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这点上大造谣言？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这点上大造谣言？
文宜祝
在最近，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和各国现代修正主义者组成的反华大合唱中，有一个唱得特别响亮的调子，就是捏造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者说，中国是“好战的”，是“主张通过战争输出革命的”。
印度反动派的头子尼赫鲁说，中国“是侵略性的和扩张主义的国家”，中国“变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和危险”。
叛徒铁托说，中国共产党“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卖分子处于同样的地位”。
赫鲁晓夫等人不愿意在反华大合唱中表示落后，把自己的调子唱得更高。在最近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里，苏共领导人从我们所写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不顾前言后语，断章取义地挑出“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一词，蛊惑人心地说，中国领导要“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要“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他们无耻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有“战争瘾”的“狂人”。
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中，究竟说了什么呢？
不妨把这段话引述出来。
我们的原文说：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这段话是白纸黑字，写得如此清楚明白，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查考研究。只要不是怀有偏见和别有用心的人，都不难正确理解它的原意。可是，到了自称“愿意仔细研究”别人的文件，对解决问题怀有“善意”的人那里，这段话却完全变了样。
我们也把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引述出来。
他们说：“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他们又说：“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
双方文字俱在，愿意尊重事实的人，可以比较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我们所说的同他们捏造给我们的观点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
你看，经过赫鲁晓夫等人的引证，我们原文中的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反对的，这个重要前提被砍掉了；我们原文中的如果帝国主义一旦要发动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毁灭，而绝不会是人类的毁灭，这个重要的论点也被砍掉了；而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即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废墟，却被他们恶意地篡改成为“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换言之”。它像魔术师的法棒一样，经过它一点，就把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莫明其妙地变成了似乎是中国要发动战争。赫鲁晓夫等人还昧着良心地说，中国“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
真是旷古未闻的捏造，天下少有的奇闻！
请问：在《列宁主义万岁》这段话中，有哪一句话说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主张过要发动世界战争、发动核战争，“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
难道认为帝国主义“也有脑壳”、“也有脑髓”的赫鲁晓夫等人，竟把世界人民看作是没有脑壳、没有脑髓，不会尊重事实、查对文件，不会比较思考、判断是非的木偶吗？
对于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人们当然是不难看穿的。甚至连某些资产阶级报刊记者也认为，苏共中央公开信断章取义的“省略”，是“使中国的论据失去思想光采的企图的一部分”*；认为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国好战，是抄自铁托的、来源可疑的捏造。**
对中国共产党仇恨入骨、一贯玩弄造谣伎俩的铁托集团，也曾对《列宁主义万岁》的这段话进行过恶毒的攻击。卡德尔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第五节中，就这样做过。不过，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把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反对的这个前提砍掉；不敢把如果帝国主义一旦要发动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毁灭，而绝不会是人类的毁灭这个论点砍掉；不敢像现在赫鲁晓夫等人所做的那样，在引文上玩弄如此没出息的玩意儿。赫鲁晓夫等人既不让苏联人民看到《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又断章取义地摘引这些文章，加以歪曲。看来，他们已经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而只好求救于捏造诬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了。在这一点，他们的恶劣手法比起铁托集团来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也许这就是他们同铁托集团“意识形态的分歧”吧！？
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棒下，他们的许多追随者也环绕着“废墟”编謅出越来越离奇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谣言。调子完全一样，只是唱法不同。如有的说什么中国人要“用原子‘小灯’来纵火烧地球”；说什么“谁也不愿在热核战争中挨烤，来让中国领导人取乐”；有的人还把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废墟，一会儿说成是“原子辐射废墟”，一会儿又说成为“废墟的星球”，一会儿又变为“千百万人的原子坟场”，一会儿又化成“巨大数量的死尸和焦土”，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看来他们在编造谣言方面，正在进行着一场热闹的竞赛，并且好像还以为自己发挥了什么独创性而洋洋自得，其实这不过是跟在指挥棒屁股后面信口雌黄、含血喷人而已。
就是那个挥舞指挥棒的人，也一点没有什么独创性，关于“废墟”的谣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原是从美帝国主义者那里抄来的。
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和八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华兹沃斯就曾断章取义地援引《列宁主义万岁》中关于帝国主义死亡废墟的几句话，诬蔑中国“欢迎原子战争”，说中国想以“一场用氢弹来进行的”世界战争，“使共产主义有希望征服世界”。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又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主义万岁》中关于帝国主义死亡废墟的几句话，辱骂中国是“好战的国家”、“残酷无情”、“侵略成性”，中国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巨大和残暴的威胁”。
现在是一九六三年，距一九六○和一九六一年还不到两三年，赫鲁晓夫等人却这样不知羞耻地拾起美帝国主义的唾余，毫不避讳地以美国制造的谣言，向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狂吠。在这一片嘈杂的狂吠声中，谁还能分得清哪些是美帝国主义的声音，哪些是赫鲁晓夫等人的声音呢？
如果不是一味无理取闹，而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气味的话，就不应该在“废墟”这个词上制造混乱，纠缠不休，而应该想一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旧社会制度废墟的提法，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让我们在下面做一些引证吧。
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①。
列宁说：无产阶级要“在资本主义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制度。”②
列宁讲到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建设任务时，又说：“旧东西已经像应该被破坏的那样破坏了，已经像应该变成废墟那样变成废墟了。地基已经清理好了，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③
