都希望停止对地球大气层的污染，同时为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减少发生热核战争的危险，打开一个开端。
同时，各国人民对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的普遍支持表明，这个条约的反对者已陷于多么可怜的孤立境地。甚至在那些起初一提到停止核试验的可能性就坚决反对的人当中，现在也有一些政府和国家活动家开始逐渐转变。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决定签署这个条约，并且已经签署。看来，它终于明白，存在着一种界限，超过它是危险的，如果不打算把违背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彻底暴露在全世界面前的话。甚至在西方国家里也得到了“冷战”最后坚持者的不令人羡慕的名声的阿登纳总理，由于形势的压力，由于世界公众舆论的压力，也认为最好是停止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公开捣乱。
而正是中国领导人，藏在假革命词句的后面，继续大肆诽谤这个表达各国人民希望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条约签订的前夕就企图使世界舆论起来反对签订条约。今年七月三十一日，他们向世界各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一个声明除了对苏联及其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以外，它的实质是要向所有的人“证明”，这个条约是一个“圈套”，是一个“骗局”，是违背各国人民的利益、违背和平的利益的。今天，中国领导人自己可以判断，世界上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个立场是怎样评价的。只要看一看在条约上签字的国家的名单，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在条约的文本上，每天不断有欧洲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签字。
看来，这是值得考虑的。看来，北京应该懂得，各个国家和人民对中国政府企图破坏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阴谋的这种回答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中国政府，像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一样，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对这个条约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参加条约还是不参加条约。但是，如果不是追求某种特殊的目的（甚至可能同这个条约没有直接关系），那末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也就行了，事情到此也就算了结。但是，显然，问题是，签订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不仅使中国领导人勃然大怒和政治神经发作，而且他们还想利用国际生活的这一重大事件，企图通过诽谤和卑鄙的手法把自己在战争与和平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冒险主义纲领强加给别的国家。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八月十五日从北京又一次发出了对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对苏联对外政策的诽谤，这一次是以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的形式出现的。
任何一个客观估计世界事态的人都不难确信，这个敌视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步骤，不可能压倒各国人民的安详的、满怀信心的声音，他们对多年以来为争取停止核试验、争取裁军、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不懈地斗争的爱好和平力量的成就表示满意。如果说，中国新近发表的声明使人相信什么的话，那么，唯一使人相信的是，中国政府在对待禁止试验条约的态度方面，现在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打成一片，而且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
其实，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实际上很少给苏联政府已在八月三日答复过的、中国政府今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声明中所说的东西增加什么新的内容。像前一个声明一样，中国新近发表的声明证明，中国领导只是在口头上同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所通过的和平共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路线，而在实际上破坏着为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共同方针而作的努力。
看来，进行猖狂反苏运动的中国报纸上出现过的、只要汉语中有的一切骂人的字眼都搬进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里。中国领导人对他们曾经一再承认过中国人民对之非常感激的国家用尽了诸如“可耻”、“阴谋”、“背叛”等字眼。因此，非常自然，鉴于中国政府的两个声明都具有诽谤和敌视苏联的性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没有接受下来转交给苏联政府，而是把它们退回原主——中国政府。
很难，更确切地说，不可能在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中发现什么有根据的严肃的论据和客观地摆事实。
中国的新声明中充斥着陈词滥调，说什么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有利于战争力量、不利于争取和平的力量”，说它是“向美国帝国主义投降”，是旨在巩固某些大国的“核垄断”等等。不言而喻，这些毫无根据的论调不会因为喋喋不休地重复而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因此，苏联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重新详细地研究中国政府对这个条约提出的所有那些臆想的论点和装腔作势的论据。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中已经指出它们是站不住脚的。
譬如，中国领导人又硬说什么，由于缔结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战争的危险增加了”。这种论断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条约没有消除战争危险，那末，这是对的。苏联政府在条约签字时也谈到了这点，它着重指出，当然，这个条约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战争危险，虽然条约为展开争取加强和平的斗争开辟了新的、更加有利的可能性。但是，中国领导人断言的完全不是这点。他们想要证明，由于缔结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战争威胁增加了，比条约缔结之前更大了。结果是，全世界对禁止试验条约的意义都评价错了，只有中国领导人掌握着智慧的钥匙。只好说，这是十分奇怪的智慧，这种智慧是这样的人所特有的：他们认为，可以坐在奥林普山上，从那里念念有词地道出同现实生活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真理，他们自己行动的指南是：如果生活放不进他们的死公式里去，那该是生活倒霉。
