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乌什基车站上的暴行——苏联当局武装迫害中国国际列车乘务人员和旅客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纳乌什基车站上的暴行
——苏联当局武装迫害中国国际列车乘务人员和旅客的经过
新华社记者　袁木
从九月七日下午到九月十日凌晨三时许，在苏联国土上，在苏联边境纳乌什基车站，发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动大批武装人员迫害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前所未闻的严重事件。苏联当局在这个车站上使用大批武装人员，无理扣留中国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达五十多个小时，野蛮粗暴地迫害列车上全体乘务人员和中国旅客，最后又用武装把中国列车和中国方面人员押送出苏联国境。苏联当局这种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创了又一个恶劣的先例。
十一日，记者到达中国边境二连车站会见了被迫害的中国列车乘务人员和旅客，随后又和他们同车由二连回到北京。在二连，在回到北京的旅途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们怀着激愤的心情，向记者诉说了苏联当局迫害他们的经过。
这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苏联海关和边防部队无理地强行没收我列车乘务人员和出国留学生自己阅读用的文件而引起的。
七日下午四时十七分，中国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正点到达苏联国境站纳乌什基。列车到达后，苏联海关和边防人员开始检查，他们当时借口“违反苏联现行法律”，在第一、三、五、六号车厢里，将我列车长萧文龄、彭兰昌，列车员姜文川、顾新魁、伍长福、李忠维、张如栋、赵文禄和留学生陈福、高振敏、亓曾笃、朱振强等十二个同志随身携带供自己阅读用的、载有我国政府发言人九月一日声明的八份新华社俄文电讯稿强行没收，另外还无理撕毁同样的电讯稿三份。同时，苏联海关和边防人员还扣留了我列车长萧文龄、彭兰昌，列车员曲川海、戴金声四个同志的护照。对于苏联海关和边防人员的这种无理行为，我列车乘务人员和留学生当场提出抗议，指出中国公民学习自己政府公开发表的文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人无权干涉，要求立即归还电讯稿，发还护照。但是，苏联海关和边防机构的负责军官，当时不但不归还电讯稿和发还护照，反而诬蔑我乘务人员和留学生自己阅读用的电讯稿“是反苏的，肮脏的，有害的”，甚至借机攻击和污辱中国人民的领袖，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是什么“同蒋介石过去那样挑起边界问题”，等等。他们还辱骂据理交涉的中国留学生是“流氓”，
“厚颜无耻”，用下流语言侮辱中国女留学生，进行种种人身攻击。
按照列车运行时刻表，列车应该在七日下午六时零九分继续前进。但是，由于苏联当局强行没收中国公民自己阅读用的电讯稿和扣留四个同志的护照，列车不能按时开出。在列车已经误点大约两小时以后，列车乘务人员不得不向车上全体旅客广播，说明列车误点的原因。在第二次广播以后，苏联当局不得已发还列车长等四个同志的护照。但是，与此同时，苏联边防人员即上车“动员”乘坐中国列车的苏联和其他外国旅客换乘苏联列车，强行以苏联列车代替中国列车开往莫斯科。这样，苏联当局便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当时，经过苏联边防人员三次“动员”，苏联和其他外国旅客才全部换车。有的人在离开中国列车时还向我乘务人员表示，对苏联当局逼使他们换乘列车表示遗憾。
在苏联当局强行没收中国乘务人员和旅客的电讯稿和扣留列车长等四人护照之后不久，列车长萧文龄、彭兰昌当即下车到苏联海关和边防机构的办公室，向其负责人员进行谈判交涉。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被苏联海关和边防军官强行没收了电讯稿的中国留学生陈福等四人，先在事件发生的当场同苏联海关和边防军官说理，后来也随同苏联海关和边防军官下车，到他们的办公室，同列车长一起，参加谈判交涉。
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有边防军中校一人，少校三人，地方当局代表一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一人，铁路工作人员一人，不肯暴露身份的二人。
在谈判过程中，我列车长和留学生以中苏友谊为重，始终抱着友好的和说理的态度；而苏联当局负责人员却常常撇开事情本身不谈，不断对我方人员进行恐吓、威胁和辱骂。一个苏联边防军少校在谈判中竟然诬蔑中国一贯反苏，并且举出中国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就反对过苏联。我列车长和留学生当场指出，他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中国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同等看待，这是根本的立场错误。参加谈判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更是气势汹汹，当场几次谩骂中国留学生是“流氓”，并且多次地一面拍桌子，一面威吓说：“你们赶快滚出去，否则采取行政措施。”还说：“我要派士兵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抓起来！”
