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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棉织厂的道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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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3-09-02
第2版()
专栏:

襄樊棉织厂的道路
本报记者 舒人 徐士杰
在湖北古樊城西郊的汉水之滨,有十多排不算高大但生命力却很强的桃柳榆槐和梧桐。同这些枝叶茂盛的树木并立着的,是襄樊棉织厂的四排红砖红瓦平房。站在汉水大堤上,可以听见一股宏亮而有节奏的声响,日夜不息。这是八十多台自动布机和电动铁木布机一齐飞转的声响,这是襄樊棉织厂的职工用顽强的革命意志演奏出的雄壮的进行曲。不论在困难的时候还是顺利的时候,不论在穷的时候还是富的时候,这雄壮的进行曲一直都没有改过调,一直都没有变过音。
以国为怀
十七台老掉牙的人力铁木布机,连全厂发一月工资都不够的流动资金,几间破旧不堪的小厂房,这就是十年前的襄樊棉织厂。
就是这样一个又小又穷的工厂,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起直到现在,尽管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和风险,但是却年年都超额完成了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年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向国家缴纳利润的任务。
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处处向国家伸手要资金吗?
——依靠银行贷款吗?
都不是。
这个厂的党支部书记梁彦斌说,我们走的是勤俭办企业的道路,走的是尽量少花或不花国家钱的道路。这个厂的厂长阮宜生也说:我们想到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想到对国家贡献太小,应当少用国家的钱多给国家积累些资金。
这些谦逊而朴素的话,实际上也是全厂职工在十年前发出的誓言。在这誓言里,反映着襄樊厂职工跟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的胸怀,也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光辉。
请看襄樊厂职工是用怎样的行动和气概去实践他们的誓言的吧!
最初的厂房破得不是夏天漏雨就是冬天漏雪,如果马上大修,这既要花费国家大笔资金又要耽误生产。但是这并没有挡住织布机的旋转。厂里的干部同职工一道撑起雨伞,站在泥水里坚持生产,把一捆又一捆的棉纱变成了一匹又一匹的好布。
当生产逐步扩大起来的时候,国家拨给了他们几万元的厂房修建费。拿到这笔钱去包给厂外修建吗?不!他们除开把自己不能做的活包出之外,凡是自己能做的,全部都由自己承担起来。支部书记和厂长当了泥瓦匠,生产股长兼作工地主任,织布工人也拿起了砌刀。他们利用工余时间一连干了两个月。布照样织出来了,厂房照样修建好了,一万三千多元的投资节省下来了。他们把节省出的那笔投资,全部退回给国家。
襄樊厂职工一心要跟上国家建设步伐,但是那些老旧笨重的人力布机却扯他们的后腿。完全换新机器吗?这既办不到也违背他们当初立下的靠勤俭创业的誓言。请人来改造吗?这也违背他们尽量为国家节省资金的保证。怎么办?工厂有名的“土专家”蓝富春和“活神仙”冯宝聚想出了好点子:请人改个样板,其余的全部由自己照着改装。结果成功了。他们用最少的花费革掉了老布机的命,让台台布机变成了电动的。工人们从笨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一万多元的机器改装费给国家省出来了,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一倍以上。
襄樊厂的职工在勤俭创业道路上流的汗越多,付出的艰苦劳动越多,珍惜国家财富的风尚也就越深入人心。但是也有过波折。有个女工因为拾寸纱的事,曾经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
女工郑士华发现车间地上散落有零星纱头,长的几尺长,短的几寸长,她想:一人一天甩几根纱头,一年厂里要甩掉多少匹布啊!于是她把纱头一寸一寸收捡起来,捡了又捡,接了又接,废物变成了宝贵的财富。
工厂领导上发现了这些可贵的苗头,马上开会讨论做出决定,号召全厂职工学习这种从细微处为工厂为国家着想的勤俭精神,一步一步地改变工厂的面貌。
“这是迫击炮打蚊子——小题大作。”
“小门道成不了大气候”。
有人表示不以为然。
“要勤俭办厂就得自力更生,光伸手向国家要钱并不是大门道!”老工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支部书记梁彦斌支持了老工人的意见:这些门道小是小,但是它表现了工人阶级以国为怀的大志气。有些革命前辈靠几把菜刀闹革命,后来才有了飞机大炮。要是瞧不起菜刀,等有了飞机大炮才革命,穷困的受压迫的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放?!
