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说相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给农民说相声
马季　于世猷
“说相声可不容易”，这是相声演员的一句老生常谈。究竟怎么不容易？除去技术技巧上的不容易，还有什么不容易？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随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到山东省文登县工作了将近五个月，共演出了一百零四场，演了六十八个节目；接触了十来万观众，其中有农民，有战士，也有渔民。所到的七个公社三十几个大队（村），有山区，有平原，也有滨海渔村。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观众中，听到的反映是很多的。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工作者如何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是当前主要的课题。
文登地区农民都喜欢京剧、吕剧、歌剧，对相声这个形式不够熟悉，这里尽管交通比较方便，但专业曲艺团体很少光临。县广播站的文艺节目里京剧吕剧比较多。相声没有录音，仅有三套唱片：《夜行记》、《打灯迷》、《戏剧与方言》，曾播放过几次，由于内容不完全合适，放的次数不多。因此当地一部分同志认为相声这个形式农民不会听，不喜欢，听不懂。也有些社员刚听我们演出时，看到我们穿大褂儿，管我们叫“演清朝戏的”。
尽管相声形式对这里的社员来说，有的只从广播中听过，没见过，是陌生的；但听过之后，很感兴趣，普遍要求再听。在葛家公社演出时，竟有观众喊“再来五块儿！”（段儿）我们在高村公社富贵大队演出共十二次，包括地头表演和联欢，说了大小三十几个节目，也还没有满足这仅有六百人口的小村儿的要求。临走时，一位八十几岁的萧夕能大娘恋恋不舍地拉住我们说：“再说一块吧，下回你们再来我就不准赶得上啦！”在泽头公社演出，一个叫李叙祖的妇女头发正剪了一半就跑来听，也有外村社员成群结队闻讯赶来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农民对相声不是不喜欢，而是很喜欢。
凡是我们演出过的地方，总是发现一些热心的群众兴致勃勃地议论头天听的节目，哪块儿不糙，哪块儿不强。
地瓜（白薯）是当地的主要产物，由于得黑斑病很严重，每年损失很大，老百姓没有更好的方法防治它。我们接受县农业局的委托编写了一个段子叫《黑斑病》，试图推广高村公社辛格大队防治黑斑病的经验之一——高剪苗儿。在侯家公社前岛大队演出了这个节目后，有几位老农在地头上就议论开啦。有人说：“别听他们说，他们这是闹笑话儿。”也有人说：“这是上级试验过的，不行就不会告诉咱。”有人说：“上级对咱老百姓就是关心，连地瓜长病怎么治都编成相声告诉咱，咱不听上级话行吗？”还有一位叫高胜兰的老大爷跑来问我们：“这包米（玉米）怎么才能不长‘乌米’（黑穗病）你们也说说吧。”他还说：“听这玩艺儿太好啦，既逗了笑，还学了经验。”从这些事实又证明广大农民不是不会听相声，而是既会听又会用。
一些年轻人兴趣更高，纷纷向我们提出很多表演和创作问题，他们要作个业余演员，他们说：“学相声真好，省事，方便，地头儿、会前都能说，大家还愿意听。”“防治黑斑病，上级也常讲，就是有些人不重视，一开会就低头（即睡觉），听这段相声一个走的也没有，眼睛全瞪大啦。”
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办了两个训练班和单独培养了农村俱乐部和部队的业余演员共二百多人，他们学了《雷锋》、《不可抵挡》、《找舅舅》、《空城计》、《对春联》、《八扇屏》、《相面》、《好记性》、《装神闹鬼》、《黑斑病》、《一封信》、《要彩礼》等十二个节目。
从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农民喜欢相声，也会欣赏相声，还盼望着更多的相声演员把节目送到他们那里去。
农民不偏爱哪一种艺术形式，只要真诚地为他们服务，就热情欢迎，来者不拒。
我们总共演出的大小六十八个节目，大致可分为三类：下去以后新编的，现代题材的保留节目和传统节目。经常演的是：《装神闹鬼》、《黑斑病》（新编的）；《不可抵挡》、《参军记》、《雷锋》、《婚姻与迷信》（现代题材的）和《相面》、《拔牙》、《学评戏》（传统的），这些节目都很受欢迎。
为了便于了解情况，我们有意识地安排演出，总是每类一个，然后请老农、壮年、青年和妇女开座谈会，请他们比较着谈意见。
一般地说老年人识字的不多，较含蓄的内容不易接受，他们喜欢开门见山、故事性较强的节目。他们并不太爱让人大笑的节目，愿听出个滋味来，最好是有头有尾。
