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蔑中共否认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 诽谤中国领导人要在核战争的死尸上取乐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污蔑中共否认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
诽谤中国领导人要在核战争的死尸上取乐
《消息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历史学博士列明的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文章说：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抨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这一新论点（指消除战争、肯定地球上的持久和平——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他们攻击的矛头令人吃惊地同极端反动的、好战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路线相吻合。两者都公开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自己的政治估计中两者都从不可避免的热核战争的远景出发，否定它的特别的破坏的和毁灭的性质。最为反动的原子狂人——特勒教授‘安慰’美国人民，宣称在相应的防卫下‘甚至全面的核进攻按结果来说是不会比某些以前战争的事件更危险的’，美国工业即使完全毁灭，‘在五年内可恢复到原来的生产水平’。在‘美国经济在核进攻后仍能坚持住’的口号下，美国展开着一个运动，这运动由洛克菲勒领导。
“中共领导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社会生产力的革命化的作用，企图证明我们时代的科技革命不在人类关系上带进任何原则上新的东西。他们宣称，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将迅速建成新的和更好的文明。”
“关于一定历史环境下的理论原则不变性的问题提法本身就是有漏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活灵魂是具体分析具体形势。列宁无情地嘲笑那些教条主义者和书呆子，因为他们继续重复列宁自己的定义，而不顾情况已经急剧地变化，要求新的适应新情况的原理。例如，在辩论布列斯特和约时，一个‘左倾’者引用他坚持旧的列宁原则，列宁就此事写道：‘一个青年莫斯科人叫道：“我站在列宁的老立场上”……正是他的倒霉，莫斯科人想站在旧的策略立场上，顽强地不愿看到如何变化了，新的客观立场如何产生了。’
“列宁对思想贫乏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这一评价不是打在中共现代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眉毛上，而是正中在眼睛上，他们重弹老调不愿考虑要求有新的理论结论和公式的新的历史形势。”
“教条主义者的主要论据是：否认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本身。但是，列宁决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发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在同克鲁普斯卡娅谈话时说过，‘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将使我国的国防强大到没有任何人能侵犯它的程度。’列宁这些话的英明和辩证精神，同现代中国教条主义者硬化的学究态度和僵死的寻章摘句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教条主义者没意义地背熟的列宁的公式，如果正确地理解和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世界阶级力量对比加以运用，那就会转过来反对教条主义者，并成为关于在现时代可能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原理的源泉之一。”
《新时代》第三十一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真假革命性》的文章说：
“‘左倾’共产党人曾经达到过这样无耻的地步，竟责备列宁本人缺乏‘革命性’，竟以对敌人的‘不妥协’来教训列宁！类似此种情况今天也在发生。中国领导人装出一副有权以‘革命性’教训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姿态。他们宣布这样的奢求：中共中央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独家保卫者和解释者。其余一切共产党人（除了中国领导的不多的朋友外）因所谓丧失革命热忱而被革出教门。他们被扣上‘社会民主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帽子。”
“从他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和刊登在中国报刊上的其他材料可以看出，他们认为革命斗争‘不可避免的牺牲’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对待世界战争的前景问题是有决定性的问题。他们对我们武断地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只能是这样的人：他‘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都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避免牺牲的愿望被宣布为脱离革命和右倾机会主义。
“他们也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对待世界战争问题的。至于世界战争能使劳动人民和全人类遭到的不可弥补的灾难的问题，实际上被丢开了。依中国同志的看法，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牺牲都是‘完全合算’的，因为，战争的结果将是帝国主义的死亡。帝国主义能够把整个整个国家和人民一起带进坟墓，这一点丝毫未使我们的极端革命者感到难为情。”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要人相信在热核战争遗留的放射性的废墟上，用已有一半被放射物质消灭和受到其后果折磨的人类的手能迅速地建设起‘高千百倍’的共产主义的文明，他们的真实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他们把自己的极端革命的现代的乌托邦究竟具体地建筑在什么之上呢？要知道，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一个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使用现代毁灭性的和大规模杀伤手段的世界战争，只能遗留给新文明的建造者以残缺不全的生产工具和遭到致命伤的、破坏了的经济。”
“他们说，‘原子弹是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而这就是对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武器的说法！仅一个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而胆大包天的中国人士要我们相信，这样的炸弹只‘看样子’可怕，而实际上这是不伤人的纸老虎。不，一再重申关于‘纸老虎’的这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并以此欺骗人民、向人民灌输对未来的战争的完全曲解的概念这决不意味着表现‘革命性’。而这只意味着（用列宁的一针见血的话来说）‘使自己陶醉于语言之声中’。
