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每月评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看法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美国《每月评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看法
本报讯　美国刊物《每月评论》（五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分裂》的社论，提出了对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看法。下面是这篇社论的详细摘要：
《每月评论》在一九六一年的十二月号上曾就中苏争执问题发表社论。在这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大量的新材料或者以前人们不大看到的材料发表出来了。鉴于这些发展，我们必须十分坦率地说，我们以前对争执的分析是不能成立的。那种分析有很不确切的说法，重点没有放对，现在我们觉得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比这更严重得多的是，整个论点是以对争执的内容的错误概念为基础的。
争执所在
发生争执的问题并不是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或者怎样把战争危险减至最少限度，或者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等等，虽然争执牵涉到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归根结柢，争执是关于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的性质的，是关于为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和应当采取的行动的。
俄国人和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人（包括大多数亚洲以外的地方的共产党的领导）认为，我们时代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战争或和平问题，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他们说，如果发生热核战争，文明本身将被毁灭，或者无论如何将倒退几百年，即使不是几千年，而现在似乎在向社会主义国家招手的光明前途将被葬送。另一方面，如果战争能够避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将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整个世界将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来。
根据这种分析得出的政治路线主要强调三个目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裁军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例如，这些目标不仅被看作是适宜的，而且被看作是实际上可以达到的，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纲领就是这样看的。这是一个必须经常记住的极为重要的特点。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争执的并不是这些目标是否适宜，而是这些
目标能否实现，而能否实现取决于现实，而不是取决于愿望。
战争与帝国主义
中国人强调支持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在对陶里亚蒂的第一篇回答中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向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我们还读到：“社会主义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进行向外扩张的战争。世界战争绝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但是他们同样强调他们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并不赞成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充满了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进行扩张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世界战争。这些的确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最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实。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帝国主义冲突引起的，而且“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单单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三年中，中国人就举出了约莫二十次局部战争或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他们根据严格的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抱有别的看法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将在一场热核浩劫中毁灭。在这些问题上（这些问题不同于完全禁止战争的问题）他们是十分乐观的。他们的推理实质上是这样的：正如头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丧失了大片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一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最后把帝国主义从地球表面上消灭掉。如果能够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力量有效地动员起来，并且使帝国主义者相信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杀，就能够使他们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关于原子战争，中国人认为，既然“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垄断，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它国家也有核武器。你有导弹，不能禁止其它国家也有导弹。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因此，“我们历来认为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他们指出，“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一九二五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但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或禁止核武器的问题当然完全不同于完全禁止战争的问题。完全禁止战争只能在帝国主义完全消灭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诚然，如果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或者如果帝国主义本性正处于改变过程之中，这个结论就不再是有效的了。但是中国人认为，帝国主义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老的殖民帝国的衰落并没有改变这个野兽的本性。美国继承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衣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个体系的矛盾。相反地：
“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也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对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加剧美帝国主义者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切身利害，在这种斗争中，帝国主义的一方对帝国主义的另一方是毫不留情的，它们之中的一方总想扼死竞争的另一方。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采取极端反动的镇压和欺骗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义不容辞地、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政策。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的矛盾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策的矛盾，也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事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也可以说，是世界矛盾的焦点。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
主要源泉。”（《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裁军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显然认为，任何真正裁军的可能性小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确小到几乎不值得谈这个问题。在毫无疑问是他们重要的理论性文件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只是在“战争与和平”一章中的一个地方谈到了裁军，而且很快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老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认为，‘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就‘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原因之一’。列宁对考茨基和其他老机会主义者这类不从社会制度、剥削制度去观察战争根源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曾经给以尖锐的批判。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这样。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能用历史的、阶级的眼光去说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笼统地谈和平，笼统地谈战争，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人企图使人相信，实现了全面彻底裁军，压迫者手里没有武器，人民的解放就会‘无比地容易’。我们认为这是乱说一通，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末倒置的。”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对裁军的可能性作这样低的估计并不意味着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建议裁军：不这样做将是放弃一个有效的宣传武器。但是中国人显然认为，依靠裁军作为促进或保证和平的手段是没有意义的。战争的威胁并不来自军备本身，而是来自帝国主义，而且只能通过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来对付这种威胁。
