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表的故事
北京市电车公司有轨厂司机　陈国霖
两年前，我大女儿高中毕业后在中学里当少先队的辅导员了。我们一家人合计着，想给她买只手表。买表的那天，我亲自到店里仔仔细细挑了只一百多块钱的，还配了条不锈钢的表带。
回到家，我手托着这只闪光发亮的新表，真是越看越爱，越爱心里想得越多。我把大女儿叫过来，告诉她说：“孩子，你刚参加工作，家里就能有富裕钱给你买只表了，你要动心细想想，自己享的是什么样福！戴上这只表，你千万别忘了，二十多年前，你爸爸像你现在这么大那阵，可是烧香算计钟点的！”接着，我又讲起那时候半夜上班受的罪来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电车上卖票。那年头的电车工人，不论家住多远，上下班都得凭着两条腿走。我家住西单辟才胡同，电车厂在崇文门外法华寺。清早四点上班，我夜里两点就得往那儿走。这十几里地，紧走快赶也得两个钟头。走着走着，什么时候闻着龙须沟的臭味，什么时候才算到了。摸黑走夜路，你脚底下还得多留神，一个不小心，就许让满街的“倒卧”绊个跟斗。“倒卧”是什么？现在的青年人，大概都没见过。那多半是些失业要饭的人。一个个身上披块破麻包片子，肚子里多日没食，实在耗到一丁点热气都没有了，走着走着，一歪，倒在街上就算完了。解放以前，每到数九寒天，北京城里哪天都得往外拉这种尸首。摸黑走路让它绊个跟斗，真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
夜里走这两个钟头倒还好说，最受罪的是家里没有钟，不知道准确的时候。
每天晚上，我躺下睡觉，我老爹就得坐在旁边守着。一会儿出去看看星星，一会儿出去听听动静。约摸着时辰差不多了，再把我叫起来。看星星，听动静，哪有准儿呢！碰上阴天下雨，就更难估算了。所以我常常不是起晚了，就是走早了。
要知道，在那种年头，你到厂晚了，就得多挨几天饿。你到厂早了吧，又得多受不少罪。
到厂晚了，为什么就得多挨几天饿呢？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卖票的和开车的，虽说都有职业，其实全是“在业游民”。按照当时厂里的规矩，你上车干一天，月底才发给你这一天的工钱，要是你今天来晚了几步，派车员喊你没应声，那今天就算没有你那五毛四了。这还不说，明天等着瞧吧，门口准贴出来了“红字点名——一九五”！
“一九五”就是我陈国霖。那时候开车的和卖票的，在电车公司都不配有姓名，一概论多少号。你在车上干多少年，也没人称呼你的尊姓大名，什么时候都是叫你“一九五”、“一九六”一群号码！
什么叫“红字点名”呢？那就是停你的班了。往后，每天清早四点，你得照旧赶来点名，在厂门口候着。哪天用着替班的，哪天你才能上车。要是一连老停班，那就离着开除不远了。开除，那又离着“倒卧”不远了。听到“倒卧”这两字，当时的电车工人谁能不胆战心惊！
那么，到厂早了，又怎么多受罪呢？这我先得说说那时候我下班以后还要干什么。每天我卖完十二、三个小时票，回到家就是掌灯时分了。连累带饿，人已然乏得像滩泥，一心盼着到家能有口稀粥喝。可是进门一看，一家老少还都没法儿动烟火呢。唉！只好转身出去租辆破洋车，豁出命来再干。拉完晚车回来，少说也有十点了。我半夜两点又得往外走，脑袋统共才能跟枕头靠上多大工夫呀！驴马干完一天活儿，还有个上槽的时候呢！我老爹真恨不能让我多睡会儿，实在舍不得早点叫我起来。
再说，早到厂子，也有早到的苦。
别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你得抱着票兜子在厂门外蹲着。为什么不进屋避一避呢？厂里房子倒有的是，就是不准开车的和卖票的进门。谁把咱们当人看了！
夏天在厂外蹲着，蚊子咬，臭味熏，还都好忍，一到冬天可就要命了。有时候，刮风下雪我老爹没有估摸准时候，老早把我叫了起来。我走到厂子门口一打听，才一点多钟，唉！冻着吧。我浑身都穿的什么？上身是我家里的用她一条大裤衩拼凑起来的小棉袄。应名是棉袄，其实短得盖不着肚子，糟得挂不住补钉。在车上一挤掉一块，风一吹满街跑棉花团子。下身呢？只有条破单裤；脚底下趿拉两只烂鞋片子。十冬腊月后半夜的“刀子”风，刮得人透心寒，我觉着自己的脑浆子好像都冻成冰块了。一蹲几个钟头，也就是仗着我那阵二十多岁，多少还有点火力，万幸没倒卧在那儿。