恩格斯和列宁在这里所用的“废墟”一词的意义，是十分清楚、不容曲解的。它不过是说明，新社会制度将在旧社会制度倒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有什么错误值得非难呢？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说：“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决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来说明在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废墟上建立新社会，又同上述论点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赫鲁晓夫等人既然口口声声宣称忠实于莫斯科宣言，为什么要对我们宣传莫斯科宣言的这个正确论点进行恶毒的攻击？
很可笑的是，尽管赫鲁晓夫和他的伙伴大肆诽谤和叫骂我们关于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废墟这个说法，但是他们却在苏共纲领上写着：“全力促进在殖民帝国废墟上所产生的各个国家的主权的巩固。”
赫鲁晓夫在苏共纲领的报告中也说过：“民族解放革命给了殖民主义的巴士底狱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殖民主义帝国的废墟上产生了四十二个主权国家。”
按照赫鲁晓夫的逻辑，赫鲁晓夫和他的伙伴这里所说的“殖民主义帝国的废墟”，是不是就是要几亿人死亡？是不是要在殖民地人民的尸体堆上创造出“主权国家”？如果“殖民主义帝国的废墟”，就是赫鲁晓夫平常所说的殖民地人民的死亡，那末，你们要“全力促进”的是什么？要“巩固”的又是什么？
一些被剥夺了理智的人，总是要那么胡言乱语。
赫鲁晓夫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明智”、“理智”，可是他总是那么不择手段，牛头不对马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的人。他的“明智”就是把一切主张革命，要求革命的人，都叫做“狂人”，叫做“疯子”。要知道，历史上的革命家总是被反动派叫做“狂人”和“疯子”的。
本来，在旧社会制度废墟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这是要由各国人民自己通过革命斗争去取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什么“通过发动世界战争”去推行革命，用发动世界战争的办法，去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只是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制造的诽谤。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口咬定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甚至要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这种离奇的论断，有什么根据呢？难道我们主张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衷心拥护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正义战争，就是要发动世界战争去推行革命吗？就是要“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了割断社会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联系，镇压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历来就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诬蔑成“颠复”，诬蔑成社会主义国家要用发动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等人竟然使用帝国主义侵略者、压迫者的反动滥调，来咒骂中国共产党，这岂不是把自己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帮凶的地位吗？
现在，不断地进行着侵略战争，正在加紧策划世界战争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热核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国。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备战，严重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安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迫切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制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为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一贯进行着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但是，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充分地估计到帝国主义战争狂人可能发动世界大战、发动核战争的危险。
在这里，根本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坚决揭露它，唤醒人民的觉悟，通过斗争制止它；还是散布核恐怖，瓦解人民的斗志，实质上帮助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进行核讹诈呢？如果一旦美帝国主义冒天下之大不韪，硬把核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革命人民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还是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呢？
革命的人民只能采取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同它们坚决斗争的态度，而绝不能采取悲观绝望、屈膝投降的态度。
《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就是表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分析，和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正确地指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被毁灭的只能是帝国主义制度，而绝不会是全人类；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绝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很明显，正是赫鲁晓夫等人把“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看成就是“人类的废墟”，把帝国主义制度跟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论调。
很明显，这些“人类毁灭论”者，才真正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对于人类的光明前途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
固然，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也可以发现这样的词句，如说，“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但是，这些话跟他们上面的逻辑，不是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吗？在双方动用了核武器的情况下，按照赫鲁晓夫等人的观点和逻辑，世界岂不也要变成“人类的废墟”？那么，又有谁来“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呢？
要么是你们思想混乱，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是你们像你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故意把“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
拙劣的捏造，变成了自我暴露。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蓄意歪曲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在“废墟”问题上挖空心思大作文章，恰好暴露了赫鲁晓夫等人已经堕落到不择手段造谣惑众的地步，妄图欺骗苏联人民，蒙蔽世界舆论，煽起一浪又一浪的反华高潮；恰好暴露了他们甘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的义务宣传员；恰好暴露了他们散布核恐怖，以死亡的威胁来吓唬世界人民，不准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准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以此为肯尼迪的“和平战略”效劳，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由此可见，恰恰是赫鲁晓夫等人所宣扬的观点，倒的确是在“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乌云永远掩盖不了太阳，谎言和捏造也永远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辉。谎言编造得越离奇，只能越暴露编造者自己的丑恶嘴脸。
英国《卫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
　西德《明镜》周刊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①《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八○页。
②《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三一页。
③《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五七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