因此苏联的政治路线集中于为争取和平和裁军而斗争，而中国的政治路线集中于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如何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怎样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呢？中国的答案是必须在各级以各种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由于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他们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同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的关键在于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由于这是中国态度的真正核心和他们同苏联发生争执的中心问题，似乎需要充分说明他们的看法：
“这样的形势，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当代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转移。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是不可压制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去领导它，就必然脱离人民，无从取得人民的信任。在这些地区的反帝斗争，无产阶级有着极其广泛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地区的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都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高举反帝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善于组织自己的同盟者，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揭穿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各种欺骗，把斗争引向正确的方向，使斗争逐步地得到胜利，使各种斗争的胜利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如果不是这样，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也是不巩固的，胜利的果实就有可能落到反动派的手里，而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被出卖的事例，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必须站在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最前线。这种支援，在实际上，同时就是帮助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事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想摆脱资本压迫的灾难，想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灾难，如果不取得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自己的支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倾听这些地区革命人民的呼声、研究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革命感情、配合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在他们的面前倚老卖老，摆老资格，摆老爷架子，指手画脚，像法国多列士同志那样傲慢自大地轻视他们，说他们‘年轻、缺乏经验’；更没有权利以社会沙文主义的态度，诽谤、咒骂、恐吓、阻挠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应当了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工人政党，如果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采取不正确的立场、方针和政策，那末，它们对于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事
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极重要的力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应当热烈同情、积极支援，而绝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容许采取制止、阻挠、欺骗和拆台的态度。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把支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有人认为，这种支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负担’。这是很错误的观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必须了解，支援是双方面的，是相互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反过来，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也支援和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因此，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是十分重要的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地领导这些运动，以防止遭受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所遭受的那种严重挫折。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左派必须了解和支持这些运动。最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一切可能支持这些运动，这不仅是一个国际团结问题，而且也由于这是削弱它们的死敌的最好办法。对于前途，中国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说：“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一个大好形势。这个形势，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是非常有利的，只有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是不利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曾在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劣势下成功地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进行了斗争。他们认为，现在的条件已有利得多，世界上其他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是同样能赢得胜利的。
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
这一切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否认或低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所取得的胜利作为促进世界革命的一个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他们还带着赞同的语气引列宁的话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但是他们接着说：
“但是，列宁并没有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可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苏联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制度的改革，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政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的面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换言之，中国的立场是，和平竞赛可能激励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但决不能替代它们的革命。
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如何？中国人支持莫斯科宣言（一九五七年）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声明（一九六○年），这两项文件都说这种和平过渡是可能的；但是他们显然并不对此寄以很大希望，并且认为完全依靠和平的斗争方法是极其危险的。他们说：“如果和平过渡能够实现，这自然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但是“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究竟是两回事。”此外，到目前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更重要的是：
“即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还要准备立刻应付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共产党人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聚革命力量上，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方面，而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则就必然麻痹无产
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的局面，以至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因此，归根结柢，和平过渡问题被认为涉及反帝斗争。这是对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上采取的政策进行的一切有意义的讨论的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进行一场像中国人主张和支持的坚决的反帝斗争而不挑起具有种种灾难性后果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核武器和纸老虎
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没有详加说明。他们实际上只是说，反帝斗争有助于保卫和平，而不会挑起战争。下面的这种推论大概是这一信念的基础。对游击战和其他形式的人民斗争来说，核武器是完全用不上的，而这些形式的斗争必然是帝国主义和革命力量在不发达国家的冲突的主要形式。杜勒斯提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革命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报复”的主张是一种自杀的办法。甚至杜勒斯本人也未能在奠边府战役时说服美国政府实行这种主张，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向它们发动的进攻进行报复的力量与时俱增，这种理论在今后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更小。与此同时，革命斗争由于使一国又一国获得解放因而会削弱帝国主义，这种过程将使这个体系的一切矛盾加剧，最后将为在母国中心推翻这个体系创造条件。
