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站的年轻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气象站的年轻人
新华社记者　张万来
无论在城市，在农村，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树立起坚强的事业心，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那就大有出息，大有前途。谁说山沟里出不了凤凰？请看一看贵州省水城气象站几个年轻人的生活道路。
水城气象站设在海拔一千八百米的乌蒙山麓。全站四个初级技术人员，平均年龄二十三岁，他们有的来自洞庭湖滨的鱼米之乡，有的来自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有的来自深山苗寨。就是这个由四名年轻人组成的小小的气象站，连年被评为省、专区和县的先进单位，一九五九年还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对他们的工作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县领导部门说他们是领导农业生产的“一双眼睛”，农民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管天兵”。有些前来参观和视察过他们的工作的人，也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八年红旗，名不虚传”。
曲折的道路
让我们把话题追溯到八年之前。
一九五六年初秋，不满十九岁的方伯仲从成都气象学校毕业后，就和一个伙伴满怀热情地来到了水城。这时，气象站三间平房的墙壁只砌成半截，第二天他们就亲自动手参加施工，一个月后房子建成。工作开始了。在亲手创业的工作岗位上值勤，他们按捺不住由衷的喜悦。可是，没有多久，这种喜悦的心情就逐渐淡漠下去了。
工作是平凡的，一天到晚同数码表报和玻璃管打交道，翻不出新花样。远远近近的开山炮声，公路上的汽车马达声，年轻的地质队员们像戎装出征的战士出没在深山野岭……。相形之下，这个气象站显得有些冷落。几个月后，他们积累了一些气象资料，可是找不到“销路”。他们的心凉了半截。
苦闷笼罩着两个年轻人的心头。他们觉得浑身的力量用不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两手闲得发痒，生活过得无聊。他们思前想后，认定唯一的出路是离开这个山区，到大城市去。于是，产生了报考大学的念头。以后的几个月，他们除了值班就埋头读书了。
正当他们埋头苦读的时候，一天，一位地质工程师走进气象站向他们要气象资料，请他们在这方面协助一下。被誉为社会主义建设尖兵的地质工作者，也需要小小气象站的协助，这使得两个年轻人又惊又喜，看到了自己的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以后，他们便放下书本，走下小山包，把气象资料及时地送到地质勘探队，又跑到另外一些单位问人家需要气象站帮助做些什么。
但是，年轻人还没有下定在这山沟里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辈子的决心。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不少对他们生活有着影响的事情，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间的一次冰雹。这次严重雹灾使全县损失十万多斤小麦，死伤近百头牲畜。但是，他们没能及时预报出来。事后，县的领导没有责备他们，只是说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工作中的疏忽给生产造成的损失，使他们逐渐增强了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结。当方伯仲和他的伙伴认定方向迈步前进的时候，新来的同志却又走了一段他们经历过的曲折的道路。
可以说，气象站的创业过程，也是年轻人对个人前途的认识逐步明确的过程。
打开了局面
一九六○年，春旱。正当人们抗旱春耕的时候，贵阳、毕节的电报、电话一齐打到中共水城县委：三月十二日有严重冰雹。同时，年轻人主持的水城气象站的电话也打到县委：我们县不会发生。这时，在省和专区气象台的催促下，县领导部门动员了七八万人准备预防。专区气象台也一次又一次地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发布预报。方伯仲和他的伙伴把天气情况再次作了研究，向县委汇报。县委负责同志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是和县委唱对台戏呀！”“不，我们有充分的依据。”他一口气说了五六条依据，负责同志点头微笑说：“气象站信得过，那就听你们的。”于是，在他们的建议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全部就地转为抗旱。冰雹终究没有发生，一出“对台戏”他们唱赢了。
敢于唱“对台戏”，而且能够唱赢，这标志着他们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他们刻苦学习的结果。
一九五九年六月他们开始发布天气预报的时候，只能照抄贵阳气象台的预报，一天对，一天错，弄得真真假假，没个准头。原来，水城县处在“云贵高原的屋脊”近侧，乌蒙山余脉由北而南贯穿全境，山川错综，地形复杂，气候同省内其他地方差别很大，即使是县内，气候也复杂多样，在同一个时间里，有的地区下雨，有的地区下雾，也有的地区赤日当空。