这些苏联官员的粗暴行为，完全失去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员对待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有的礼貌，他们像对待敌人一样地对待中国同志，失去了起码的兄弟国家之间兄弟人民的情谊。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同志仍然作了极大的忍耐，继续耐心地进行交涉。
由于苏方的无理态度，谈判由七日傍晚继续到八日晨，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八日凌晨三时，苏联当局竟然指派七名边防军士兵进入谈判房间，用暴力强把参加谈判的我方人员从椅子上拉起来，撤去椅子，不让他们坐下，强迫中国同志站了将近两个小时，并且声称这是对他们的“体罚”。对于苏联当局这种严重的侮辱，中国同志仍然忍耐了。八日晨七时左右，由两名苏联边防军中校和三名少校指挥十二名士兵，又把我参加谈判的列车长和留学生强行拖出谈判房间。这样，双方的交涉被迫中止。
苏联当局的暴行还不止于此。在双方谈判开始进行以后，苏联当局居然出动边防军数百人，包围车站，封锁列车，剥夺中国人员的行动自由。他们还把下车听候谈判结果的四十二名中国留学生扣留在海关检查室里，用武装封锁出入口，不准他们进出。被封锁在列车上的旅客们提出要给车下的留学生送饭、送水、送衣服，他们也不允许。四十二名中国留学生被武装扣押在海关检查室内，得不到饭吃，得不到水喝，许多人衣服单薄，挨饿受冻达二十多小时。在此期间，还曾有一百多名苏联边防军士兵在一名中校军官的指挥下，进入海关检查室，手挽手排成行，把中国留学生包围起来，猛力冲撞，扭留学生的手臂，用胳臂肘撞留学生的胸部。许多苏联士兵不肯冲撞中国同志，但是这名中校军官却强迫他们采用暴力行为。苏联边防军又把海关检查室的窗户全部关住，派兵把守，不准打开，连中国同志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尤有甚者，苏联军官还驱使士兵把室内的椅子通通拉开，不让留学生们坐下休息，强迫他们站了三个多小时。由于苏联当局这种严重的迫害，中国留学生中有人当场受了伤，有不少人生了病，有的发高烧到三十九度。经我列车乘务人员再三交涉，苏联方面才派来医生，经过检查，医生虽也确认有不少人生病，但是苏联当局不给任何药物治疗。
九日下午，由莫斯科经由乌兰巴托开回北京的另一列中国国际列车，预定要在纳乌什基站停留。苏联边防军又一次派兵包围中国列车，并且在前一站就派大批边防军和海关人员登上中国列车，监视中国乘务人员，强迫这列火车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越过纳乌什基，不许在这个车站停留。苏联当局这样做，目的是要封锁他们对中国列车乘务人员和旅客进行武装迫害的情况，不使真相透露出去。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苏联当局还曾极力阻挠我列车乘务人员同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正常联系。八日晨，当我列车长彭兰昌等同志，要去电报局向大使馆发电报时，苏联边防军曾两次阻拦。后来，彭兰昌等同志据理力争，才被允许去电报局发报。一名边防军校官带领两名士兵，还有两名不明身份的便衣人员，随即跟到电报局。他们同电报局工作人员耳语一阵，电报局的窗口上立即贴上一张纸条，上面用俄文写着：“因机器未修理好，故不工作。”第二天——九日，彭兰昌等同志又去电报局拍发电报，电报局一位女工作人员说：“昨天不让发，是因为上边有命令。今天可以发，但是电报内容必须经过审查。”虽然我乘务人员根据通信自由的权利，当场提出异议，但是她不敢负责，仍然打电话叫来了一名边防军官。在边防军官看了电报内容以后，才准许发报。
十日零时左右，苏联方面事先根本未通知我列车长，就强行调动列车车辆，为其武装押送我列车出境作准备。这时，苏联边防军刚刚撤除对列车的包围不久，中国旅客正在分批到车站餐厅吃饭，上下车的人来往不绝。我列车长为了阻止苏联方面侵犯我国列车长职权、破坏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旅客联运协定的行为，为了保障旅客安全，当即拉开紧急制动阀，挂出红灯，阻止其调动车辆。但是，苏联方面不顾铁路行车规则，无视旅客安全，竟然解开风管，使制动阀失去作用，继续强行调车。十日凌晨一时许，一个自称为州苏维埃主席的苏联官员向我列车长宣布，他根据相应的上级机关的决定，命令我列车及其乘客返回中国。我列车长当场对苏联当局这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和恶化中苏关系的措施提出抗议，并指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苏联方面负责。十日凌晨三时许，在中国列车被无理扣留五十多个小时以后，苏联方面终于不顾我方提出的抗议，由边防部队一位少将军官在站台上指挥大批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边防军登上中国列车，强行把我列车及全体乘务人员和旅客押送出苏联国境。
苏联当局的暴力行为是不得人心的。当时目击我国人员受到迫害情况的一些苏联旅客和车站工作人员，有的在窃窃私议，有的对我国人员表示同情。有些苏联边防军战士接到命令，叫他们封锁中国列车和包围中国人员，他们就显得懒懒散散，可是，一听到撤除封锁的命令，他们就连跑带跳，有说有笑地散去。有一位苏联边防军人员悄悄地对我方人员说：“他们（指苏联当局）做错了事。”还有一位苏联公民说：“我们两国人民是要求友好的，但愿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被迫害的我国乘务人员和旅客在向记者诉说他们的遭遇时，虽然对苏联当局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表示激愤，但同时每个人也都认为苏联人民是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的。他们都表示，不管今后还会出现怎样的情况，都要为维护中苏两国人民伟大的友谊和团结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十五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