道理一经讲清,“小气候”很快就在全厂形成了“大气候”。全厂所有的织布机上都挂起了“勤俭袋”,车间出现了寸纱不落地的大局面:会计黄喜瑞发现厂里用墨汁刷印棉布包的标记,每年要开支三百多元,便同工人一道研究试验,结果成功地采用了煤末水代替了墨汁……。
许多别人不能节省的钱和物资,襄樊厂的职工都用勤俭的双手为国家节省出来了。职工们写大字报不用墨汁,写黑板报不用粉笔,他们用山上的深红色的土粉和成泥浆,代替了墨汁和粉笔。托儿所的用具,几乎全部都是职工们利用废旧物料自行制做的。工厂的业余戏剧组很活跃,很受职工欢迎;可是除开买点化妆用的粉和胭脂之外,这个戏剧组既没有花费国家的钱缝制布幕,也没有花费国家的钱添置任何服装和道具。他们自豪地说:“应当和人家比种田,不要和人家比过年。”“应当和人家比对国家的贡献大小,不要和人家比花国家钱多少。”
时时事事都以国家为怀,襄樊棉织厂职工就是这样克勤克俭地跨过了第一个五年,接着又跨进了第二个五年。到一九六一年初,他们在勤俭创业的道路上整整地跑了八年了。这八年的路程既不是困难的路程,也不是容易的路程,而是光荣的路程,是我国伟大的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必由之路和必胜之路。在这八年之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几乎是全部由木头做成的布机上,为国家精心地织出了成千上万米条格布和华达呢;在八年之内,他们依靠一分一厘的积累,总共向国家缴纳了三十多万元的利润。
三十几万块钱,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襄樊棉织厂,这三十几万块钱上该凝结着多少辛勤的汗珠和不寻常的鲜血!我们不能忘记,在伟大祖国为我们人民铺设的幸福大道上有着襄樊厂职工贡献的一砖一石,凝聚着襄樊厂职工的热和光!
穷不坠志
在勤俭创业的道路上迈进第九个年头的时候,襄樊厂职工经历了一场特大的风险。这场风险几乎使他们倾家荡产。这场风险,对襄樊厂职工的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又进行了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一九六一年五月初的一个周末子夜,一场几十年少有的特大暴风雨袭击了襄樊棉织厂。这场风暴把襄樊厂职工用八年心血凝结起来的主要厂房——织布车间吹倒了,在周末停车的电动铁木布机也被砸坏了。
被狂啸的暴风惊醒的支部书记梁彦斌从床上起来打开房门,一看宿舍前面空旷旷的,厂房不见了。顿时,好像半个天塌下来压到了她的身上。难以抑止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是哭的时候吗?大家都在望着你!”老共产党员、梁彦斌的爱人徐守彬站到了她的面前。他是从厂外赶来度周末的。
“这里没有你的心血!”
“在战场上如果战友牺牲了,你是抱着哭还是往上冲?”
这句冲锋号般的话,一下子投中了梁彦斌的心怀。她那一时止不住的泪水收回去了。
这时候,大群的工人也赶到了现场。当他们看到相依为命的大厂房变成一堆瓦砾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心的跳动顿时离开常轨,眼泪簌簌而下。
“天塌了有党顶住!大风吹倒我们的厂房,吹不倒我们工人阶级的意志!先抢救棉纱!”
