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爱和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鲁迅的爱和憎
王士菁
鲁迅的爱憎是分明的。他认为：作家置身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时代里，不应是一个冷淡的旁观者，必须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里面去。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一个作家“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他认为：革命的作家应该“唱着所是，颂着所爱”，
“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正由于憎恨那一切阻碍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旧事物，伟大的作家鲁迅，他举起了投枪。也正是由于热爱那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他积极地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鲁迅作品的倾向性是最鲜明的。他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他公开地承认他遵奉当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他说这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他谈到自己从事创作的目的时，很明白地说出，他最初写小说，并没有想到把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而只是为了用文艺的力量来改造旧社会。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说得也很明白，为了摧毁那令人窒息的黑暗腐朽的旧中国“铁屋子”，他“呐喊”出了反抗的声音，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他的战斗的创作生涯。
鲁迅的爱和憎，是在他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他的革命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发展和逐步明确起来的，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首先，鲁迅的爱憎和他对于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他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他便投身到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洪流中去，并把自己的命运跟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密切地结合起来。对于敌人的憎和对于人民的爱，使鲁迅从青年时代起便成为一个革命的爱国主义者。而且，鲁迅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关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同样地也关怀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他用笔唤醒中国人民起来作斗争；同时，他也在被压迫的人民中间寻找朋友，寻求作战的友军。他不断地追求人民解放的道路，追求革命的领导力量，追求革命的真理。他有所憎，他更有所爱。他憎恨着黑暗，他更向往着光明。对于敌人的恨和对于人民的爱，这两者在鲁迅的思想中是不可分的；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这两者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是密切结合着的。鲁迅的爱憎最富于时代的特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和反动的统治；追求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追求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这构成了鲁迅作品最主要的内容。这是一根主线，从开始到结尾，贯穿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他以精炼的语言，生动的形象，确当的比喻，自己的切身体验，运用各种文艺武器（小说、杂文或其他文艺形式），择取多种多样的题材，反复地揭露这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以及在思想上的毒害；不断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去和敌人作持久的韧性的斗争。例如，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九二五年）一文中，论“打落水狗”即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用这个尽人皆知的事例，来说明对于本性难移的敌人，必须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斗争而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更不应该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引证了许多血的教训，来告诫人们应该提高警惕，不能以敌为友，而必须嫉恶如仇。
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鲁迅的爱憎便表现得特别鲜明、特别强烈。例如，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遭受了挫折以后，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全世界的反动势力支持下，对于中国人民进行反动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时候，热爱真理和追求真理的鲁迅，在这困难的时刻，他不是离开革命、离开人民、离开党，而是更加相信党、更加靠拢党，更加坚定的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场上，在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地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公开地承认，他是党所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在文化战线上，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为反对各种资产阶级的文艺对于革命文艺的诬蔑而斗争。他认为革命的作家应该和人民同患难，和革命共呼吸，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在那旧中国的黎明前的最黑暗的年代里，他最清醒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具有无限光明。在那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他发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鲁迅的爱和憎是建立在明确的是与非的基础之上的。他是人民之所是，非人民之所非。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便是他判明是非的标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之后的鲁迅，他的爱和憎就更特别鲜明，他更站在无产阶级的党性的立场上（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毫不含糊地为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斗争。例如，他在逝世之前不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中，他无情地揭露了托派匪徒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猛烈地抨击托派匪徒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诬蔑。他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坚定不移地确信世界上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的普遍的真理，只有坚持这一真理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把中国人民从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因为具有时代特征和阶级立场的鲁迅的爱憎特别分明，他的作品便富于如此强烈的战斗性，在当时，读来亲切感人；在今天，也仍然发人深省。
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相反，鲁迅从来不谈什么抽象的“博爱”或“人类爱”的，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他说：贾府上的焦大，从来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一位焦大，只因为说了主人一句坏话，就被塞了一嘴马粪。这中间存在着什么“爱”呢？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的时候，他认为：“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鲁迅在他的作品中，从来不掩饰这一矛盾，不回避这一斗争，不为敌人搽粉，不模糊人民的视听。他认为：“犯而不校”“勿念旧恶”等等格言，是“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想要灌输到被压迫人民头脑里去的奴隶哲学，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鲁迅的作品是一团火，是燃烧在被压迫人民心头上的火焰，它将烧毁那一切苟安于现状的奴隶的心。鲁迅的作品是匕首，是投枪。他拿起这武器和敌人作短兵相接的斗争。爱憎分明的伟大作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是阶级的战士，人民的代言人。他敢笑，敢骂，敢怒，敢打，敢于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和最凶恶的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鲁迅的爱和憎在过去曾经感染过许多读者；在今天，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中间，鲁迅作品的读者更越来越多了。这难道是偶然的事吗？
?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三二一页，《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二六六页至二六七页，《再论“文人相轻”》
?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七四页。
?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三六○页，《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