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反马列主义谬论辩解 攻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点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竭力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反马列主义谬论辩解
攻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点
《真理报》七月二十七日发表布加耶夫的题为《党——苏联人民的先锋队》的文章说：
“但中共领导人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却认为苏共纲领中的这一条（指全民的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认为这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甚至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这里，亦如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诽谤性的攻击一样，中国同志没有为自己提出证据，而宁愿玩弄一些反映社会发展的过去阶段的公式。这种臆测的荒谬性及其目的——企图加深和加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很明显的。”
“为了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作用，以及在这期间党在社会上的地位经受的变化，有必要提一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几个根本问题。这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觊觎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垄断权，开始丝毫不顾事实地对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原理作任意的解释。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借助于故意捏造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性质的奠基性思想，企图攻击苏共纲领关于苏联国家的全民性质，关于党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全民先锋队的原理。”
“可见，把即使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也需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并同时玩弄‘经过整理的引文’，就意味着缺乏起码的诚实。当中国同志从引文转到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时，他们也没有更多地表现出诚实。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完全和最后的胜利。在苏联社会里，没有任何关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因此，过渡时期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期，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自己的，即它自己建立起来的基础上发展着。
“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又要针对谁呢？工人阶级应该镇压哪一些阶级或社会集团呢？中共领导人说，苏联还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是对的。工人阶级直到完全建成完整的共产主义之前，依然是苏联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它需要对农民采取镇压的措施吗？托洛茨基就这样主张过，而且在三十五年以前就被党赶出去了。还在三十年代，即当农民坚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时候，阶级镇压的必要性，在政权机构中保存工人代表的优势的必要就消失了。这一点在一九三六年的苏联宪法中有了反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他们两者和我国知识分子的利益的一致，很早以前就成为多年的历史事实了，如果现在还说，工人阶级必须对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统一的社会的其他阶层进行阶级统治，那就意味着：要末是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末是有意歪曲有目共睹的事实。苏共始终一贯地和坚定地执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农民联盟的列宁主义政策。不言而喻，它并不想以托洛茨基的立场来修改这一政策。
“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想在全面建设完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里使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永世保存下去的拥护者们，把寄生虫、流氓、国库盗窃者和其他资本主义残余的体现者硬说成是无产阶级应该对之实行专政的社会力量。请问‘批评家们’：这些流氓和国库盗窃者可以列入社会的哪一阶级？
“我国被生活检验过的经验，不是表明：人民自己可以顺利地对付列宁所说的个别人的过火行为，为此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吗？
“诚然，中国同志断言，好像在苏维埃国家中不断产生着资产阶级，并且正在进行阶级斗争。因此，据说无产阶级专政尚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每个思想健全的人，即使他二十五年前来过苏联，都知道，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推翻的。苏联早就没有掌握生产手段并利用这些生产手段来剥削别人的人了。只有掌握生产手段的人才能算作资本家。”
《真理报》七月二十八日发表弗兰采夫的题为《革命斗争的列宁的学校》的文章说：
“七月十四日我们在《真理报》上读了列宁主义苏共中央公开信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国同志们的信使我们回忆起过去。例如，其中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整个时期’仿佛是‘过渡时期’。但‘过渡时期’的社会——是存在于两种结构，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中国理论家使新社会的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消失到何处去了？第一阶段被他们机械地包括进在后来将由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所更换的过渡时期。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国理论家宣称，‘无例外地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儿还有企图实现复辟的因素——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那儿经常诞生新的资产阶级因素’。从此点出发论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发展和转入全民国家，共产党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完全以旧精神来谈论什么热衷经济建设导向失去革命性。”
“把社会主义同过渡阶段等同起来是贬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不是很明白吗。需知中共中央信的作者们力图怀疑社会主义完全和最终的胜利，按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因素‘企图实现复辟’，那儿新的资产阶级因素似乎经常在诞生”。
“但需知这正是不信任社会主义的创造力！当然这样的理论不能动员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实际上只能为把过渡时期延迟很长时期而辩解，而不是说明沿着导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努力前进！”
“假如‘过渡时期’不断延长，假如没有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它的完全和最终胜利这样的革命发展的质变的新阶段的话，新社会怎样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呢？可能，只有外部推动，从基本上振动世界的战争才能把在原地踏步的社会引上广阔的道路？中国同志们的‘理论’探索正是可能导向这样危险的和深刻错误的结论。
“当然，这种理论反映它的作者熟悉的那些社会过程和情绪。大家知道，严重的困难会在小资产阶级集团中引起刺激和没有耐心，企图尽快不经过一切考虑而跃进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些企图的不可避免的和沉重的失利产生了没信心和绝望。”
《真理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波列伏依的文章说：
“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国家，这是苏共最光荣的成就之一”。“想到这些，很难不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正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不愿意了解我们党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成了全民的党，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成了全民的国家。”
“中共领导人依据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谴责我们，他们要我们放弃党在久经考验的列宁旗帜下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要我们走回头路。
“如果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位能够预见几十年的革命思想巨人活到现在的话，他们会多么高兴地看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全民国家在地球上生活着和昌盛着，已成为踏上共产主义建设的英雄里程碑的全民的党的伟大共产党生活着、昌盛着。”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同志在议论关于苏联的事态、关于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时，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事实；他们不是诉诸现实，而是寻章摘句，不是诉诸生活，而是硬套公式。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精神，忽视事实，忽视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他们对苏共纲领的批评意见的总‘背景’。
“中国领导人大谈特谈苏联的阶级斗争。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哪些敌视人民的阶级呢？他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基础的人都明白，把犯罪分子当成特殊的阶级，就意味着断然抛弃阶级划分的客观标准。罪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并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一点连小学生也知道。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食客在社会主义系统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寄生虫和流氓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什么作用，以及在公共经济结构中怎样区别所有这些分子？只要提这些问题，就足以表明关于苏联有‘敌对’阶级、关于在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彻底胜利条件下有‘阶级斗争’的论调是凭空臆造的和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同志在谈到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时，机械地把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搬到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但是，这种方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当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当确立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这些阶级产生的原因时，却是另外一回事了。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可能否认的：苏联社会是由两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友好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人民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国同志不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社会已经发展了将近半个世纪，并取得了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顺利地实现着全面开展的共产主义建设。
“中国领导人所以需要所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新兴的’敌对阶级的论调，是为了使苏共纲领提出的关于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的论点受到怀疑。他们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企图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胜利以前都是必要的。”
“列宁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才是必需的话，简直可以举出几十处来。但是，看来，这对进行诋毁苏共纲领、诋毁我们党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不光彩事情的中国同志并不有利。他们忽视列宁是如何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历史范畴的问题的，编造了一大堆诽谤性的谰言：所谓‘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至还有‘历史的大倒退’等等。
“列宁的党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诽谤性的指责。托洛茨基分子也曾经说过什么党和国家的‘蜕化’。早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事业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散播这种提法。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反共主义的宣扬者鼓吹这种提法。而现在中共领导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