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卫生所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山村卫生所
新鸿
北京延庆县西二道河公社卫生所座落在对峙的山口内，山口仿佛是一扇门，门外是平川地，门里是山的世界。
那天傍晚，我到卫生所去找所长张起宗。他约莫三十多岁，脸上带着山区乡民特有的诚朴气息。
正谈的时候，一个手里拎着小包的中年社员掀开竹帘走进来，他一进门就笑呵呵地说：“请你们尝杏儿。”说着解开小包，一堆黄里透红的杏子在桌上散了开来。几个年轻的女医务人员熟识地招呼着他，一边围拢过来挑杏子。
“李文起同志，这儿的老病号。”张所长向我介绍。
“早先的老病号。”李文起纠正似地补充了一句。我问他害过什么病。
“喘病。”他装上一袋烟，吸了几口又说起来。
“唉！这号病真受罪，犯起来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吃不下睡不稳。一九五八年冬天，病犯得特厉害。一天下午，托人给所里捎了急信。俺住在南山里山丁沟，离这儿三十多里，走一趟要翻三道岭梁，俺想路滑山高，天又下着雪，医生恐怕来不了。没想到后半夜，谢医生喘吁吁地赶来了，身上又是泥又是雪，看样子摔了不少跤，他守了俺三天三晚，直到好转过来才离开……”他透了口气：“要不是医生一个劲儿治，俺早就和俺爹一样了！”
“他爹就是这个病死的。”张所长低声告诉我。原来，李文起的爹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哮喘病。家里穷，没钱去治，拖了十多年。一想起他爹病在床上，没日没夜喘成一团的惨样儿，李文起就伤心。可是在旧社会，这一带深山沟里，医生的手从来没有挨过脉门的穷人有多少啊！李文起没想到自己闹上这种病，当时他心都凉了半截。队里干部安慰他：“不要怕，这不是旧社会了，俺们社有卫生所，能治好的。”李文起半信不信地找了卫生所，没想到几年时间，病真治好了。
“您现在能干活儿吗？”我问他。
“怎么不能？俺在公社养蜂厂哩。今天厂里叫我到县里买东西，就顺路来瞧瞧。”
一个年轻的女医务人员笑着插了一句：“他可是这儿的常客呢！”
“是呀，几天不见，就惦记着想来所里看看。”李文起点点头又转向我：“今天进城，俺想，带点什么给医生呢？一瞧，院里那棵杏子好些红了，就赶快摘了一包。时间紧，也没来得及挑好的，算是尝尝新吧！”
山区节气来得晚，北京城里水果摊上早堆满了杏子，这儿杏子才熟，咬一口的确有些酸涩，但是所里的人吃得津津有味。是呀，有什么能比得上这堆杏子所表达的心意呢？
我跟随所里的老中医胡永茂出了一次急诊。
那是一天晚上，他刚出诊回来，电话铃响了。他听完了跟我说：
“门泉石有个小孩病得很重，得去瞧一下。”
“就去吗？”我看看手表，已经是深夜十点多了。他点点头，急忙动手收拾救急包。我决定和胡医生一起去看看。
门泉石在南面群山里。起初，借着西斜的月牙儿还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脚下灰白色的山路。稍后，高山遮住了微弱的月光，四周更暗了。本来就坎坷不平的山路，这时更是高一脚，低一脚。有些地方连路也没有，就在石块的坝堰上，卵石河道上穿来穿去。四十多岁的胡医生，背着十来斤重的救急包走得很自如，我空着两手还有点跟不上。快到岭顶的时候，他大概觉察出我有些累了，就提议歇一会。
“真不好走。”我透了口气坐下来。
“今晚还不错呢，没有风，也没有雨。”
“这大概是最难走的一条山路吧？”
“不，”胡医生点燃烟斗吸了一口说：“三岔才难走哩，有几处直上直下，碰上大雪天，得变成四条腿才能爬过去。”
听了末一句话，我笑起来。胡医生初到所里，也是走不惯山路，出诊一趟就累得腰酸背痛。但他却一点也不在乎，只要听见社员有急病，不管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拔脚就走。日子一久，脚力就给他练出来了。
“咱们去吧？”胡医生磕磕烟袋站了起来。我们又继续赶路，十二点多到了门泉石。村里静悄悄地都睡熟了。他绕到一家瓦屋窗下叫了一声。“哟！胡医生，快到屋里歇歇吧！”主人连忙亮灯开门把我们让到屋里。“黑灯瞎火，钻到山窝里来瞧病，真是好医生呵！”一间房里传出一个老奶奶激动的声音。昏黄的灯光下，孩子躺在炕上，胡医生紧着问病情，接着就凝神地摸起脉来。
看完碓臼石生产大队长吴恒亮的病，太阳已经当顶了。山里静幽幽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吴恒亮家里人说：“老张，歇会儿吧！”张起宗一面收拾卫生包，一面说：“不啦，趁歇晌刨点药材去。你去吗？”后一句话是冲我讲的。这句话使我记起了这个所里的医生都有个副业——刨药材。刨来炮制好，再拿给有病的社员使。所以同一剂药，往往价钱要比外地便宜一些。今天，我跟着张所长翻山越岭，串村看病巡回了好几个村子，的确有些累了。但是看到他这么有精神，我也鼓起劲来，借了锄头就一起下到沟底。
这是一条大山沟，沟底有一线溪水，两边杏柳交加，刚走了不多远，张起宗就放下筐子，指着地上一排二尺来高，羽状复叶的小灌木说：“看！苦参。”就动手刨起来，一会儿，刨出了几段黄色的树根来。他把树根递过来，我凑过去闻了闻，有一股苦气味。“苦吧？别看它苦，是治痢疾的良药。”
“你们这儿出多少种药材？”我问他。
他用手指指周围的山：“这都是些宝山，找药材并不难，只看你找不找。”
当我们抱着一堆药材在树下歇凉时，我就问张所长刨药材的事。原来，一九六○年天气干旱，药材来源少。医生们开起方子来不是缺这，就是缺那。“用药如用兵”啊，不能缺一种。张起宗想来想去，记起了当年跟赵主任刨药材的事。
那是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正激烈地进行着，五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赵利民，领着张起宗和另一个年轻的中医组成了“阜高营药社”，给这一带的农民游击队员瞧病。那时药材奇缺。有一天，张起宗正在药社院子里，忽然看见赵主任背着一袋什么东西喘吁吁地走进来，进门往炕上一放，就一面抹汗一面高兴地问，“你猜是什么？”不等答话，他就急忙解开了口袋说：“是药材。”药材！张起宗一看还是整段整段的树根，大捆大捆的草。“生的？”“生的怕什么？咱们自己炮制，总不能缺着没药使。”说着就动手把药材晒在院子里。
解放了，条件好了，这些事也就淡忘了。张起宗想起了这件事，觉得这个老办法不能丢掉，要拣起来传下去。第二天，他到三岔那边出诊，就背回了三十多斤益母草。这个风气就这样在所里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