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陈健
在郑州市有一台引人注目的拖拉机。这台拖拉机送到检修部门去检修，职工们抢先修理；送到郊区耕地，公社派最优秀的社员帮助拖拉机手保养它。这台拖拉机买回来已有三年，好多拖拉机手开过它，在每次评奖时，都是“优秀台”。人们为什么这样爱这台拖拉机呢？因为它是郑州市一名老大娘为了支援农业，用多年的积蓄在国家的帮助下买来献给集体的。
这位老大娘的名字叫李素琴。郑州市的居民亲切地叫她李大娘；海防前线的战士、边疆地区的垦荒工人，以及全国各地千百个学生、干部、演员在给她的信里，都称她李妈妈。
李素琴磨了十年豆腐，现在是郑州市管城区一个豆腐厂的厂长和党支部书记。她是河南省的特等劳动模范，曾经五次到北京参加各种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现在，她和十年前一样，仍然穿着一件旧衣服，在车间和工人们一起磨豆腐。职工们都叫她李大娘。
十年以前，李素琴和几户贫苦的市民依靠政府的救济来维持生活。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她们决定采取生产自救的办法来摆脱贫困。开始，李素琴带领这几户贫民成立了豆芽组。当时李素琴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每天天不亮就推着车到街上卖豆芽，两肩磨出了血，还不让人知道。在这期间，李素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八年，豆芽组挂上了豆腐制造厂的牌子，李素琴一如既往，和工人们一起在车间磨豆腐，帮助炊事员煮饭，替单身工人洗衣服。职工们把脏衣服、破袜子藏起来，她仍旧找出来洗好补好又偷偷地放回原处。很长时间，她一直住在车间旁边的一间简陋的小屋里，睡在地上，有时铺块门板，有时垫一把干草。冬天晚上，和职工们在车间开会或谈心晚了，她就和衣躺在做豆腐用的大锅旁边。职工们说她年纪大了，工作又劳累，要她注意身体，并且打算替她买张床。她强调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生产上，拒绝买床。职工们背着她开会，作出“为厂长买一张棕床”的决议。床买回来了，她要退，职工们不依，三番五次争论不休。后来，上级党委又派人来劝李素琴说：“就凭你的年龄，也该有个床，不要说是一个厂的厂长了。”李素琴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年龄，我想到我是厂长、支部书记，我应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冬天，职工们想在她住的小屋里生个火炉，她也拒绝了。因为并不是所有职工宿舍都有炉子。
李素琴在厂里，把每一分钱都用到生产上去，增加集体的收入；在日常生活中，她也是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存到银行里去，支援国家建设。几年来，她的生活水平始终没有超过豆腐厂的普通工人或郑州市的普通市民。她除了外出开会才换一件半新的布衫，平时都穿旧衣服。她常说：“咱们国家又大又穷，建设社会主义有困难，做了主人就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不然，就不配当主人。”她把节省下来的一元两元，甚至一角两角都集中起来，存入银行，长年如此，坚持不懈，终于有了一笔不小的存款。她的老母亲看了很受感动，把解放前埋在地下的几块银元扒出来，交给女儿存在银行里。她在外面工作的几个儿子，也在她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把省下来的钱寄回家，她都一文不动地存入银行。
这笔钱怎么用呢？李素琴曾经打算为郊区社员买条牛。一九六○年，党提出大办农业的号召，李素琴领会了这一号召的伟大意义，于是，决心把多年的存款三千二百多元全部交给党和国家，买一部拖拉机支援农业。一部拖拉机需要多少钱，李素琴当时不知道，她只是表示：今年不能买，十年以后一定可以办到。郑州市管城区党委一位女书记接过李素琴的这笔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许多工人、干部、市民、学生、转业军人和演员知道了这件事，都自愿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李素琴，要帮助她买一台拖拉机。李素琴一一拒绝了，她说：“各人的收入不等，生活负担不同，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可是我懂得你们的心意，你们只要把工作做好，勤俭持家，把节余的钱存到银行里，帮助国家建设，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国家为了成全李素琴热心支援农业的心意，补足了购买拖拉机所需的款项。于是，一台支援农业的拖拉机出现在郑州郊区的田野上，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热爱。李素琴用多年积蓄买拖拉机献给集体的故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地传开了。