一个重要课题摆在他们面前：提高补充天气预报的质量，预报县内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别。但是，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既不高，对本地情况又不熟悉。怎么办？学习。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他们买来一些专业书籍，每天工作之余，便埋头在煤油灯下，如饥如渴地自学起来。为了掌握本地情况，他们又去认真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工作。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站里留下值班人员，别的人都下乡了。他们随身带着仪器，边走边访问老农，观测山势地貌。住下来，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了解当地的天气情况，学习生产技术。他们风里雨里，跋山涉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走了一千里左右的路程，遍访了全县一百三十八个公社，获得了大量资料，并且反复进行了研究分析。现在，提起全县的地形地势，以及它们同气候的关系，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地区等等，他们都如数家珍。对主要农作物的品种、分布情况，和它们生长发育过程中发生的气象问题，群众的栽培经验，主要病虫害的分布、发生和预防办法等等，他们也了解得很多。
近几年，他们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个县气象站达到这样水平是难能可贵的）。今年上半年，十六次冰雹、寒潮、霜冻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全部预报准确。一九五九年以来，他们写出三十一篇技术性文章，其中九篇被选入贵州省气象学会学术年会的论文集。根据调查资料绘制的全县农业气象区划图，不久前已经定稿。这套图共十三幅，包括地形区划、四季划分、雨量、温度、干旱、霜期和病虫害的分布、冰雹发生路线、各种作物的播种期、主要作物生长期等内容。这套图得到中国科学院专家们的赏识，认为很有参考价值。
主动当“配角”
年轻人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气象站也就一天天变得不平静了。起初是他们到处联系，主动寻求服务的门径。过了些时候，有些“顾客”就找上门来，请求支援。他们的态度是：只要力所能及，各行各业，有求必应。
这些年里他们做了哪些服务工作？如果用数字表示，那就是：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今年八月的四年中，总共提供了近三百份气象服务材料，为十六个行业的四十五个单位发布气象资料二百零五次，编写出《水城地区农业气候手册》和《水城地区水稻栽培与气象》两本共八万多字的小册子，分发到公社生产队。
副站长方伯仲说：“气象工作是唱配角的，我们唱的是主动的配角。”
去年二月间，他们根据贵阳、昆明、成都等气象台发布的长期天气预报，参照本地历年的气象资料，发现春天气候反常，对春耕生产十分不利。正当三月底到四月初播种水稻、玉米的时期，将有两次寒潮过境，播下的种子极可能冻坏。他们把这一情况向正在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议作了汇报，引起到会干部的注意。会后各地根据气象站的建议，召集老农座谈，商订本地适宜的播种期和相应的生产措施。结果，全县适时播种十二万五千亩玉米，九千七百多亩水稻，安全地躲过了两次寒潮，没有发生烂种、烂秧现象。
一九六○年四月，一百公里之外的一个水电站工地要求水城气象站供给气象情报，协助施工。按照上级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当时的人力条件，他们完全可以推辞。可是，他们毅然承担了测报任务。在施工紧张阶段，他们每天向水电站工地发布四至八次预报，逢到阴雨天气，观测的次数更多，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测报与正常的值班时间不一致，他们就加班干。前后四个多月时间，像对待自己职内的业务工作一样，一次观测，一个数码，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配角”唱主动了，戏也就越唱越热闹，越唱越惹人注意。现在，县领导在部署一个阶段农业生产工作时，总要请他们“参谋参谋”，人民公社在商量生产大计时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当受到表扬的时候
记者在这个小山包上住了几天，还听到有关这四位年轻人的一些小故事：
一次，袁有斌和他相识不久的女朋友约会，可巧逢他值班，同志们自愿为他代班，却被他拒绝了，他严肃地说：“作为气象员，没有任何事情比值班更重要了！”
一次，林启仕值班结束，高高兴兴去看电影，刚到电影院门口，听说值班的同志有事情，又高高兴兴回到站里代班。
工作第一，谦逊谨慎，是这些年轻人的共同特点。
现在站里有一个没成文的制度，是四年前立下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方伯仲从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归来，组织大家学习兄弟台站的经验，有人却不耐烦地说：“全国的红旗都叫我们捞来了，还学啥？”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和袁有斌一起分析，觉得他们的伙伴正在滋长着骄傲自满情绪，第二天开站务会议，从检查工作入手，批判了这种思想倾向。方伯仲在会上说：“我们每个人要经常问问自己，在集体荣誉中有自己的几滴汗水，为了集体的荣誉应该付出什么努力。”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每得到一次表扬，不管这个表扬来自哪个方面，他们都要坐下来认真检查一次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