在高村公社富贵大队演出了单口相声《黄半仙》后，一位大娘很关心“黄蛤蟆”的生死，找到我们就问以后他怎么样啦，她很为故事里的人物担心。故事的每个情节都紧紧地抓住了这些观众。
妇女很喜欢听反映家庭关系的，宣传婚姻法的和学唱的节目。《婚姻与迷信》最对口味，反映强烈。年轻姑娘听过后带着一种轻蔑旧的婚姻制度的笑声，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葛家公社柳林庄一个姑娘说：“为啥轻视妇女？地里什么活我们都拾得起来。”一个七十二岁的大娘说：“那是老社会，嫁个姑娘又麻烦又费东西，我的仨闺女都是这么嫁的。把家当都折腾光了，现在还是公社里把我的生活包下来的。”还有的妇女建议要说反映婆媳关系的。
农村中的广大青年，随着他们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对艺术欣赏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胃口很大，既会欣赏又能分析。
我们表演了《相面》后，宋村公社小床大队徐振海同志说：“听了占卦算命的相声后更明白这些东西是骗人的。”前岛渔民李时党同志说：“相声说那拔牙的和卖路当（卖假药的）一样，
‘绿豆面子加红糖，小孩吃了也见强’”。前岛村高胜兰说：“相面拔牙都不糙！可没‘喇叭花’重要（‘喇叭花’是《不可抵挡》中的一个人物），我们听蒋匪兵投诚跑过来的事可解气了，沿海老百姓就是关心解放台湾。”宋村公社南桥大队孙忠桥听了《雷锋》的相声说：“咱来听相声，以为是光逗人笑，听完后想想还上了一课，得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向群众教育可好啦。”
这些群众并不是一律都夸好，对某些节目也提出了批评。前岛社员徐信芳对我们演出的《捉放曹》提出批评说：“捉放曹就是逗的热闹，农民听不懂。”这样的意见我们分析是很正确的，尽管这个节目还有一定的意义，讽刺那些不懂装懂的人，但很容易过火变成出洋相，不宜多演。如果认为农民对更深的东西不懂，下乡以后可以拿《捉放曹》这类段子起起哄，这就更是大错特错。
社员们不仅对节目的内容、唱腔、动作给了具体帮助，而且对演员如何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
在泽头公社演出时，群众要求再说几段，坐在地上不动；有时鼓掌，我们出来谢幕又回去了，过后，一个大娘笑着问我们：“为啥我们拍掌你们出来鞠个躬就得？”农村中没有谢幕的习惯，他们感觉这是架子大，干劲不足。我们就赶紧接着又说了起来。
还有一次在高村公社富贵大队演出，老年人都想出来听听，村东头群众提出应靠东头近点，村西头提出要靠西头近点，最后考虑到要照顾两头的要求把演出地点放在村中间，大家很满意，都说这才叫为群众想得周到。
这只是收集到的群众意见的一部分。为什么社员这样爱听相声呢？这与相声形式本身的特点、演员的态度都有关系。
第一，相声形式短小灵活，易于上山下乡。广大农民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要求有丰富的文娱生活。而县剧团和电影队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充分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相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不用搭台，围起来就说。我们在山区村庄眠虎岭一连说了两天，社员们心满意足，他们说：“这样听真得味！”
第二，相声通俗易懂，配合现实快。我们除去演《装神闹鬼》和《黑斑病》外，还根据当时情况用聋子打岔的形式编成《文登好》来歌颂当地的生产、生活、好人好事，社员听着格外亲切。
在界石公社倪家产村演出前，公社的妇女主任建议说上几句关于拥军优属的事，过后一位老烈属告诉我们：队里照顾得很好，感谢毛主席的关怀。
另外我们所说的内容和农民心里想的一致，社员们意识到每天干活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受到鼓舞。
我们觉得演员的态度应该是：
首先，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这次下公社和大队一般都是住在社员家，挨户派饭，抽空帮老乡干点活儿，推碾子、打扫卫生，挑水等，使老乡和我们在感情上很亲近。这样他们就对演员产生了感情，我们再上台表演也就更容易受欢迎了。因为他们感到是自己人，说的是自己的事。
劳动模范张富贵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脚下踩着一棵草，伸手拔掉，我们感到亲近，因为这像庄稼人一样关心庄稼，否则我们感到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这句话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