但是，中国领导人硬说禁止核试验条约增加着战争威胁，其根据何在呢？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原来是这样，继续和扩大试验核武器，制造杀伤力更大的核武器品种，发生这种情况：这种武器散布在全世界、明天西德复仇主义者开始制造、后天也许是蒋介石集团开始制造，——而乐于援助这个集团的人是可以找到的，这种种将有助于加强和平的事业。
中国新声明的作者竟然这样说：如果没有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也就不会有试验，因为据说美国政府未必敢“轻于”恢复核试验。但是，这简直是荒唐。这样论断就无异于企图使人相信：如果国家不颁布法律，也就不会有犯法行为。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替美国政府代说它在进行核试验方面的意图呢。
看来，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关于由于停止在大气层、宇宙和水下的核试验而增加了战争威胁的一切声明，只会使人怀疑中国领导人衡量他们自己所说的话的意义的能力，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从一切方面看来他们认为是救命的“理由”：他们说，条约并没有禁止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和增加核武器的储备。然而，第一：在条约签订以前，在这方面美国的手脚并没有被捆绑起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发生任何新情况。第二：条约也没有禁止苏联在必要时进行地下核试验，增加自己的核武器储存，甚至使用这种武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如果他们由于发狂而发动战争的话。这里，情况是一样的，而中国领导人了解得并不比美国领导人差，他们知道，我们苏联人也不是所谓草包，苏联在签订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之后，绝不准备在帝国主义面前进行单方面的裁军。
中国领导人关于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说法和所谓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是“骗局”的说法，究竟是指望要哪些没有头脑的人相信呢！在我们时代，这样没有头脑的人毕竟是没有的，人民早就学会辨别，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诽谤。
中国政府领导人企图证明，既然苏联政府以前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立场，他们还宽宏大量地准备认为这个立场是正确的，——后来又采取了另一种立场，那么，这就是一种滔天大罪，似乎是叛变行为。
是的，苏联在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僵化不变，它适应了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分布，适应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国家国防能力加强的成就，并考虑到通常称之为核世纪的现实情况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在美国出现核武器之后的头几年，美国垄断着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因而处于威胁之下，当时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主要的任务是剥夺美国这种优势。要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通过完全禁止核武器——这等于没收当时唯一的核国家美国的这种武器——的途径，或者是通过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它会有助于保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的途径。
苏联政府当时也提出了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要求，而在这种要求被西方国家拒绝后，苏联政府就开始制造自己的核武器。这种核武器的任务是要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独立与安全的又一良好保障，打掉帝国主义者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贪欲。很明显，禁止核武器试验而不同时销毁美国拥有的核武器，在当年是不会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的，因为这种禁止会阻止苏联制造核武器的工作和巩固美国的核垄断地位。
但是，形势没有停留不变。由于苏联人民、苏联科学家在制造自己的核武器方面的顽强努力，美国的核垄断被粉碎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获得了自己的核盾牌，帝国主义国家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核讹诈政策、“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条件下，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也以新的形式出现了。现在继续进行核试验只能使核军备竞赛的螺旋升得越来越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不希望的。同时，在新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禁止核试验所固定下来的已经不是美国的核垄断，而是这种垄断被消除的事实，不是帝国主义阵营单方面的优势，而是在核武器方面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苏联政府在继续为裁军、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而顽强斗争的同时，于一九五六年提出了不等裁军问题解决就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协议的建议。同从前的立场在前一阶段是正确的一样，在变化了的条件下这种立场同样是正确的，在同样的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平的利益。
还必须着重指出，苏联政府当时提出的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规定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恰恰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的基础。
当时进行核试验只是在大气层和水下，在其他领域的试验还没有，因而谈的也正是禁止在大气层和水下的核试验。今年八月五日签定的条约里，增加了第三个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领域——宇宙空间。因此，区别在于，一九五六年美国拒绝接受我们的建议，而一九六三年美国接受了它，形式甚至有些扩大——加上了宇宙空间。
至于地下核试验，那么这个问题不是一九五六年出现的，那时还没有进行这种试验，而是晚些时候，当美国着手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以后出现的。当然，从那个时候起，苏联政府就已开始主张也要禁止地下核试验。但是，至今未能达成这方面的协议，因为西方国家把禁止地下核试验同建立所谓国际监督——实际上是国际间谍活动联系在一起，而这会触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利益，对此苏联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由于已经形成的局势，苏联和整个世界不得不在禁止三个领域的核武器试验和继续无节制、无止境地试验竞赛之间进行选择。既然现在能够达成关于禁止三个领域的试验的协议，从而解决了整个问题的最主要部分，那么这就是各国人民的巨大成就，是和平力量的胜利，是和平政策的现实成就。