“这种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轻率的、也可说是冒险主义的态度，是与冷静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相对立的。”
《新时代》第三十一期发表题为《新世纪的党》的社论说：
“现在，力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拉到反列宁主义的道路上的中共人士对我们党、党的方针（其正确性已被全部历史经验所证实）发动了蛊惑性的攻击。这些人士认为可以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来推翻帝国主义。这些人把这种大喊大叫的要求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并且赋予它最新的中国解释。但是这个新曲中回响着老调！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曾提出过同此非常类似的要求，像现今的中国人士那样，暴露了他们自己对工人阶级力量、及其革命本领的不信任。目前，当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如此强大的时候，这种不信任就加双倍地恶劣。”
《文学报》八月三日发表阿姆巴尔楚莫夫的题为《对未来的两种观点》的文章说：
如果说，实质上是企图歪曲和损害共产主义思想的信誉的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引起了不安和抗议，那么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则被评价为共产主义人道实质的最鲜明的证明。”
“谁也不愿在热核战争中烧死，来让中国领导人取乐。但中共领袖们坚持另一意见。《人民日报》写道：宁愿头断，只要原则是对的。”
“可以希望中共领导人了解到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不可驳斥的论据后会懂得自己立场的无意义和危险。问题不在这里。他们尖锐地没有任何根据地攻击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受到所有珍惜和平的人的真诚热烈赞同。这也不奇怪，因为条约意味着逐渐洁化我们星球的大气不仅在直接意义上——摆脱对健康有危险的放射性散落物，而且在转意上——摆脱危险并不小的‘冷战’的毒瘴。条约是走上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最终走上实现人类对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夙愿的第一步。而中国领导人不顾明显的事实，硬说条约违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如果使用中共领导人爱用的成语，这正是企图颠倒黑白。
“中国领导人企图给自己对禁止核试验的暴怒找理由，竟不惜进行诡辩。他们把中国同包括苏联在内的三个核大国对立起来，发牢骚地引用中国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不负责任的人会用原子‘小火棍’来纵火烧地球这一点好像还不清楚！
“对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同西方和平共处的最极端的敌人——‘狂人’的立场实质上相吻合这一点未必值得大惊小怪。”
“如果问题只限于中国想充当‘十万幅带胡子的人的画像’拥有者的角色的话，可能并不那么可怕。坏的是这些画像象征企图用旧的斯大林方法建设新社会甚至迫令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此为榜样。”
“他们的道德品质标准并不逊于他们的目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举出了长长的组织和个人的名单，中共领导依靠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颠复活动。从公开信中提到和未提到的所有这些人的行动方法来判断，我们可称他们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但须知，把过去的幽灵引到明天是不现实的！”
《消息报》八月十六日发表谢迪奥德的题为《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充当了‘左’的批评家。他们空口无凭地断言，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仿佛是同帝国主义‘妥协’，放弃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摆出一副学者的面孔，好像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他们说，和平共处‘绝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教训别人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借口和平共处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放弃革命斗争’。因此他们诅咒把和平共处原则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
“如此轻率地指责别人犯有修正主义的中共领导人，现在实际上企图修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观点。他们大叫大嚷地说什么两个体系和平竞赛的作用被某人‘片面地夸大’了，说什么示范和鼓舞力量‘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等等，等等。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立场难道不是说明，他们在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以后，不再相信自己有可能树立能激奋和吸引别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榜样吗？”
“莫斯科条约在全世界被看作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善良的人们欢迎它，把它看作是在解决重大的世界问题方面的第一阶段。但是，北京却有人反对它，甚至把禁止核试验看作是什么‘向帝国主义投降’，甚至是‘反对各国人民的阴谋’。中国领导人鼓吹的是多么奇怪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如果这种变种在这一情况下使他们同也反对条约的大洋彼岸的‘狂人’、波恩军国主义者和法国执政者中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人站在一个行列的话。”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的任何牺牲都会‘得到代价’，因为其结果将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这些哲学家谈到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亿万人时却丝毫无动于衷。很难说，在这种立场中是什么成分多——是‘革命的’冒险主义的成分多呢，还是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以及用自己的斗争挣脱资本主义奴役的枷锁的成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