这种推论看来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尽力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反对中国的人事实上指责中国人采取这种立场。为了对这种指责作出估计，人们必须了解和考虑中国的两个大加宣扬的论点——“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关于“纸老虎”的论断实际上不过是以比喻说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最没有疑义的前提之一：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没落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是纸老虎。这就是应当在战略上藐视的敌人。“战略上”这个字眼，在这里是指“归根到底”、是指“整个来说”。因此，
“战略上藐视敌人”和“纸老虎”这两个论断结合在一起，只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所说的那番话的中国说法：不要被你们的压迫者的貌似强大的力量吓倒；他们的命运已经由历史决定了；现在就投入战斗，加速他们的灭亡和你们自己的解放。
吃人的老虎
可是这一切同实际上的战斗的进行——中国术语中的“战术”方面——根本是两回事。在这方面不存在要藐视的纸老虎。根据毛泽东的理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可是这仅仅是他们的本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英文版《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第一四一页，引用毛泽东的话）而这些真的吃人老虎是必须在日常战斗中与之搏斗的老虎。因此原则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更具体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当然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可是这肯定不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的药方，而且历史表明，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同任何其他大国一样审慎。他们坚持解放台湾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权利，他们没有为此采取军事步骤，甚至没有去占据沿海岛屿，尽管这些岛屿被用来作为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根据地，他们容忍在中国国土上存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殖民地，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报刊一再指责中国在老挝和越南进行军事干涉，这种指责看来是毫无根据的；对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古巴这样的远隔重洋的国家，中国人给予革命力量以道义上的充分支持并且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经济援助，可是注意避免采取会被认为是挑衅性的行动。与此同时，当他们感受到中国本身遭到了直接威胁或攻击，例如一九五○年在北朝鲜和一九五九年起在印度边界上，中国人就毫不犹豫地为自卫而猛烈反击。
那么在去年十月古巴危机时中国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难道不是挑衅性的么？如果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同美国针锋相对，那么全世界不是就有被卷入一场热核战争烈火的大好机会了么？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首先，他们强烈反对把导弹运入古巴；他们认为，这只是让美帝国主义抓住把柄的冒险主义行动。对美国进攻古巴起遏制作用的真正力量必然是古巴人民誓死战斗的意志、世界舆论的谴责、拉丁美洲的愤怒；而对于这些遏制力量，导弹只能起有害的作用而不是有益的作用。其次，中国人肯定不反对撤走导弹。他们反对不同古巴人商量而撤走导弹、反对同意由联合国进行单方面视察，总之，他们反对牺牲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来同帝国主义做交易。在这一切之中，没有一点表明中国方面奉行冒险主义政策或好战的政策。相反，显而易见，如果毛泽东处在赫鲁晓夫的地位，首先就不会有导弹危机，古巴危机如果发生的话，也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
改良呢还是革命
在中国人和他们的对方的争论中还有另一个突出的争执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无产阶级革命对立的“结构改革”的问题。对凡是读过从前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大辩论”的文件的人，特别是读过列宁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写的《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本著名的著作的人来说，这次新的交锋听来是非常熟悉的。正如列宁当年认为在当时有十分急迫的意义的国家与革命问题上恢复和再次阐明马克思的真正学说是他的首要职责一样，今天中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向“现代修正主义者”提醒列宁本人所说过和坚持的论点，并且证明他们的“新”思想实际上一点也不新，其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正如半个世纪以前考茨基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一样。在这篇文章里不准备讨论陶里亚蒂（以及西欧其他各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理论家）现在所提倡的“结构改革”论。在这篇文章里，只要指出中国在这些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严格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够了。
列宁的衣钵
的确，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在双方争执的所有问题上，中国人的论据在精神上是纯粹列宁主义的，即使说在形式上不总是如此的话（老虎，不管是真的还是纸的，毕竟不是俄国的特产）。相形之下，俄国人和他们的追随者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人把他们刻划的那样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这就说明了整个争论的最突出的方面之一。
由于一些我们在这里只能稍稍触及的原因，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非常需要披上列宁的意识形态外衣。他们突然地贬黜斯大林的做法打断了苏联发展的连续性，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使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因此他们需要往回头去想办法，而且确是这样做了，他们企图显示他们自己是列宁的真正继承人而斯大林是个骗子，借以确定一种更根本的连续性。因此，赫鲁晓夫式的做法就是一有适当的机会就推崇列宁，而把斯大林贬到万籁无声的监牢里去，甚至在斯大林确是列宁的忠实门生的一些问题上，或者在斯大林的权威可能对赫鲁晓夫极为有用的问题上，也这样做。
现在中国人站出来了，他们以万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赫鲁晓夫的思想和以这种思想为依据的政治路线根本不是列宁主义的，而且事实上与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刚诞生前后所集中火力批判的那批人的思想和路线有更多的共同点。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假如能够回答中国人，能够言之成理地证明列宁的真正解释者是他们而不是中国人，那是一回事。但是要这样做，显然是毫无希望的：同中国人进行任何说理的辩论只能是害多于利。结果是他们连篇累牍地曲解和歪曲中国的立场。中国人被加上的罪名有要通过世界大战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鼓吹和实行冒险主义的外交政策，煽起还不成熟的暴动，对他们自己国家之外的情况无知，如此等等、诸如此类。所有这一切指责都是虚构的，任何一个知道过去不久的历史和肯于读一读中国的有关文件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辨别出来。因此，苏联领导方面为了不让本国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就不得不把中国人对自己所受到的指责的答复压下来不发表。中国的政策是发表辩论双方的材料，俄国的政策是只发表一方面的材料，两相对比就很能说明这场辩论本身。（这种情况中一个最可悲的特点是：像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这样有能耐的领导人，且不去说那些次一些的人物，居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抛到九霄云外，而采用了最陈腐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太大，限于篇幅无法讨论这个问题——原注。）
中国人对他们的对手说：“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真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天哪，很难想出别的理由了。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这个争论自然涉及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使在第三国际时代，没有任何会员党会想要对苏联的领导提出公开挑战的时候，中国人也是悄悄地照自己的办法行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直接抗拒了斯大林关于参加蒋介石所控制的联合的劝告。如斯大林本人后来所承认的，他们是对的，他错了。由于有了这些经验，中国人惯于处于少数地位，从来没有被苏联万无一失这种理论压倒过，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他们目前的立场。中国人认为，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擅自对其他党发号施令。这并不排除一个党自愿听从“指挥棒”，如果它愿意的话（“指挥棒”这个字眼是他们指苏联路线的婉转说法），但是没有一个党必须这样做。对所有党具有约束力的唯一路线是诸如大家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这些文件中所确定的路线。（由于每个党都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些文件，显然实际上他们所承担的遵守义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另一方面，虽然俄国人放弃了对独一无二的领导权的任何要求，却争辩说所有的党都应当接受多数的意见。中国人否认这一点。他们说，重要的不是多数，而是真理；采取坚持真理的原则立场的少数终于将成为多数。在他们那方面，他们毫不怀疑，他们代表真理，时间对他们有利。至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既然一定要闹，他们就闹下去吧。群众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历史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