这就是苏联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有原则性而又灵活和切实可行的政策的一些主要路标。不管国际形势发生各种变化，这个政策都不仅符合苏联一国的利益，而且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利益，而这个政策所取得的成果——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符合他们最深刻的利益。
停止核试验的反对者——中国领导人现在也在其中——即使用寻找某些矛盾的办法也捞不到政治资本。他们要找的矛盾是：一两年前苏联政府不认为有可能同意部分解决停止试验的问题，而现在它却同意签订禁止在三个领域试验的条约了。中国领导人特别故作惊讶的是，在三国代表莫斯科谈判开始前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苏联政府还曾继续主张签订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但是，每一个思想健全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清楚，在同自己的对手谈判时，每一方的愿望都是希望得到最大限度的东西。我们曾为这个最大限度，也就是为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其中包括地下试验而斗争。但是在本阶段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同意就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这三个领域进行核试验达成协议的。这是迎合世界舆论期望的一步，这是出于对苏联人民的健康，对其他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的关怀的一步。要知道，正是这三个领域的核武器试验有害于人的健康，使动物和植物世界受到放射性的毒害。不言而喻，苏联政府现在并没有放弃努力为同样禁止核武器的地下试验而斗争。
苏联政府已经提请中国政府注意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即生活不是停滞不动的，科学和技术在蓬勃发展，昨天还不能接受的东西，今天可能就变得有利，甚至是非常有利。支持这一点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同苏联政府加强苏联防御力量、巩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重大措施相联系的一定的物质因素。这些措施，其中包括试验最新式的、连世界上现有的核武器中最强大的类型在内的核武器，可靠地保障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我们现在拥有一切必要的资料，以便在今后也把我们的防御能力保持在局势所要求的或可能要求的应有水平上。
我们谈这一点的时候，是内行地谈的。苏联政府已经同核武器打了十五年的交道，因此我们了解问题的一切方面。不错，中国领导人企图对此加以怀疑，显然妄想在有关核武器的问题上作出自己的论断。但是，当那些仅凭道听途说才知道核武器的人出来论断这个问题时，当然，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就只能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地位。顺便说，中国领导人关于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不是需要继续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上的肤浅的言论，就是如此。既然对事情的本质不大了解，却来议论这些，那是有点冒险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谁想垄断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发言权和剥夺别人的这种权利；而在于，在这种问题上，谁的话可能有分量，而谁的话只是耍嘴皮。
当然，我们不能现在就公布，比如这样一些东西：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我们进行的核武器试验的具体结果、我们军火库里核弹头的尺寸的材料、苏联充分拥有的这种或那种战斗核武器的用途的材料、这些武器放置的地方的材料等等。否则就会违反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利益，其中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利益。
如果中国领导人说近几年局势没有变，而苏联在停止试验问题上的政策似乎变了，从而若是怂恿苏联明确地指出近几年来核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为此公布苏联国防的秘密，我们只能对他们说一句：你们在口头上声称自己关怀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的加强，而实际上充当了不珍视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利益而甘心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效劳的角色。而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某些国家和侵略军事集团的司令部里恰恰在幻想怎样才能弄到有关苏联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最可靠的情报。
如果中国政府由于某种原因而真的不相信苏联拥有为保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需的强大的核武器，也不满意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解释的话，那么它可以哪怕是看一下美国军事领导人几天前在美国国会所作的声明，其中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声明。这些声明明确地承认苏联现在拥有的核威力。这些声明说明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只有在生活本身迫使他们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或那些成就时，他们才不得不如此做。
苏联政府在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直率与诚实的立场。我们也极其满意地指出，这种立场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充分谅解和支持。我们立场的力量就在于它的生命力，在于它完全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考虑到了近几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和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
令人遗憾的是，北京不仅没有认识到决定着今天世界面貌的那些变化，而且认为国务艺术的顶峰就是在政策中死守僵硬的教条，用僵死的文字同现实的活语言对抗。中国领导人政策上的主要缺陷，特别是在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上的主要缺陷，就在于此。
从中国政府发言人八月十五日的声明中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最抱怨苏联的是苏联没有向中国提供原子武器的样品。好像正是由于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奉行的不扩散核武器的政策感到懊恼，才促使中国领导人攻击苏联所采取的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的对外政策步骤，特别是促使他们攻击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
