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拂换人间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春风吹拂换人间
华罗庚
我非常爱听侯宝林同志讲的一段相声——《昨天》。它描写了一个在旧社会中受尽折磨、失去知觉的精神病患者，经过治疗，在解放后十年突然醒来，旧社会的一切惨况犹如昨日，在接触到新事物时，觉得样样好——好到了不可思议，件件奇——奇到了出人意料。实际讲来，这种体会，在新中国，人皆有之；只不过我们看见的是连续变化的“电影”，而相声中的主人翁所看的是影片中两个分隔较久的“镜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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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了四十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二十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住在两间小厢楼（还没有现在我的办公室大）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
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读书，苦心钻研，偶有所得，便怡然自乐，自以为与世无争也！哪知却有那不辞道远，甘冒脏臭而来的朋友，说是非，讲长短，我辛苦研究的成果反而成为生气包。挑拨者不是说这人怎样鄙薄你的成果，便是说那人怎样讥讽你的研究，兴辞而去之后，留下憎恨，为之不欢者竟夕。老实说，我那时恨透了这种口是心非，当面捧，背后骂的知识分子。解放后才开始知道，应当诅咒的是旧社会，而不是个人。
正是：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狐虎满街走，鹰鹯扑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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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镜头移到四十年代的后半叶，到了美国，生活是有所改善了，但是社会关系却是道道地地的买卖关系。金钱第一，什么第二，我却说不上来。歧视黑人，固为人所共知，但黄人、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也都在被歧视之列。上铺子去买条裤子，店员拿出粗货，当你请他拿细料的时候，他会悻悻然地对你说：你们黄人穿这种料子正合适，在洗衣作里耐磨禁穿。是的，在他们心目中的黄人，不是洗衣作的佣工，就是中国饭铺的厨师。这是美国恩赐给黄人们的两条活路。
人老珠黄不值钱，教授也不例外。老教授的下场也是老境凄凉，拿些极为菲薄的退休金，出卖藏书，孤苦伶仃地度日。不要说学生，早如路人；就是儿女也不常来看你，如果你要去看他们，还得请带饭钱来；师生关系当然也是买卖关系，入学就为将本求利而来的。现在说来可羞，我那时也在这染缸中挣扎，对学生，来者不拒，花上十分、二十分钟的时间，点他两点，使他得些便宜，贩些货品而去；不来者，不追不逼，维持个“买卖不成仁义在”。对学生的成绩更是好话多说，缺点少言，一来学生高兴，二来也为自己争光。
正是：资本制度已斜阳，走入昏黄，为了金洋，那管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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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且不说人民生活的好转，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既不是封建主义式的从属关系，又不是资本主义式的金钱关系，而真是一个互相关心、互相促进的平等关系。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于今不确了，人与人之间相重起来了。当然，我说的相重，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吹嘘，而是开始以社会主义原则相互要求，相互鼓励，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实事求是，有啥说啥的风气。去年我去广州，就深得切磋琢磨之益，在学术会议上，讲词讲稿一处不明，就大家提出讨论，共同研究。
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名言，“必须善于学习”的指示，都已深入人心，成为风尚。即以我这个从不虚心的粗人来说，也开始多方求教了！最值得感动的是：不管识与不识，同行与不同行，问无不答，求无不应，诲人不倦，有时还送货上门，移樽就教呢！我受了益，当然感谢他们。而更感激的是党、是毛主席创造了这样的好条件，使人与人之间肯无保留地交流学问，比比以往“不谈学问谈天气，闲话他人是与非”的情况，其相距岂啻霄壤！
讲到学生，讲到年轻人，更是一番新气象，政治热情之高，学习劲头之足，固不必说，而且往往推着老师们前进。五年前，一年级的新生给我提了个终身受用不尽的意见，他们建议我：老师，你能不能再多讲些“怎样想出来的过程”。这个意见好。如果已有的发明创造，我们还不能设想出他们所以能获得这发明创造的过程，我们还能有什么自己发明自己创造的可能性呢？这一问题五年来一直贯穿在我的讲课之中，在我的学习之中。更具体的例子是：我对蒙脱卡罗方法的一知半解，就是在年轻人帮助之下学来的。真是“多年师生成兄弟，共同学习共钻研”，这样的例子是说不完的。同学们、青年们愈关心我，我的劲头也就愈高，愈想把所有的虽然很少的知识都又快又好地教给他们，这和“没奈何教书为吃饭”，如果不留一手则“教会了徒弟，气（饿）死了师父”的旧社会比，其相去岂止十万八千里了！
劳动成果之被重视更不必说，今年出版有我劳动在内的有七卷书，这些书都是解放后开始写作的，这是我一生收获最丰富的一年。为中学生写了两本，为大学生写了两册，为搞数学及用数学的写了一卷，专门著作一部，连我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数学百科全书所写的一册都翻译出来了。这些成绩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有些是和青年们合作写的。更重要的是，我获得了几十个青年的帮助，其中包括其他院校同志的帮助，这样大的帮助是旧社会中能梦想得到的吗？不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组织的帮助能如此吗？不仅如此，组织上还经常地关心我鼓励我：写出来！拿出来！这增加了我的勇气，提高了我的工作积极性。出版社登门组稿，细心加工、排印、校对、发行，这都是旧社会不可能有的。回忆旧社会，写书时没人帮助，写好后没处出版，在辗转拜求出版的过程中，有时还搞了个原稿不知去向；出版后还说不定来个“文人相轻”，书不看，嘴一撇，讲上几句挖苦话。新社会情况大不相同了，解放后，我出版过几本书，写得当然很不好，但大家总是鼓励我，更宝贵的是收到了不少宝贵意见，从个别的错字，到论证的错误，都给我寄来，这种与人为善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使我更加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干劲更足，更想把一丝丝的力，一滴滴的汗都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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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感受实在太多。如果把镜头更拨前些，看看二十年代，那正是我应当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风口，擦着清水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针地为了活命而挣扎，这怎能不羡慕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呢？
当然与工人农民的血泪史比起来，这是算不了什么的，这仅仅有些酸辛而已，但忆苦知甜，闻香识臭，使我自己知所奋发，使我自己更坚定地听党的话，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永远和青年人共同提高，为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学到老，干到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十四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彻底变了样。在光明里想想黑暗，在春风里想想严冬，就更会对未来充满信心，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东方的太阳刚刚升起来，射出万丈光芒，照亮了我们的灿烂前程，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