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领导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苏共领导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连惯于诬蔑中国的西方报刊都认为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许多诽谤是捏造的、站不住脚的
新华社三日讯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和攻击，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报刊的喝采，但是，这些资产阶级报刊也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指责，是捏造的，歪曲事实的，站不住脚的。
《纽约时报》七月十五日的一篇文章说：“西方的分析家在比较了苏联（七月十四日）的声明和北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之后，觉得后一个文件是一个推理更为紧密的意识形态声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更像是一个罗列苏联对中共奉行独立路线的激烈不满的一览表”。
《华盛顿邮报》七月十六日刊载题为《莫斯科的答复》的社论说，苏共中央公开信“信中罗列的口号没有革命两字，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由于北京选择了这个口号而莫斯科没有提到，因此这个口号属于北京。”它说：“现状对于莫斯科是具有吸引力的，这种现状意味着安全和居于最高地位。”社论还说：“俄国人在他们的信中没有浪费什么时间来企图从意识形态的泉源中吸取力量。这封信是实际的，……这封信谈的是力量。信的根据不是马克思或列宁而是记录。”
《纽约时报》七月二十五日的社论说，西方“要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莫斯科对中国和中国的政策的那套说法的话，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社论说，“克里姆林对北京的诉状中”，“有许多是虚构的。”
英国《每日先驱报》七月二十九日刊载“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教授的文章说，“我认为这样一种指责是荒唐的：即，中国人愿以一场核大战来进行赌博，因为在一场核大战后，留下的中国人要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人多。中国人并不是吓唬人，而是在揭人家的底牌。他们必然认识到，除了美国以外，从未有人使用过原子弹，而当时的原子弹是扔在非白种人头上的。”
《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七月十八日刊载克劳德·卡戴尔的文章在指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赫鲁晓夫分子对北京人的不折不扣的宣战”之后说，“莫斯科领导人在这份理论水平不如（中共中央）二十五点信件高而语调极端傲慢的文件里，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歪曲中国的世界革命战略观念，以便更好地驳斥这些观念。”这篇文章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硬说中共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假的”，“说中国人以‘斯大林的错误观念的支持者’自居是假的”，“说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是假的”。
巴黎《世界报》七月二十四日以占四版的篇幅发表了“中苏论战的文件”和这家报纸对这些文件的按语，按语说：“中国的信件在形式上比苏联的信件严谨得多，理论性强得多。”
挪威《方针报》不久前在一篇评论中苏分歧的文章中说：“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上的有力之处在于他们有列宁的各种经典著作，以及（列宁）在革命前和革命后不久对右翼社会党人的攻击作为支持。”文章说，“苏联的答复是，中国低估了战争危险，甚至说中国的目的是通过战争手段传播共产主义。但是这是对中国意见的粗暴的、主观的歪曲。中国认为，避免战争危险的最好方法是共产党集团方面采取坚定的态度。”
英国《卫报》七月十五日刊载佐尔扎的文章指出，苏共中央信件故意断章取义，企图使“中国的论据失去思想光彩”。
文章说：“苏联信件引证一九六○年发表的中国观点说，‘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这是中国在一九六○年关于列宁主义真正意义的辩论高潮中发表的声明，……在当时中国人就已对这一说法加以限制，说，如果帝国主义首先进攻，它将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这一限制是俄国人自己在发表声称共产主义经过任何战争后都能存在的庄严文件时也曾使用过的，而现在则把它省略了，作为使中国的论据失去思想光彩的企图的一部分”。
英国《和平新闻》周刊七月十九日刊载题为《俄国、中国和战争》的社论说，“中国现在被人说成是世界上的头号公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纠合起来反对中国。西方舆论也同俄国人一样地推测，俄国和中国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主张奉行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这家周刊说，“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歪曲了中国的立场。”
周刊说，情况可能是，“俄国人真正担忧的是：中国人所奉行的列宁主义路线比俄国人的更纯粹。”
英国《观察家报》七月二十一日刊载了该报远东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思写的报道说：“若是认为，北京由于同莫斯科发生了分裂，而会采取惊人的侵略性政策，那将是错误的。不论赫鲁晓夫先生怎么说，中国人不相信较大屠杀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手段”。
七月二十四日出版的西德《明镜》周刊说：苏共领导人多年来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背后说坏话的宣传运动，他力图在西方把毛泽东抹黑，说他是好战的冒险家和实行斯大林式的对公民的恐怖。在上上个礼拜天，赫鲁晓夫把面具放下来了。在他的主持下，苏联党主席团公开地作了在红色兄弟争执中至今为止最尖锐的指控。当然这些指控是以同样可疑的来源为基础的。这就是苏联人捏造的好战的中国人的观点”。
英国《论坛》周刊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不是战争贩子，不管他们在苏联的心情激怒的马克思主义同道在争执的火头上怎么说。他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地不想在一个夷为灰烬的星球上升起红旗”。
文章还说：“在（中苏）这场争论的开头阶段苏联对中国人施用了经济压力手段一事现在看来是确有其事了，当然，人们早就知道，俄国人尽了他们的一切可能来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
英国《论坛》周刊八月九日的一篇评论说，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中共领导人“准备冒——更不用说欢迎——核战争爆发的危险”。
它说，“中国不是由军事冒险家治理的。”“中国的战略仍然是谨慎的。”它说，“确实出现的情况是，中国并没有像疯子一样地挤到现代军备竞赛中去”。
英国《论坛》周刊八月九日刊载了读者哈利·麦克谢恩的一封信。哈利·麦克谢恩在信中表示，他不同意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但是他反对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他说，“人们料到俄国领导人会歪曲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论点。”他说，中国领导人在一封现已有名的信中一再否认他们主张发动世界战争来输出革命。“让我们引用这封信中的一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他说，“中国人表明，他们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他们说，这种共处不适用于被压迫和压迫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被压迫和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七月二十日一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一篇文章说：不能认为苏共中央信件中说的“都是确凿的事实”。“当俄国人说两国的贸易额下降到三年前的三分之一和装备（大概是俄国的）的供应下降到四十分之一，是由于中国人的过错时，表示怀疑是允许的。更加可能的是，北京拒绝以政治让步来换取经济援助。”从更一般的方面说，“简单地说中国人是战争贩子”，那是“滑稽画”。
香港《南华早报》七月十五日发表一篇题为《公开的分裂》的评论说：中苏争执中表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中苏贸易的指摘和反指摘。莫斯科说三年来中苏贸易减了几乎百分之六十七是北京策动的；北京的说法刚好相反。公正的旁观者觉得北京的说法似乎比较更确实些。”
法新社七月十四日从香港报道说，香港的“政治观察家获知苏联把它减少对中国的援助归因于中国的主动的消息之后，感到惊奇。这里普遍认为，苏联是按照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的发生，相应地削减它的经济援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