苏联政府已经不只一次地采取措施来使中国政府相信，不扩散核武器符合和平的利益，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历史上形成的情况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苏联在生产核武器。苏联以其全部对外政策证明，它的核威力可靠地捍卫着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捍卫着正在为本国社会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核国家中增加一个或是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给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不会带来实质上的变化，当然，如果把社会主义阵营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话。但是，核战争的危险将随着每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而增长。社会主义核国家的数目增加而帝国主义阵营里的核国家数目却依然不变这种可能性是不会有的，况且，把自己的主意建立在这上面，就等于建立在沙子上一样。
认为可以在西方奉行一种政策，而在东方奉行另一种政策，一只手反对以核武器装备西德，反对在世界上扩散核武器，而另一只手把这种武器交给中国，这至少是一种天真的设想。
不，这将是不现实的、脱离生活的政策。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中国领导人所顽固地推它们去走的这条道路，那么毫无疑问，西方核国家将以同样的行动来回答，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着生产核武器的经济、技术和别的可能性。这整个核武库将进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侵略性军事集团的总的大锅中，来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武库。只有那些由于渴望把核武器拿到自己的家里而迷住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到和不懂得这一点。
苏联在争取缔结禁止扩散核武器的国际协定方面所作的努力之所以在全世界获得最广泛的反应和支持，是因为苏联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原则性的立场。如果不是苏联依靠自己的核威力始终不渝地和坚决地反对扩散核武器，那末，西方的军国主义力量，首先是拼命要拥有核武器的西德复仇主义者，今天就要比现在的实际情况更大大地接近于他们的目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批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为西德核武装打开门户，至少是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共同获得。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的计划，无保留地谴责这些计划，并且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向各国人民表明实现这些计划的危险性。这样做的是苏联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苏联政府过去揭露过，今后还将揭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所维护的这种虚假主张：让西德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下、在这个军事集团的联合核力量范围内得到掌握核武器的许可，比它制造自己的核武器要好一些。苏联政府以另一种方式提这个问题：西德无论以什么方式进行核武装都是不应当允许的，因为让一个以复仇主义、修改在欧洲的现存国界的目的为对外政策基础的国家取得这种武器，将大大增加新的世界战争的威胁。因此，苏联政府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以便使西方国家也相信，规定以任何形式把核武器交给西德的扩散核武器的政策，是严重错误的、对和平包藏着巨大危险的政策。
可以想像，被某种障眼物同全世界隔开的中国领导人，对此一无所知，一无所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不顾每个读报和收听无线电广播的人都十分清楚的事实，硬说苏联不是真正的反对西德军国主义者拥有核武器。这是诽谤，不可能作别的评价。
对中国政府在八月十五日的声明中所阐述的立场，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会如何扩散核武器是不关重要的，只要中国领导人能够用手去试试什么是核弹就行了。
应当承认，虽然中国处在自己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拥有一定的经济潜力，但是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能大量生产核武器。即便中国也制造两三个炸弹，这对它来说仍然不解决问题，可是却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极度的消耗。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大规模地、在符合现代军事技术、国防的现代要求的水平上生产核武器，要一个国家、一国人民付出什么代价。但是，我们曾经不得不这样做，以便同拥有这种武器的帝国主义阵营抗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能够依靠苏联人民的劳动制造出来的并牢靠地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防御目的服务的那些保卫手段。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对中国来说，最明智的政策——当然，如果权衡一下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可能性的话——是致力于发展经济、科学、技术和农业，使它们为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服务。要知道，中国人民很多方面都感到缺乏，因此，在中国领导人政策中的这一方针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好处，得到他们更高的评价，得到全世界正确的了解。
就算中国付出使自己的经济过度紧张的代价而终于制成了几个原子弹，而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又会有多少个这种炸弹对准了中国？中国领导人即使是坐在自己的原子弹上面，是不是会感到更放心一些呢？如果新战争的威胁在西方加紧起来，——而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进一步扩散核武器的情况下必然发生，——那么，中国未必会感到比今天更为安全。
认为可以在西方发生的事态与东方形成的事态之间筑起任何高度和任何厚度的墙，这是一种想像，而且只能是想像。而实际上这种墙是不存在的。这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正确的，并且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而在我们的时代，在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距离越来越缩短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如果某个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的领导人不愿意看到现有的这种国际形势，而在自己的政策中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发生在他们自己家里的事情，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情是不重要的；那么这种思想方法中渗透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烦琐哲学。在生活中，这种观点由于它们的冒险性，简直是危险的。