要能知道准钟点，不是也省得晚走着急、早走受罪了吗？
我老爹疼儿心切，老琢磨这事，到底让苦日子给挤出一个穷办法来：烧香算计钟点。他买了些大根的香，事先计算好，点多长是一个钟头，用尺子比着，在香上一节节地划上墨笔道。每天晚上我睡下，我老爹就烧起香来，不错眼珠地守着，点完一根赶快再续上一根。点到第几根的哪条墨笔道上，算是到钟点了，再把我叫起来。
其实，看天也罢，烧香也罢，真正夜夜当钟用的，还是我老爹。可怜他老人家，十几年没睡过一宿整觉。夏天，困得他滴里搭拉像串蒜辫子，自个赶快站起来活动活动，也不敢闭会儿眼。冬天，屋里没火，穿的薄，肚里又没食，冻得他上牙跟下牙打仗，浑身哆嗦成一个团，还得不大工夫就冒着飕飕的夜风，站在外边去看天、听动静。更难为人的是那份提心吊胆劲儿。叫早了，心疼儿子；叫晚了，一家人又要多挨饿。就是烧着香，他也不敢松心，万一阴天下雨香返潮了呢。
上岁数人，夜夜这么折腾着当钟使唤，我做儿子的看着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儿？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都许不信，就这样天天受憋，年年受罪，我们一家人谁的心里都没敢转过这种念头：“买个旧钟吧！”不单我家没钟，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十几家人，哪家都没钟。
那时候，亨得利钟表店也跟现在一样，在北京开着三家，从早到晚不关门。可是出来进去的，都是些坐自用洋车、小汽车，穿绸裹缎的资本家啦，官太太啦，我就没见有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往里走过。我拉洋车、蹬三轮那六七年，天天免不了打亨得利门口过，甭说进去买了，都没打算过隔大玻璃往里瞧一眼。你想想，老的老，小的小，还都空着肚子眼巴巴盼我早点回去呢，我哪儿有那份闲精神！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揪心日子呀！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日子，咱们应当一丝一纹地刻在心坎上头！活到一百岁，享着天大的福，也不能够把它磨掉！
我常想：一个人的心坎上，要老刻着这种纹路，就好像心里头多了杆金秤，添了面银镜子。好些事，就都容易掂量出轻重，分清青红皂白了。只要你能掂量出轻重，分清青红皂白来，心里头明明白白的，吃什么，穿什么，都能得益。可你心里头要是不明不白的，穿的好，吃的好，倒许得不着益。
还拿我们家头两年买的那只表来说吧！你要是就从眼前浮皮表面这么一看，自个凭本事挣的钱，存起来买只表，那是应该应份的！再说，如今我们那个杂院里，家家都有钟表，我家的小柜上也早摆着两只小闹钟了，有富裕钱多添只表也算不了什么！你要是再站在大街上比比，南来北往的干部呀、工人呀、教师呀，戴表的人多着呢。人家不但戴表，还穿着毛料衣裳、骑着自行车哪。你要这么不明不白地想，今天戴上这只表，明天就许惦着做套毛料衣裳，后天也许又一心打算置辆自行车了。全都置备齐了，你再上街一比，人家有你没有的东西更多了。得！慢慢的，你那心里就会严丝合缝地塞满了这些东西，成天为它奔了！
可是你要是心里头有那杆金秤，多一面银镜子，同是这只表，分量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只小表，你就能照出自个那小家和咱们整个国家这十几年的天大变化来！照出社会主义的洪福来！
要随时这么动心细想，日后，工作的时候，你准知道应该使出什么样的劲头儿来。就是拿着自个的劳动所得，你也准知道该怎么用了，决意不会随手乱扬。哪怕你后来再有富裕钱，多添置些什么东西，它也不会塞住你的心。
样样这么量，事事这么照，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爱社会主义！越来越一心扑在社会主义上！
（原载北京日报　本报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