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公——记祁阳县文富市公社南河岭大队党支部书记聂贵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心为公
——记祁阳县文富市公社南河岭大队党支部书记聂贵和
本报记者　张效良　陈泊微
四十五年前，在湖南省祁阳县南河岭村，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在饥饿中挣扎，……
这孩子只有九岁。他的父亲，一个老实的穷苦农民，因为过路时挖几个荸荠解解渴，被一个富农用梭标刺死了。母亲被迫带他和弟妹改嫁到外村。不过几天，这个孩子就被那家赶出来了。从此，这个孤儿就走上了一条充满苦难的生活道路。他给人放过牛，当过伙夫，后来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里当上了长工。这个地主把他当牛马榨取了十九年，又把他赶走了。
正在这个受苦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祁阳解放了。他在村里第一个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他带领全村农民毫不留情地向地主、恶霸作斗争。他带领群众热火朝天地支援抗美援朝斗争；他带领群众建立了村里最早的互助组和合作社；他带领群众尽心竭力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带领全体社员把一个年年缺粮的穷村改变成一个盛产双季稻的富村。
这个旧社会的受苦人、新社会的好干部，就是祁阳县文富市公社南河岭大队党支部书记聂贵和。
一
聂贵和五十四岁了。当地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尊称为“老老”。聂贵和就被群众称为“和老老”。在山前山后的九个生产队里，他是群众最信赖的人。当人们心里为了一件事而苦思不解的时候，就会想到：“去问问和老老吧！”当群众中发生什么争执的时候，只要“和老老”在场，事情就好办了。
群众对于这位支部书记的高度信赖，是天长日久自然而然形成的。社员认为，聂贵和的身上最主要的特点是个“公”字。这个“公”字表现在生产劳动上，表现在执行政策上，表现在对待国家任务上，……
南河岭是个拥有一百九十八户的生产大队，所辖的生产队多，田多，人也多，工作很繁重。聂贵和家里人手很少，妻子是个跛脚妇女，行动不灵便；一个儿子才十六岁，身子也不太结实；家里的许多活计（像担水、喂猪等等）不得不落在他的肩上。尽管有这么多的公事、家事，他每年还能做很多生产劳动的工分。社员说：“和老老腿最勤。”他有这样一个习惯工作法：每逢农事繁忙的季节，每天都要利用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到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转一遍，了解当天的情况，帮助各队出出主意；每天的主要时间，都用在生产劳动上。我们在南河岭访问的时候，正赶上严重的干旱。这天傍晚，聂贵和从公社开完会，匆匆赶回来，来不及歇息一会儿，就邀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连夜开会，把抗旱和别的农活一项一项布置停当。虽然散会时是深夜十一点了，他还扛着锄头，偕同两个队干部，借着月光，把丁源冲的水库、山塘和石龙庙一带易受干旱的稻田查看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回家睡觉。
他就是这样利用点点滴滴的休息时间和空隙时间，勤勤恳恳地做工作，用挤出来的完整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参加集体劳动是有计划的。哪个队里工作问题较多，他就到哪个队去劳动。去年，第一、二两队生产老也赶不上。聂贵和就到这两个队去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帮助队里改进工作。秋天，这两个队的生产都达到中等水平，粮食显著增产。今年春天发现第四队思想政治工作有落后的趋势，他就把第四队当作参加劳动的重点。社员说：“支部书记到队里干活，不挑不拣，担肥翻氹，什么都干。”有些男社员不愿跟女社员一道车水，嫌她们干活慢，自己不能多得工分。聂贵和却不怕少得工分，跟妇女一同车水，合作得很好。在聂贵和带头参加劳动的影响下，这两年来给大队干部的工分补贴要比社员原先议定的少。去年全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占总工分的百分之一点三，今年计划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九三。