中国领导人千方百计地辱骂苏联就因为它拥有核武器而中国没有。中国领导人能不能坦率地说，没有苏联的核威力，没有这些年来一直服务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这种威力，没有苏联一向奉行的和平和束缚侵略势力的政策，中国今天能够安心地解决自己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任务吗？不，中国领导人应该承认，甚至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肆发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声明和对苏联和苏共进行粗暴攻讦，也只是因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威力在捍卫着中国的外部安全。
在事实上他们也不会不知道，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自己的安全，首先依靠本国的国防力量，其次才是兄弟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的论调有什么真正价值。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对保障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的共同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当然是正确的，每个国家履行这方面的职责也是应该受到一切尊敬的。但是，在核武器时代，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企图仅仅靠自己的力量来保证国防，就可能成为严重的错误，何况，不可能所有国家自己的力量都是足够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它的领导人怎么让人相信相反的方面），都在计算到苏联的遏止西方国家侵略集团的核威力的情况下建设自己的国防。
中国领导人硬说，苏联关怀的只是自己的安宁，缔结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是图一时之苟安，贻百年之大患”。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的作者所讲的“安静”（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中讲的是“苟安”（временное спокойствие），这里仅引用了后一字（спокойствие）——新华社编者）是意味着没有战争，那么，的确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主张这种安宁的。我们不要战争，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也不要战争。但是，如果中国领导人要对苏联今后仍将捍卫和平事业到底、保护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安全的决心进行诽谤的话——从各方面看来，上述声明作者的意图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点他们是不能得逞的。
当侵略集团把世界推向战争边缘的最危急关头，苏联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整个国际威望和自己的军事实力放在天平盘上，以制止侵略者向小国或大国、地理上离我们远的或近的国家伸出的手，这一事实是不能从各国人民的记忆中抹煞掉的。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以及在一九五八年围绕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事件期间都是如此。在台湾海峡爆发紧张局势期间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是不会不记得的。就是在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期间，当苏联用自己的火箭—核威力掩护革命的古巴的时候，也是如此。也许，中国领导人把这一切也都认为是一时的“苟安”吧。但是，敢于说，除了他们以外，谁也不会同意这一点的。在苏联政府的这些行动中同样表现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像北京有人所喜欢谈论的那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后面，除了大吹大擂的口号和纸上的决议之外，什么也没有。
还有一个情况也不能忽略：中国政府无视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义务，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信任性质，走上了泄露有关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防御方面的非公开文件和情报的道路，并且别有用心地、歪曲地报道事实。苏联政府当然不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也走上泄露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防御的情报的道路。苏联政府不得不声明，在中国政府采取这种行动后，未必有谁会相信它的保证的诚意，会把有防御意义的情报信托给它。可以理解，苏联政府将对这一点作出自己的结论。
在中国领导人的声明中，越来越倾向于代表几乎全世界人民说话，其中包括代表苏联人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年轻的民族国家的人民说话。但是，苏联人愤慨地质问：谁给了中国领导人权利来替我们，替苏联政府，替我们共产党决定什么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什么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呢？我们并没有授予你们这种权利，并且也不打算授予。
谁授权中国领导人代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说话呢？他们也许曾就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问题征询过波兰人、德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南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的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写自己的声明吧？不，他们没有征询过这些国家人民的意见。他们不客气地认为，他们一想到什么就可以全都说出来，并且可以把北京的声音冒充为华沙、柏林、乌兰巴托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声音。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利益的，从他们的下述说法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硬说什么缔结禁止试验条约，就是“取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许中国领导人不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在原缔约国签署条约之后马上就在条约上签字的第一批国家之一吧？但是，看来，在评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意义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也是拿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一切的，认为关于德国的事情，在中国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了解得更清楚。
