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蔑中共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反对中国号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反帝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污蔑中共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反对中国号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反帝
《消息报》七月十六日发表米尔斯基的题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亚非团结》的文章说：
“把民族解放运动置于现时代的中心的概念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最近所传播的一些观点是令人莫解的。这些观点的提出者虽然在世界共产党当中只占微乎其微的少数，然而他们极力修正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所承认的论点。这是指中国共产党同志的企图，他们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反帝力量的总洪流中划分出去，宣布民族解放运动是导致帝国主义复灭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因素，企图突出三大洲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作用和贬低打击帝国主义的所有其他力量的作用。这种概念不是像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那样把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置于现时代的中心，而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置于现时代的中心。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从这种概念中只能得出一种恶劣的有害的理论，即所谓作为‘当代唯一现实的革命反帝力量’的三大洲的‘独特的团结’。这些观点同中国领导人的企图具体地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企图在实践中把亚非团结运动同当代其他进步的反帝运动对立起来。”
“现在，竟然有人企图用臆造出来的、非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口号‘三个年轻的革命大洲团结’，来代替这种列宁主义的团结。
“‘独特的团结’这一概念在理论方面正在同亚非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融合在一起，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企图证明某个民族的民族特殊和民族优秀，把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对立起来，煽起沙文主义和宣扬倒转过来的某种种族主义。某些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企图阻挠民族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阻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阻止在人民群众中扩大对苏联的好感，拨弄民族主义的琴弦，利用被压迫人民对殖民主义者的理所当然的仇恨进行投机，向他们灌输仇视白人的情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分裂分子实质上也是向亚非人民灌输这种思想：西方毕竟是西方，白人毕竟是白人。当然，这是用不同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手法来干的，并且有其貌似革命的词句：在西方连工人阶级也同资产阶级相去不远，丧失了自己的革命能力，整个欧洲，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都害怕帝国主义，害怕战争，因此不能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不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只有‘年轻的’、‘革命的’和‘贫穷的’那些大洲的、一无所失的人才能推翻帝国主义，他们应当联合起来，而不必理睬西方的‘饱汉’，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于可以同已有大多数国家似乎受了‘现代修正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体系划清界线。这里离开叫嚷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叫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义中心，只有一步之隔。
“他们自封为世界上的第一号的马克思主义者，暗中搬出这种思想：世界上某些地区的人民比另外一些人民更富革命性、更加充满反帝情绪。他们就这样有意无意地向这些地区的人民灌输一种他们是优秀的和特殊的，他们比‘白色人种’优越的思想，他们冒凟地把白种人中压迫有色人民的剥削者上层分子同西方一向反对这种上层分子的劳动群众混为一谈，他们用对抗无产阶级团结而颂扬某些种族和民族‘团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逻辑来暗中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逻辑。”
《真理报》七月十八日发表斯捷潘诺夫的题为《世界革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章说：
“中国同志显然是把‘殖民主义’同‘殖民主义体系’的概念混淆起来了。”
“关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现在和将来通过什么途径和什么方法开展的问题，取决于每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中的具体条件。对于三大洲的一切国家和地区来说，不可能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然而中国同志实质上不愿承认任何一个过程、任何一个行动是革命的，如果它们不带有火药味的话。”
“如果像中共的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只有枪炮才是有效的革命手段，那么请问：如何用它来解决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任务——消除经济落后和取得经济独立呢？当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阻挠埃及人民行使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时，自然，人民拿起了武器，以便反击武装干涉者。在这种情况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力量给了他们援助。而这种援助也是以相应的形式提供的。
“后来怎样呢？步枪和机关枪不能当作提高经济，给迅速增长的居民保证粮食的手段。集中国家的力量来改造尼罗河流域的经济潜力成了埃及人合乎逻辑的和正确的解决办法。”
《红星报》七月二十一日刊登了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加弗罗夫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题为《从历史学上的教条主义到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文章说：
“中国教条主义者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其中包括在确定东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们实际上是用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概念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报刊上不止一次出现了似乎‘在世界历史上主导地位属于黄种人’的说法。这种观点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共同之处，它给美国阿拉巴马和南非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者的磨盘中浇水，这是同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极其格格不入和敌对的特殊的种族主义。
“需要强调指出，这种同国际主义敌对的概念不只是表现在对待某些历史科学问题的态度上面，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在国际舞台上也贯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例如，他们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亚非团结委员会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
“中国历史科学中的教条主义者美化过去，歌颂封建主义的政治方法——征服、内战、血腥的侵略。例如，不管多么使人难以置信，在中国的历史科学中充斥着对成吉思汗的真正的个人迷信。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用剑和火征服了中国的，而中国的某些东方学者却把他描写成所有中国土地和民族的伟大统一者。成吉思汗对西方的血腥远征是中亚、中近东、高加索和东欧人民的巨大历史悲剧，而某些中国历史学家却说，这种远征
‘促进了西方和东方文化的交流’。这只是几个例子，它们证明教条主义如何不可避免地产生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导致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原则，导致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需要谈一下中国理论家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不正确的解释。从颂扬‘伟大的’征服者的形象到保卫个人迷信只有一步之隔，中国领导者企图向其他党强加那些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制度、思想、道德和领导的方式、方法。然而，正像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所指出的，‘这个角色是不令人羡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光荣，谁也无法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的人们走维护个人迷信的道路。’
“而我们苏联东方学的学者，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相竞争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我们应强调，世界上不是正进行西方和东方的斗争，而是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帝国主义世界，两种体系、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斗争到处、在各大洲、既在西方、也在东方进行着。教条主义的口号‘东风压倒西风’事实上掩饰和冲淡我们时代斗争中的主要的——两种体系、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世界观、两种生活方式——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不是西方和东方的斗争。”
“中国同志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目前广泛宣传‘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后面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这种类型的孤立的民族经济的概念，完全忽视形成着的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这中间显眼地透露出同社会主义体系隔绝和把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只限于贸易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些观点导向反对保证他们生产力真正巨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
“‘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导向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团结，实质上成了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