党支部发出了号令。干部同工人一道冲上了瓦砾堆。
他们一直冒着风雨奋战到天亮,把一件件棉纱都抢救了出来。
很快地,上级党委派人赶到了现场,兄弟工厂派来援救的工人也赶到了现场。
“首先应当抓恢复生产,能先恢复几台机器就先恢复几台。”上级党委派来的负责人向厂党支部作了紧要的指示。随后,上级党委还向职工们说:工厂有难,国家要管。一定帮助再盖厂房。眼下生产困难,暂拨一万元作为复厂工资补助费。
但是,一直在勤俭创业道路上锤炼成长起来的襄樊棉织厂职工,在极为严重的困难面前,也不愿意让国家分出力量来承担本厂的困难。他们怀着十足的信心,决心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建工厂,让织布机重新转动起来。
工人梁桂凤拿出勤俭积蓄的一百元现金找到党支部书记,要求为恢复工厂增添一砖一瓦。
老织布工刘金生把母亲珍藏多年的十块银元拿出来,要求为工厂增加一块墙基。
老工人李恒立和爱人张洪兰从箱子里取出新买的手表,要求工厂把它变卖掉好为恢复生产献点力。
不知有多少工人怀着难以抑止的激情,拿着平日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存折,双手伸向支部书记、厂长和会计,要求为尽快恢复厂房增加一木一石。
“心意我们收下,钱不能收。你们的心意比什么都强!”但是,不管干部们怎么婉言劝阻,许多人还是执意把钱和存折放在干部那里,转身就走。没有办法,党支部只好向工人宣布暂时替他们保管。
紧接着,工厂党支部很快地把工人们征服困难的顽强意志拧到一起,把工人身上迸发出的不可遏止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展开了热火朝天的重建厂业的活动。全厂干部同工人一道扒开瓦砾堆,把一台台砸坏的机器扒了出来。
与此同时,修配组点起红炉,开动仅有的一部小车床,敲起铁锤,展开了抢修机器的工作。
与此同时,一批织布工和辅助车间的女工为了给工厂增加临时收入,走出工厂展开了副业活动:有到汉水码头当装卸工的,有拉砂运砖的,有打草鞋的,有编草帽辫的,有上山砍柴的……,一时间棉织厂变成了“百业公司”。五十岁的女共产党员刘月桂带领六七十个女工,每人拿起把菜刀和剪刀走进酱菜厂去剁大蒜头。剁一斤蒜头只有六七厘钱,但是她们并不嫌少。所有临时搞副业的人员,都把一笔又一笔的收入全部交给工厂作为临时开支,好争取把国家拨给的补助资金节省出来。
奇迹很快出现了:抢救工作开始的第四天,有十几台布机在临时搭盖的工棚底下转动起来,织出了第一批报喜布;二十几天之后,又有五十多台布机开动起来了。就这样,在工厂遭灾的当月,他们就迅速地恢复了三班生产,退回了上级拨给的万元补助费。
不仅如此,他们在极为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光和添热:在遭灾的当月,他们向国家缴了一百五十元的利润;在遭灾的当年,他们向国家上缴了三万四千元的利润。
一九六一年年终,那曾经一度堆起瓦砾的地方,又站起了红砖红瓦的新厂房,整齐地安装在里边的八十多台电动铁木机和自动布机,又日夜不息地奏起了雄壮的胜利进行曲。
富不变色
同十年之前比较,现在的襄樊棉织厂发展得让人难于辨认了:全厂职工已经由三十几人扩大到将近三百人;几间破旧的小厂房不见了,出现了五千多平方米的红砖瓦厂房和宿舍;十几台老旧的人力铁木布机不见了,如今的宽敞的大车间里日夜飞转着八十多台电动的铁木布机和自动布机;产品再不是当初的少而差的粗花色布了,而是多而好的华达呢;每年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已经不是当初的几千元,而是十万元了。
这一切都表明,襄樊棉织厂在迅速地变着。它的家业逐步增大,对国家的贡献也比过去大得多了。
这是国家需要的变,是人民需要的变。
然而,另外的一些东西却没有变: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变,勤俭办企业的道路没有变,革命的精神也没有变。
“寸纱不落地”的老传统还在继承着。车间的织布机上仍然都挂着一只“勤俭袋”,工人们把拆布剪下的每寸纱团,把接头采下的每一绺纱,都十分珍惜地藏到“勤俭袋”里,等下班有空了,又一寸一寸地接起来。就连织布机下的飞棉绒,工人也把它搜集起来安排了用场。
有两只做饭烧水的铁锅,工人们在上面不知打了多少补绽了,现在还在用着。炊事员们还是坚持老习惯,不管买菜蔬还是买粮食,总是自拉自运。