尽管中国领导人没有直接谈到这一点，但中国政府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两次声明的全部内容就是，不是停止、而是继续在大气层试验核武器、在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试验，才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但是，不禁要问，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哪一国人民曾经宣布自己愿意呼吸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空气，需要吃受辐射物污染的食品？我们不曾听到这样的声明。我们也不曾听到中国人民说：好吧，继续试验核武器吧，我们同意让放射性物质毒化我们的血液，渗入我们的骨髓，给我们、我们的儿童带来不治之症，并遗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没有听到中国人民说过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对关于热核战争的这种提法感到情不自禁的厌恶：即便人类死掉一半，即便死掉三亿中国人，这也没有什么，而帝国主义将被从地球上消灭，而保全下来的人，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将会以迅速的步伐，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要知道，正是这种对待热核战争的态度不止一次地反映在中国高级人士的言论中。即使中国政府不是两次，而是一百零二次地声称它渴望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它只是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操心；它也洗刷不掉要使亿万人，其中包括中国人，在热核战争中死亡的耻辱。
然而，中国领导自己最近发表的反对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声明的内容，只不过是证明，它今天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事务中仍然遵循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非人道的方针。
但是有谁问过那些事先注定要死亡的中国人：他们是否同意成为火箭—核战争火炉中的枯枝？他们是否给了中国领导把他们事先登入死人名册的权利？
这里还产生另一个问题。假定在热核战争中。根据中国领导人的预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将会死掉约一半的人，那末，在那些人口不是数亿，而是几千万或仅仅只是几百万的国家里，会死掉多少人呢？很明显，在中国领导人准备从人类中勾掉的那一半人当中，有许多的国家和人民是会全部包括进去的。究竟是谁给中国领导人支配这些人民的命运和代表他们说话的权利呢？
是谁给中国领导人权利用这样的论断来诬蔑国际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劳动战胜资本：说取得胜利的途径是要通过世界热核战争，并且为了在死尸和废墟上建立更高的文明而值得牺牲地球上半数的人。这种概念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反对这种野兽的概念。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进行着不倦的斗争，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争取使各国人民从任何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争取通过不愧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的方法使劳动战胜资本。
如果说北京有人准备牺牲本国一半居民的生命，牺牲全人类一半人的生命，那么，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政府来说，不仅苏联一半居民的生命，而且每一个苏联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它们对世界其它国家人民的命运也远不是漠不关心的。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中央、苏联政府认为自己对苏联各族人民的义务，首先是保证巩固的和平的条件以实现我国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宏伟计划。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是服从不让帝国主义者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这一任务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国人民不必借用别人的勇气。当需要保卫正义事业、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时，苏联人民拿起了武器、并在决死的搏斗中粉碎了侵略者。任何人都不能贬低过去在保卫祖国时不只一次地使侵略者屈膝的我国人民的伟大功绩。任何人也不能玷污苏联军队——解放者的充满了不朽光荣的旗帜，苏联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举着这些旗帜打到欧洲中心和太平洋沿岸。苏联人民在将来，在任何考验的年代中都不会发抖，他们拥有一切来给予每一个敢于侵犯苏联或苏联的朋友和盟国安全的人以毁灭性的回击。可是，来自北京的任何诅咒也都不能推使苏联走上狂妄冒失的道路，走上不负责任地玩弄亿万人生命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他们的露骨地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内政的声明，似乎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感。按照他们的逻辑，诋毁苏联，诋毁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擅自代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发言，这就是一个友好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应当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政府敢于声称，是它，而不是苏联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苏联，代表苏联人民说话。不难想像，如果不单是中国政府，并且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也遵循中国政府八月十五日的声明中开的先例，世界局势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任何政府自以为是地开始认为，在表达某个国家人民意志的是它，而不是那个国家的政府，那么，在国际关系中就会笼罩着混乱和劫掠。如果在国际关系中遵循着像随心所欲地解释“国际主义义务”这样的准则，而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从自己对这种义务的理解出发用这种准则来武装自己，那时，就既谈不上国际条约，也谈不上尊重国家的主权和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了。
在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中，妄图替苏联人民确定，什么符合和什么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什么保障和什么不保障苏联的安全，简直达到了妄诞的地步。比如，在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如果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在缔结关于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停止试验条约这点上得到体现的同一路线，即如果它今后仍将遵循自己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方针，“那么，到头来，苏联自己也是保不住的”，这种思想有什么价值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像煞有介事地对美国政府提出“警告”。到今天为止，已经提出了不少这种“警告”。也许，关于苏联“到头来保不住”这句话也是中国的“警告”，只不过是对新的对象提出的吧？