和社员建立感情容易不容易？我们的体会是不难，但要做到两点：一，放下架子；二、跟农民说心里话。有一次在柳林庄和社员王凤信同志聊天，我在蚊帐里躺着，他在外边坐着，我很不好意思的想坐起来，他却不让，我说你也钻进帐子里来，咱们一块儿躺着聊。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庄稼人身上有味儿你不嫌吗？”我当时说：“正是我们没这种味才下来改造思想。”我们就一起躺在蚊帐里聊了很长的时间。第二天我们再接触时就随便多了，他也带着我们到他家里坐坐，他的孩子也让我们抱了。后来我们问他为啥先前不这样做？他讲：“你们来了我们心里高兴，可又不敢过分热情，怕你们讨厌我们。现在才感到你们是愿意同我们一起的。”从此我们接受一个教训，要主动地向农民表示热情，不管地头、集上，只要见到老乡看你一眼，就过去先搭搭话：“逮（吃）了吧？忙着哪？”他们就会很自然地答话：“站（玩）会儿吧，抽袋烟。”
跟农民说心里话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向农民说心里话，不虚不假原原本本托出，我是什么出身，后来在哪里工作，怎么说的相声。在宋村向很多人交了底，这老乡才说原来演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个平常人哪！
我们和农民说心里话，农民就和我们说心里话。这是礼尚往来的事。但是农民说心里话对我们是多么需要啊！农民从生活谈到生产，从家庭谈到社会。当农民告诉我们地瓜长病挺厉害，劳动果实有时眼看着烂掉，我们也随着农民的感情变化，想多说多编地瓜长病如何防治这类的相声，为生产也贡献一点儿力量。
农民讲到需要文化生活时，我们想到了他们的贡献，也不能不使我们多说相声，叫他们乐，叫他们的精神更愉快。
我们的几篇习作，我们的演出，都是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进行的。
其次，要尽量满足社员要求。社员们欣赏节目时，总是要求量大些，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形式比较简单，来得容易的相声，就更不能说上几句就走，这样会使社员失望。
我们每次演出总是说上四、五段，有时社员不鼓掌我们也主动地再来一段儿，基本上满足为止，这样社员感到是真正为他们服务，不是来农村走个过场。
在前岛第三次演出时，开演时间较晚，怕影响社员休息，说了三段就散了，有个小伙子对我们说：“今天干劲儿不足！”
现在，我们要替农民说几句话。
第一、演员要经常下农村，农村对革命的新文化的需要是迫切的。目前虽有读报、读书、业余剧团演戏和歌咏、下棋等活动，但还是不够的。演员应该经常多送些节目到农村去。
我们在文登几个月，虽然送去的节目不多，但能够亲身参加到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去，也能够较深地了解群众的需求，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
另外在城市中由于服务对象面窄，总感觉新节目供应不上，一个节目演上几次就显得陈旧了，而在农村，这些节目又延长了它的艺术生命力，使它发挥了更大的战斗作用。
第二、广大农民渴望扩大眼界，他们不仅希望有丰富的文娱活动，而且希望通过对艺术的欣赏学到好的经验，增加新的知识。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只要内容好，都会被农民接受。问题在于是否真诚地愿意把艺术交给农民，为他们服务。相声中的太平歌词、学唱京韵大鼓，农民也很喜欢听，《卖布头》这样的段子也不是根本格格不入。
任何一个艺术形式，都要到农村中考验考验，使它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得更好。
第三、要大量反映农村生活。我们在农村几个月所见到听到的好人好事难以数计。“李双双”类型的人物不是少数，她们在同各式各样的思想进行斗争，每一个斗争的胜利，都增加了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份力量。这些人物应该受到表扬，她们的事迹应该大力宣传。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富贵同志所在的大队，从男到女都是干劲冲天，几乎每天在地里都有劳动竞赛的场面，出现许多动人的事迹。
农村的沸腾生活，农民们的冲天干劲，都等待着各行各业的文艺工作者们去把它们反映出来。我们曲艺演员，要丰富自己的创作和表演，也必须投到农村的火热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