李素琴自己省吃俭用，但当群众、集体、国家需要时，她从不吝啬。买拖拉机是如此，在其他场合也是如此。李素琴住在郊区的老母亲经常给她送来新鲜鸡蛋，她自己舍不得吃，职工中谁生病不舒服，她就煮一些鸡蛋送去。女职工生孩子，她也这样。如果向李素琴问起这件事，她就说：“要我自己吃个鸡蛋，拿起又放下，犹豫半天舍不得，总觉得自己不需要，给生病的职工端上一碗，自己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
像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雷锋一样，李素琴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给别人方便。有这样一件事：她还在豆芽组工作的时候，为了照顾生产，每天带点干粮中午不回家吃饭，老母亲疼女儿，每天给她两角钱的伙食零用钱。李素琴觉得不需要，瞒着母亲，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几个月以后，一个中秋节的下午，李素琴正想回家和母亲一起过节，忽然想起郊区有一个部队的伤病员医院，立即把储存的十三元三角九分钱，买了水果和点心亲自送到医院，夜里很晚才回到家里。
李素琴做了好事，越不想叫人知道，人家越知道得多，传诵得广。郑州市有一次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位人民代表（回族）在大会上发言时，要求大会帮助他寻找一位不知名的女共产党员。接着这位代表向大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冬天的傍晚，一位回族老人失足跌落在南关外的一个厕所里，呻吟着在半腰深的粪坑中挣扎。这时突然进来一位妇女，把他拉出来，脱下自己的外衣，帮他擦干净身上的粪便和污泥，问了他的住址，把他扶到三轮车站。当这位妇女知道老人身边没有带钱时，又掏出钱嘱托三轮车工人把老人送到家门口。老人问这位妇女叫什么名字？她说：“老人家，快回去吧！别冻坏了身子。新社会，人人有责任帮助你，尊敬你。”老人回到家里，琢磨许久，断定这女的是共产党员，就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女共产党员热心助人的故事在回族人民中传开了。这位代表说：“老人想给这位女共产党员写封感谢信，既不知名字也不知地址，没法，就托我在会上寻找。”这位人民代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李素琴作为人民代表，正坐在他后面的主席台上，她突然想起当时那位老人受冻的情形，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在小组会上，这位代表问李素琴：“我们都怀疑这位女共产党员就是你。”李素琴回答说：“为什么一定是我呢，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做这件事。”
不久前，李素琴应邀在郑州大学作报告，有一个学生听完报告后在日记上写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生活的目的？在李大娘的生活中可以找到答案。”李素琴的生活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从她在北京和蔡畅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可以了解个梗概。蔡畅同志有一次见到她时曾亲热地说：“李素琴同志，你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你辛苦了。”李素琴双手握住蔡畅同志的手，热泪盈眶地说：“蔡大姐，没有党，我是个奴隶、可怜虫。十一岁我进工厂当童工，个子小，够不着机器，被资本家折磨得瘦成一张皮。做媳妇时，家穷，没有填饱过肚子。二十八岁死了丈夫，人家喊我是‘半截子’，不能在人前站立。我用眼泪抚养着我的四个儿子长大。一九四九年我送最后一个儿子参军时，他饿得面黄肌瘦，没有一件换洗的衣服。现在，我的儿子都成了有文化有技术的干部、军官，我可以和国家领导人、人民的代表在一起开会，议决国家大事。为了党和人民，我还能保留什么呢？党把我们母子从地狱中救出来，党又给了我思想武器，叫我为受压迫的阶级服务，为了这，我不惜我的生命。我经常教育我的儿子要记住阶级的仇恨、阶级的苦难，要看着未来的日子，能这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