中国领导人竭力装作似乎他们也是代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讲话的，似乎是他们的一种喉舌。从这个喉舌里究竟发出什么号召呢，中国领导人想以什么样的旗帜来庇护民族解放运动呢？
从中国领导人的号召中远远地发出笼络人心和冒险主义的气味。他们企图把这样一种主张强加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措施似乎妨碍开展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这种说法是骗人的。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同把人类推向世界热核战争联在一起，就等于答应在各国人民死后给他们自由。
谁也不会被中国领导人引诱到尽头是深渊的道路上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不是为了把他们取得的全部东西置于毁灭的威胁下。他们要生活，要加强自己的国家，发展经济，为达到真正的独立建立物质基础。
中国领导人把事情说成似乎他们掌握着解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感情和愿望的特权，这种企图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下面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是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不相容的：尽管他们攻击禁止核试验条约，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却相继参加这项条约。与此同时，不知为什么却尚未听到这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行动方针的赞同。也许，邮局工作不认真，或是电报局发生了故障，所以没有收到这些或那些国家支持中国政府在停止核试验问题上的立场的消息？好像不是这样。
现在，给中国政府声明的作者留下来的全部东西就是拿某些在本国和自己党内早已失去立足之地和在北京受到加紧驯养的变节者的言论作王牌。不错，中国政府还可以夸耀把各个托洛茨基小集团纠合在一起的所谓“第四国际”的决议。无话可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愧的”伙伴。
北京正在广泛地利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叫嚣来宣传在那里杜撰出来的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利益的“特殊的”共同性的说法。中国领导人玩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个别活动家的民族主义情绪，示威性地强调只是这三大洲利益的共同性，而对加强它们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必要性却只字不谈。这样来解释亚非团结，那末这种团结与其说可以作为反帝斗争的工具，倒不如说是作为把这些大陆的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也同许多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隔离开来的手段。这种行动方针，如果不是对帝国主义者有利，又对谁有利呢？
弗·伊·列宁仿佛预见到中国领导人现在会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内部制造隔阂、按照肤色的特征来分离这一运动的企图，预见到他们会力图使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离开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写道：“‘谁说了一，谁就得说二。’谁拥护民族主义观点，谁自然会希望在自己民族的周围，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万里长城，甚至明知城墙应该分别筑在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周围，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接近和团结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列宁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473页）
苏联政府绝不认为，中国领导对苏联、对它的和平政策和保护各国人民自由独立发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政策的每个诽谤，都值得我们回答。然而，毕竟应当提一提中国领导的另一个论调。他们宣称，更高地举起据说被苏联“抛弃”的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的任务落在他们身上了。多好的旗手啊，他们甚至对完全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就奉行捣乱政策哩！
如果在争取裁军的伟大斗争中，人民中国的政府能同苏联，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走在一个行列里，我们只有感到高兴。遗憾的是，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
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销毁核武器的旗帜业已高高举起，并且由所有这样一些人爱护备至地拿在自己的手里：对他们来说，在和平这个词里包括着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消除热核战争威胁而行动的具体纲领。但是，可惜的是，今天在他们中间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当前这种继续存在着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势力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威胁，而同时在世界上也存在着能够防止战争、粉碎侵略集团的谋图的强大力量的条件下，特别需要使各国人民在今后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有正确的方针。战场上的士兵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占据的是什么阵地，他们当前任务是什么，要朝哪个方向发动新的攻击以扩大已取得的成绩，在目前防止热核战争的世界斗争中也是如此，人们应当用这样的知识来武装起来，即要知道已取得的成绩有什么实际意义，他们应该继续做什么，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哪方面。也正是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所做的同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所要求的恰恰相反：它力求把各国人民搞糊涂，使他们在争取加强和平的斗争中失去正确的方向，也就是破坏各国人民在这一斗争中的进攻热潮。
苏联政府今后仍将尽一切努力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一致，并在社会主义各国磐石般团结的基础上，在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争取和平共处、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基础上，为世界和平的胜利而斗争。
苏联政府不放弃这样的希望：中国领导人再次衡量他们目前奉行的违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利益、违背和平的利益的对外政策的全部后果，并转过来努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为防止热核战争、争取和平共处、争取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进行不懈斗争的国家队伍中重新占有自己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