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京剧《草原烽火》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剧评

　　评京剧《草原烽火》
　　沈嶢
应用京剧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戏曲界已有多次成功的尝试。这些尝试证明，京剧是能够表现现代生活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革新、创造，使旧形式适合表现新内容的需要。在这方面，北京京剧团也迈出了第一步。以谭元寿、马长礼为首的演员同志们演出过一些现代戏，其中的《智擒惯匪座山雕》就是为北京观众所熟悉和欢迎的。他们有表现现代生活的热情，有创造的勇气；这样一些朝气勃勃的同志，无疑会给京剧艺术带来更灿烂的前景。
最近，谭元寿、马长礼等同志又演出了现代戏《草原烽火》。这出戏，参加过一九六○年北京市直属艺术表演团体的“五月会演”，以后陆续做了些加工，保留了下来。《草原烽火》是根据乌兰巴干同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内容是写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奴隶的觉醒。剧作的特定时代环境是一九四○年的日伪统治时期，达尔罕王爷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勾结在一起，严酷地剥削和统治着草原上的广大牧民和奴隶。在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剧作又集中笔力描写一个做牛做马、受苦深重的奴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终于觉醒，起而反抗。从小说中选择一些具有戏剧性的情节，表达这样一个动人的主题，不仅反映了那个特定时期的生活主流，而且对今天的观众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
这出戏不只有一个好的主题，还塑造了一些人物。奴隶巴吐是剧作的中心形象，他是一个“带罪字”的奴隶，他的
“罪”，据王爷说是一辈子也赎不清的。剧作真实地写了他觉醒前的精神状态。他的生活与主人的皮鞭几乎是分不开的，深重的苦难，甚至把这个奴隶的心灵折磨、歪曲到这种程度——对一个陌生人的真挚同情，他都不敢接受，甚至恐惧地跪在地上，垂泪忏悔：“王爷！小奴隶绝不敢说什么生活孤苦。我是一心一意，替王爷做牛做马，求天饶恕！求天饶恕！”剧作也真实地写了他的觉醒。在共产党员李大年的启发下，这个奴隶的内心火山爆发了。当王爷和鬼子特务机关长诱使他供出李大年的下落时，他掀翻酒宴，拳打达尔罕，足踢金川，从剽悍、英勇中流露出对阶级敌人、民族敌人的无比仇恨。
李大年也是剧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启发了巴吐的阶级觉悟，组织群众抵制王爷和鬼子的破坏活动，这很能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但是剧作描写的李大年的对敌斗争，还缺少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应有的光彩。
在许多次要角色中，扎木苏荣是写得成功的。这个地下党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巴吐去套马，以自己的智勇掩护了李大年，在敌人面前不卑不怯，具有无产阶级的大无畏气概，性格也相当突出。这是个觉醒的奴隶、有觉悟的战士，他出现在剧作中很有意义，很有作用。
剧作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管家旺亲、日本军官小野，以及达尔罕王爷、金川大校，轮廓、面貌还比较清楚。在不同程度上写出了他们的残暴、狡猾、狠毒，对揭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有一定助益的。
这出戏的主题的表达和人物的塑造，虽然还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确已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可能写得更深厚些、更鲜明些、更有特色些。
关于京剧《草原烽火》的艺术创造，有一点很突出，就是无论剧作、导演、表演，都充分考虑到京剧艺术形式的特点，发挥了唱做念打的技巧。全剧有不少场次是通过演员的演唱，利用“声情”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性格的。特别是第十场，更是一场以唱为主的戏。巴吐的一段“二黄散板”：“来到荒郊寻坟茔，爹娘有灵早显圣，把以往之事快说清。爹娘的坟墓今何在？爹娘啊……”谭元寿同志唱得沉痛而激越，切合人物的心情，形式上也较完美。李大年启发桑吉玛的一段“二黄碰板”转“原板”，马长礼同志唱来也娓娓动听，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至于表演上，扎木苏荣的套马，李大年率领群众的堵塞河堤决口，则都是以虚拟的舞蹈身段，正面在舞台上表现出紧张、热烈的场面。这的确是京剧所擅长的，也是这出戏运用传统形式恰到好处的地方。
然而从京剧舞台艺术的革新来考虑，我觉得，这出戏有这样两点应该在艺术上得到适当的表现：其一，在不失京剧艺术特色的前提下，需要描绘出科尔沁草原上的牧民生活和王公贵族生活的色彩；其二，还需要抓住一些最有特征性的东西，烘托出日伪统治时期草原上的环境和氛围。仅仅依靠京剧传统的程式，显然是不足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只有深入生活，研究生活，从生活出发，才能促进京剧表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在舞台上准确而完美地再现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地区的斗争生活。我相信，经过不断的加工和丰富，北京京剧团是会把《草原烽火》演得更新、更美的。（附图片）
　　李大年与巴吐初次相遇
刘玉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