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反复和不断检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多次反复和不断检验
肖前
一个正确的、完整的理论，只有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的反复，才能逐步形成。这不仅是由于在多次实践中会积累一些过去没有的新的经验材料，揭示一些过去尚未揭示的方面，使理论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理论要经过实践的不断的检验，以证实其中带真理性的部分，剔除其中错误的部分，以便我们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只有实践才能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坚持的真理，什么是应该修正的错误；不坚持真理，不修正错误，就无从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正确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六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这个革命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是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的条件、范围、规模、严格和准确的程度都有着它的历史局限性。在光学理论的发展中，曾有牛顿的光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之争。当时的实践经验材料既不能完全地证实，也不能完全地驳倒其中任何一种观点。只有靠科学实验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才证实了光是同时具有微粒性和波动性的矛盾统一体，暴露了这两种学说各自的片面性。
人类在历史上曾经用化学的实验“证明”了不同的化学元素之间是不可能相互转化的。在现代人们又用原子物理的实验证明了化学元素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原子分裂是由重元素向轻元素的转化；热核反应是由于轻元素向重元素的转化。我们并且知道化学元素之相互转化，是由于原子核内部质子数目的变化而引起的。化学实验还不能触及原子核内部的变化，因此不能引起化学元素之间的转化。这是化学实验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当时生产实践水平的局限性。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不能提炼出放射性元素，设计和装置具有高能量的、能分裂原子核的巨型仪器，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原子物理的实验，不可能证明化学元素之间的转化。
是否我们可以忽视或贬低实践标准在认识中的意义呢？从前面所说的科学史上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化学元素之间不能相互转化的原理是错误的。化学实验的实践在历史上却好像“证明”了它是“正确的”，其实，它证明的只是：用化学方法不能使化学元素互相转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化学实验的实践对认识不同化学元素相互转化问题的意义。因为化学实验的实践的确驳倒炼金术士的荒诞想法，他们想用便宜的化学方法把价值低廉的元素变成黄金。这种实践证明了用化学方法是不能使一种元素转化为另一种元素的。错误不在化学实验的实践，而在把用化学方法办不到的事误认为采用任何其他办法也办不到。
对认识真理性的检验必须依靠总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的实践。个别的、一时的实践，可能由于实践凭借的物质手段的局限，或操作的人的经验不足或技术上的差错，使得整个实践的结果也包含错误。对这种差错的纠正在一定程度内却要依靠理论的认识，特别重要的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进一步的精确实践。一八七五年法国化学家巴波朗德发现了新元素镓，并且得知它的比重为四点七。这是直接从实践中得出的结果。但是门德列也夫根据他的元素周期律的理论十分确定地指出巴波朗德错了，镓的比重该在五点九到六之间。他是如此地自信，似乎发现镓的不是巴波朗德而是门德列也夫本人。好奇心驱使巴波朗德重新做了实验，清除了镓盐的杂质，测定的结果，镓的比重是五点九六。正确的居然是门德列也夫。
这并不是说实践必须靠理论来检验，而是说科学的理论也能帮助我们检查出实践中的错误。但是最后证明理论真理性的仍然是实践。巴波朗德的第二次的实验，就是对门德列也夫理论真理性的双重证明。
在社会斗争中，先进阶级的代表人物领导了群众的革命斗争，斗争的胜利无疑证明了他们的认识的正确。但是斗争的失败却不一定能证实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失败可能是由于领导思想的某些错误引起的；在很多情况下，失败并不是由于思想错误，而是由于斗争力量的对比，由于先进势力的力量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的力量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坚持正确的理论、政策、方针和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经过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必然会不断地壮大革命力量，削弱反革命力量，在最后赢得彻底的胜利。
对某一理论的检验，即使我们依靠了从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真实材料，如果不从社会实践的总体来把握这些材料，不从实践的历史发展来把握这些材料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检验也不可能是真正可靠的。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七九页）
我们阐述认识和实践标准还有一定的矛盾，决不是贬低实践标准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是要正确地估计某一具体实践的作用，要估计到实践本身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它的不断变化发展。列宁曾经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四二——一四三页）
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它对认识的检验自然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理论曾经为实践所“证实”，就认为对这种理论没有再考察的必要，特别是不再考察这种理论究竟被实践证实了没有，这种实践的精确性如何，它有否局限性等等。例如，国际医学文献记载了从实践得出的结论：根据现有的医药水平，烫伤面积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病人死亡率为百分之八十五，烫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的病人，更没有生存的。丘财康同志烫伤了，烫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三，能不能救活他？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已经救活了他。那么，国际上头等烫伤专家的实践经验是不足凭的吗？实践对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吗？不，不是这样的。国际文献向我们介绍了治疗烫伤的不容丝毫忽视的丰富的、可贵的经验，并且充分说明了要救活一个烫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三的患者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我们考虑了他们治疗实践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可能遭受大面积烫伤的是劳动人民，在一个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不会花过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地利用现代医学科学各方面所已经达到的成就。即使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烫伤患者，他出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他也不可能动员社会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来同心协力，互相配合地来医治他。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办到的这一切，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了一个普通的工人都可以办到。
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为了进一步摸清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掌握其规律，为了制定正确的经过检验的方针、政策、方法、技术和计划等等去指导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忽略科学实验。这里所讲的“科学实验”不仅是狭义的、实验室内的实验，而是广义的、一切工作都要通过实验的实验。只有经过科学实验检验过的思想，才能广泛地运用来指导生产斗争或阶级斗争。
无论在农业上或在工业上，科学实验室内的实验都是重要的。这使我们可以在比较理想的情况、比较单纯的条件下，弄清事物某方面的规律。但是，由这种实验所证实的知识，还没有估计到大规模生产实践中的一些复杂因素，因此，这种知识还必须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充实。我们不能急于把实验室所获得的成果，立即在大规模生产中付诸实施，还必须通过必要的试验过程。为了生产既是稳步地、又是迅速地向前发展，为了使科学实验卓有成效地进行，必须把科学实验尽可能与生产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科学实验在生产前线，在工段，在田间进行。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实验中更多地反映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更好地反映实际生产过程中各种复杂因素，而且可以吸引许多富有经验的直接生产者（老工人、老农）参加实验，可以更好地集中广大劳动群众的智慧。这样做还可以使广大的生产者更容易了解新技术新方法的意义和作用，更容易掌握和推广新技术。科学实验在生产前线进行，生产者直接参予了实验，亲眼看到实验的结果，这就会比我们最具有说服力的宣传鼓动更有说服力。“试验田”就是一种在生产前线进行科学实验的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