聂贵和一年要到县城开几次会，从来没有向大队报销过一个钱。因公去县城开会，本来可以搭乘三十里路的汽车，而他常常来回步行。有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也不肯花钱坐汽车，趁着月光，连夜步行四五十里赶回村里。其他干部也学着聂贵和的样子做。大队会计聂贵秀说：“我们大队的开支账目上从来就没有干部因公出外开支这个项目，这早就成了习惯啦！”
二
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聂贵和尤其注意以身作则，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拿今年的小春预分来说：按规定，干部的补贴工分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同样参加预分。聂贵和想：今年夏收作物面积不大，因为遭受冬旱，产量也不够高，春收粮食分到社员手里没有多少。为了让社员多分一点，他在支部会和大队管委会上主动提出，他的补贴工分不参加预分。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妇女主任、治安保卫委员等干部也跟着提出，自己的补贴工分和补助的工分也不参加预分。这件事社员们开始时还不知道。事后有人对他说：“你们的补贴工分不参加预分，社员不知道，也不会领情呀！”聂贵和说：“我们不是为了叫谁领情，是为了减轻社员的负担。”支部书记和大队干部这种一心为社员着想的精神，使社员深受感动。许多社员自动拿出多余的粮食，交给生产队当生产投资，换回不少化学肥料，作早、中稻追肥。因为工夫好，肥料足，今年的早稻长得特别好。
去年，商业部门到第八生产队收购肥猪的时候，八队的猪还没有达到收购标准，聂贵和跟妻子王时秀一商量，把自家养着的两头猪中的一头肥的交售给国家。今年元旦前夕，商业部门又来大队收购肥猪。这时候，各队的肥猪倒是不少，可是聂贵和想：眼看就是春节了，社员都打算留着过节宰了吃，还是把我家那头猪卖给国家吧！卖第一头猪，他的妻子是欣然同意的，可是，听说要卖第二头猪，她却有些犹豫了。利用这个机会，聂贵和对妻子说：“猪卖给国家，我们向别人家分些肉来过年，不是一样？想想从前，我们一天连三餐饭都吃不饱，还吃肉？一九四六年大年三十夜里，我们向贵家三嫂借了一斤肉才算过了个年！今天日子越过越好，卖头猪给国家，不是很应该的么！”沉痛的往事，勾起王时秀一阵阵心酸。“卖吧，应该卖。”第二天一早，就把猪交给了收购人员。聂贵和这种一心为国家、为群众着想的精神，更加激励了社员完成国家任务的自觉性。今年小春作物一上场，各队很快完成了油菜征购任务。
根据以上种种事实，社员们给聂贵和作出了两句朴素的评语：“和老老工作中有了困难，不觉得是困难；和老老做事情吃了亏，不觉得是吃亏。”
三
这个从来“不感觉自己的困难是困难”的人，对于别人的困难却感觉得非常锐敏。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的生活，特别是替每一家烈属、军属、五保户和困难户操心。他家附近有一个七十八岁的孤老婆婆陈长秀，他经常去问冷问暖；逢年过节，他的妻子就把自家做好的鲜鱼和鸡蛋送上门去。第七队的贫农社员聂名儒患病，聂贵和三次登门问候，看他病情严重，又借钱给他治病，并且亲自扶他到附近的疗养院治疗。
聂贵和家所在的第四生产队，有个贫农社员聂名武，在一九六零年病故；转过年冬天，他的妻子也因病死去，家里只留下三个孩子。大女儿被亲戚领走了，剩下一个七岁半的女孩和一个两岁半的男孩，无人抚养。两个孩子长得都很瘦弱，尤其是那个男孩，长期患病，一身疮?，两岁半了还不能走路，吃饭得大人一口一口地喂。许多人私下里说：“这孩子是活不长的！”聂名武的妻子死的时候，聂贵和正在县里开会，王时秀把两个孤儿接到家里照看。聂贵和回来，立即同第四队干部召集社员开会，讨论抚养孤儿问题。许多社员对这两个孤儿的不幸遭遇很同情，但是怕那个男孩养不活要担责任。他看到大家有这种顾虑，就说：“如果大家感到有困难，孩子就由我家带吧！”阶级同情心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告诉他：应当这样做！
就这样，两个孩子在他家住下来了。聂贵和夫妇俩把孩子看成自己亲生的一样，尽心尽意地抚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请医生给男孩治病。社员们知道聂贵和家里并不富裕，一下添了两口人，生活担子重了，大家开会议定：根据照顾五保户的政策，由队里拨给孤儿口粮；另外再补给一点工分，作为对孩子生活费、医药费的一部分补助。
从一九四九年解放时起，聂贵和紧紧地跟着党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了十四年。十四年来，他由中年进入老年，但是他的革命朝气越来越旺盛，做工作从来没有被困难吓退过。他常常说：“革命嘛，一定要革到底！”南河岭大队的社员们，就在他的这种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不断地迎着困难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