工厂干部的办公室里,现在还是那些老桌子旧凳子。十年来,他们除开添置了一个文件柜以外,什么家具都没有买过。
全厂干部还是老样子,都在大食堂跟工人一道吃饭。他们常常边吃边开玩笑,有时简直像开娱乐晚会。
书记、厂长和其他干部的“根”还是牢牢地扎在劳动上。他们劳动惯了的双手还是闲不住,依然跟工人一道检修机器,打扫车间,哪里脏,哪里累,哪里难,就出现在哪里。至今已经十年了,他们已经成了能掌握运用多种生产技术的劳动者。人事保卫干事钟锡铅会织布也能当电工;出纳员朱光圃既会织布也会验布;来自商业工作岗位的厂长阮宜生,能浆纱能织布也能做检验工,成了全厂称赞的“巧姑娘”。支部书记梁彦斌更是全厂闻名的多面手:在车间浆纱、导纬和织布,在厨房做饭卖菜,在托儿所抱娃子、哄小孩,在工地上和泥、运砖或蹬房盖瓦,她样样都在行。
从那深扎在劳动的“根”上,还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工厂的发展壮大,也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感情,在党支书梁彦斌同工人之间表现得特别强烈。厂里不知有多少职工已经早就不称梁彦斌为“梁书记”了。他们亲昵地叫她:三姐。他们说:就是亲三姐,也没有这位三姐亲。
你看!梅雨天,工人被褥潮了,她悄悄地抱去晒好又抱回铺好;大热天,工人夜晚睡露天,她轻手轻脚地给他们盖上蹬脱的被单;女工焦洪英害眼病,她三番四次地去点眼药;青工王培衡病倒床上,她亲自做好猪肝汤,送到他嘴边。十年来,三姐一直跟他们同吃一锅饭,同喝一样汤,没有开过一次特殊先例;十年来,不管风里雨里,不管严寒酷暑,三姐总是跟他们一道同甘苦共安乐,即是逢年大节也没例外;十年来,三姐又不知为他们解开过多少思想疙疸,开过多少把情绪苦闷的锁,驱散过多少脸上的愁云!
工人们说:有这样的好三姐,我们的心都可以掏给她!
每谈起三姐来,工人们说,她是个永不褪色的共产党员,跟着这样的共产党员前进,他们一百二十个放心。
如今襄樊厂和三姐的名声都大起来了。襄樊厂已经成了全国五面勤俭办企业红旗中的第一面。周总理还接见了作为襄樊厂的代表的“三姐”。党和国家给予襄樊厂的荣誉、给予三姐的荣誉传到襄樊厂之后,职工们又兴奋又激动。他们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
“担子重是重了,可是只要我们继续克勤克俭,保证永不变色!就能把重担子挑起来。”前些时候三姐从北京开会回到工厂之后,向一大群热情地包围着她问这问那的职工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和信念。
“你会不会变色哟?”像往常无拘无束地谈心一样,老织布工吴昭选在兴奋之余笑着问三姐,同时也是向襄樊厂的领导和所有的干部提出了问题。
“这由你们监督。我是保证不变的。要是变了,你们就踢我出厂。”
“你们变不变?”梁彦斌也笑着反问工人。
“只要你们不变,我们就不变。”工人们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这些简单的对话,听来都带着开玩笑的意思。
然而,襄樊厂的领导干部和工人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玩笑”,是他们互相推心置腹的表示,是他们互相提醒、互相监督的表示。诸如此类的这种监督,保证了他们胜利地经受了穷和富的考验,保证了他们十年一直不改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如今,当他们的家业慢慢大起来,工厂慢慢富起来,工厂的地位已经高起来的时候,当他们想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需要他们坚持勤俭的时候,那种“玩笑”所含的意义,也就更为深远了。从那种“玩笑”里还可以看出,经过十年不平凡岁月的陶冶,襄樊棉织厂的职工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附图片)
襄樊棉织厂的生产股长蓝富春(右)和老工人冯宝聚在研究改进织布机上的一项装置。 新华社记者 刘心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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