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蔑中国反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替印度尼赫鲁政府和丹吉集团辩护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污蔑中国反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替印度尼赫鲁政府和丹吉集团辩护
《真理报》八月十日发表库佐宾和帕斯图霍夫的文章说：
“应该说，许多年来（印度）右派没有敢于公开反对不结盟政策，因为知道这个政策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巨大的声望。中印边境冲突成了他们的宝贝。印度右派集团花了一切力量在国内制造军事歇斯底里和沙文主义毒气。在中印边境冲突造成的形势中，他们得以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立场。”
“基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利用印度政府已宣布自己同意在科伦坡六国会议建议基础上开始和平解决的会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还未表示准备完全接受这些建议这一情况，围绕中印冲突燃起激动情绪。”
“印度共产党同时还受到来自公开干涉它的内部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攻击。这一事实，为印度进步力量制造了不小困难。中国领导人傲慢地在自己刊登的声明中断言，印共仿佛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他们甚至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眼前走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步，公开宣布印度共产党领导为‘集团’，执行分裂印度共产党队伍的路线，而印度共产党在目前国内局势下却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一致。”
《真理报》八月十三日发表阿尔巴托夫的题为《热核战争和人民群众》的文章说：
“只要追述一下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日子里他们（指中共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就足够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反对苏联所作的努力，而苏联的努力是为了谋求使加勒比海危机得到有助于维护古巴人民革命成果和符合防止世界战争利益的那种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在同印度的边界冲突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同样明显的，这种立场就是保持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拒绝通过谈判尽速解决领土争执的立场。”
《真理报》八月十六日发表题为《比健康思想更左》的文章说：
“各国共产党人的注意力也没有放过这样的事实：正当可怕的危险笼罩着古巴的时候，正当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是动员力量挫败侵略古巴的威胁和普遍战争的威胁的时候，印中边界的军事行动大大地扩大了。这样，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反击美国侵略集团的行动的工作便蒙受了损失。”
“爱好和平的力量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被反动派用来打击印度的革命势力，削弱和平地带，破坏和平共处政策和独立的爱好和平国家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的名誉。但是，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负责的不仅是印度一些反动势力。因为参与冲突的是双方，而其中的一方竟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多人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同某些北京人士所宣传的中立国家是‘人为的创造’，它在世界政治中不能起任何独立的、尤其是积极的作用的论点有关系呢？”
《消息报》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童金的题为《国界与和平共处》的文章说：
“任何边界争端应该只用和平手段解决——我们时代唯一可能的答复就是这样，这种答复是由道义和法律准则决定的，它在政治上是合宜的，反映着各国人民的意志，符合历史前进的利益。
“联合国宪章说：‘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个普遍义务对于一直是作为国际关系中燃料的边界争端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和平解决争端并不涉及各国、尤其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体系残余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不是别的，正是实现联合国宪章阐明的个人和集体自卫的权利。
“只有通过谈判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其他和平手段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争端，才能同和平共处合拍，大家知道，另一种抉择是战争。
“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在促进和加强和平共处的同时，也促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促进反对整个殖民主义，其中包括反对帝国主义者想保持新形式的殖民压迫的企图。
“假如，非洲新兴国家不去发展能消除现在的边界争端的非洲团结，而企图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端，当然，这种局势只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它不仅会削弱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会创造条件使它们从属于帝国主义国家，把它们拖入西方国家的侵略性军事集团等等。
“在这方面，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是很值得引以为训的。这一冲突不仅破坏了中印关系，不仅阻挠了进步力量的斗争，并且促使印度国内的反动派嚣张起来。这一冲突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策源地，使亚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遭到了困难。
“另一方面，通过谈判和其他和平手段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解决边境问题，会导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促进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加强。苏联和伊朗一九五四年协定可以作为这样解决国与国边界问题的范例，根据这个协定通过互相让步，解决了全部为数不少的争执问题。根据苏联和阿富汗一九四六年的协定解决了两国边界线的问题。这些协定无疑对发展苏联同两个邻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保障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平解决边境争端，对保障和平与和平共处有最重要的意义。人民不能够、也不应当允许他们面临边界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使世界有陷入热核战争深渊的危险的形势。”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提出自己的加剧国际局势的危险方针之前，去征求一下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意见，那末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志恰恰是在大大丧失他们在各国共产党人中间的威信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推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新的‘总路线’的运动，并且千方百计地贬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意义。他们同印度发生了武装冲突、同一个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发生了武装冲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同志是否忠于和平共处原则已发生了怀疑。”
“而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又采取了怎么样的路线呢？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中国同志反对苏联政府和平解决围绕革命古巴发生的冲突的现实而又坚定的方针，提出自己旨在加剧冲突的独特立场。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