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和哲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开会和哲学
王哲民
开会同哲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研究日常具体工作问题的会，既不讨论像精神和物质这类抽象的问题，也不谈天下大事，同哲学似乎更不相干。其实不然，人们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观点和方法支配下进行的，哲学就是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总的观点和方法。会议，这是人们认识活动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分析问题、如何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和方案等等，而人们的这种认识活动，是不能离开认识方法的，即不能离开认识论和辩证法。因此，研究具体工作的会虽然不讨论哲学本身的大道理，但是它却一点也脱离不开哲学。
会要开得好，首先是问题要提得准确、恰当。所谓问题提得准确、恰当，就是说，提出的问题是从实际里来的，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不是脱离实际的，是同群众的要求相一致的，而不是违反群众意愿的。我们的许多会是这样开的，因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会尽管问题讨论的很充分，定的计划和方案也很具体，但由于问题提得不对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开会提的问题不恰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参加会的同志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凭主观想像确定问题。这些同志或者是不懂得问题应从哪里来，或者是懂得这个道理而实际体现不了。另一种是有的同志虽然了解实际情况，但是他们认为，既然工作是人做的，而人做任何工作都是先有目的和计划，那么人们在确定做什么和怎样做时，只能从自己的认识出发。这样，他们提出的问题自然就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显然，这些同志还不懂得问题应当从哪里来，也就是说，弄不清认识同实践、精神同物质的关系。不错，人在做工作之前，要有一定的目的、计划和方案等等，看起来似乎是思想在决定一切，其实不然。人的目的、计划和方案这类精神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主观自生的吗？不是的。目的、计划和方案等等只能从实践中得来。当然，人们可以从书本上取得知识，但书本知识也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人就不能呢？这不能从思想本身得到说明，而只能从思想同现实的关系上加以说明。就是说，凡是合乎客观外界规律性的认识，就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就不可能。人们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得来，只能从社会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得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道理。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在实际工作中才有可能正确地给自己提出任务。
当然，仅仅懂得问题从哪里来，还不一定能准确、恰当地提出问题，因为正确的判断是来自对现实的正确分析的。例如，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的问题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但是他们讲的却是些零零散散的材料，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原来，这些同志没有把在实践中感觉到的许多零散的材料，在脑子里进行一番分析，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从而由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规律性，当然是不容易的，因为事物的本质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有时甚至被假象所掩盖。例如，反映社会阶级关系的阶级斗争，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行动表现出来的，而人的行动不仅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而且它的表现方式和实际内容，一时的和长期的，可以是不一致的，特别是那些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分子，往往表面上“很规矩”，甚至表现“进步”，但是暗地里却做坏事，搞阴谋。对此，如果不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善于透过它的表面现象看到它的本质，即使天天看，也不一定看到阶级斗争。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却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要深刻地认识事物，在认识上需要经过一个深化的过程，即将通过感官反映到我们头脑中来的感性材料，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分析，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由现象向本质的飞跃。
仅仅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能够从现象到达本质，而不能从许多事物中找出主要的和带关键性的，也还不能完全做到准确、恰当地提出问题。因为在一个会上企图解决很多的问题，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好的。那些讨论很多问题而又没有中心的会，往往是由于到会的同志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矛盾分析，就是说，分不清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非主要矛盾，分不出什么是主流的东西、什么是非主流的东西。这种会即使对每个问题讨论得都很透彻，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开会时，正确地提出问题，需要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讨论问题和分析问题也是如此。
首先从会议的开法来看。譬如两个会都讨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一个会的开法是：先由会议主持者作动员报告，然后形式主义地讨论一下，如果大家所表示的态度是一致拥护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这样），就算是解决了认识问题。另一个会的开法是：首先初步地摸一下大家的认识，然后通过领导带头或典型示范的方法，启发大家进一步暴露思想，随后放手让大家讨论，讨论后把意见集中起来，进行细致地系统地深刻地分析，最后再通过一定的方式，把这种分析变成群众的认识。我们说，前一个会的开法有一个缺点，就是会议主持者没有从干部的思想实际出发，没有掌握解决矛盾必须首先揭露矛盾的方法，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干部的认识从片面到全面，从不太正确到比较正确，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思想斗争过程，也是认识上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反映这个过程，认识上的一致只能是表面的、形式的。从各地的经验来看，干部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认识一般是：开始时有些怀疑，不相信劳动同工作能结合得起来，经过实践和教育，慢慢地才认识到劳动对工作的好处，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真正从阶级的角度比较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就是说，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侵袭，巩固无产阶级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加强民主专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认识的发展当然不是平静的，而是经过了思想斗争，即从怀疑到相信，从认识劳动对工作有益到提高阶级觉悟。我们说，后一个会的开法是成功的，是因为它符合干部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就是说，会议的主持者不仅从干部的思想实际出发，深入揭露干部思想上的矛盾，而且在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矛盾的基础上，用启发诱导的方法解决矛盾。这种会议的开法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
其次，从讨论问题来看。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讨论同一个问题，开始大家的认识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经过反复交换意见，才达到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认识上的差异呢？原因是很多的，如经验不同、觉悟不同、对所研究的问题的熟悉程度不同等等，但是看问题的方法是否对头，是产生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一个人看问题的方法即思想方法对头，就是说他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察问题、思考问题，从而也就有可能准确、深刻地判断问题。而当人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有差别时，就自然会产生对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
可见，开会讨论问题是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指导的。但是分析问题并不是开会的目的，把问题研究清楚是为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们知道，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计划，需要考虑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不仅要考虑客观条件，而且要考虑主观条件，不仅要考虑有利因素，而且要考虑不利因素。订计划时，只根据客观条件，不顾主观条件，或者只根据主观条件，不顾客观条件，在工作中必然会发生偏差。同样的，只强调有利因素，不注意困难，就会产生急躁冒进的倾向；而只强调困难，不注意有利因素，则是右倾保守思想的表现。很明显，工作上“左”的或右的倾向，都是同阶级立场问题或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有关系的，而主观性和片面性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特点，它们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不相容的。
订计划时，还需要考虑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既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发展为质变，而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又有若干的阶段，那么工作计划就要有阶段有步骤。那些缺乏明确的阶段、步骤和过程的计划，不仅说明对实际存在的问题认识的不深不透，而且说明没有掌握实际工作的辩证方法。饭要一口口地吃，问题也要一批批地解决，企图一口就把饭吃饱是不可能的。当然，计划要有步骤，工作要有过程，并不是对本来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不去积极争取。既要遵循客观过程稳步前进，又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制订任何计划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是主观同客观相互之间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
总之，人们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分析问题，如何解决问题，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个认识活动的过程中，不是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支配，就要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会议上的正确认识同错误认识的矛盾，反映着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
此外，应当指出，任何的会议都还是思想活动的过程，会议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不能由会议本身来检验，而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如果把会议同实践联系起来看，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把工作中看到的问题拿到会议上研究，这是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按照会议制定的计划和方案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从认识到实践、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简言之，工作、会议、再工作……，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也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而每一次的从物质到精神或从精神到物质，都是认识上的飞跃。掌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实际工作有巨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