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了革命的新常规——一所县医院里的新人新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这里有了革命的新常规
——一所县医院里的新人新事
新华社记者　莎荫　迈南
在运城人民医院门诊部的内科诊疗室里，主治大夫薛遵化十年前是这样给病人看病的：
“哪里不舒服？”他一边翻着病历，一边问。
“心口难受，不想吃饭。”患者回答。
“解开衣服！”
两分钟以后，患者病历上出现了七个大字：“诊断：神经官能症。”
有人问薛遵化：“薛大夫，怎么你遇到的神经官能症那么多？”他冷冷地回答：“这是常规，诊断学告诉我：门诊病人百分之四十是神经官能症！”
十年后的一九六三年，在这个医院门诊部的内科诊疗室里，薛遵化又在给一个老太太看病：
“老太太，哪里不舒服了？”
“心口难受，不想吃饭。”
听诊、叩诊，心肺正常。
“神经官能症？”病人问。
薛遵化摇了摇头，又问：“哪里还不舒服？”
“说不来，好像没啥啦！”
“是不是有时头疼？”
“不，就是常头晕。”
“耳朵有毛病吗？”
“耳鸣。”
“……”
薛遵化拿来血压计，为病人作血压检查：高压二百二，低压一百三。是高血压。可是，高血压不产生心痛。问题在哪里呢？他又给病人反复检查，在背上，他发现了新的病症——动脉硬化。对，动脉硬化引起了心绞痛。
于是，患者的病历上出现了几行小字：“诊断：动脉硬化、高血压……”
有人问薛遵化：“薛大夫，为啥门诊病人中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少了？”他说：“因为我们有了新常规！”
丢掉旧“常规”，建立革命的新“常规”，这是运城医院医务人员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在这里，大夫和护士把心交给了社会主义，以一个革命医务工作者的高度责任心，帮助每一个病人恢复健康。有一个患者叫董启民，这个人便血已经二年多。今年三月间，他来运城医院中医科就诊，负责给他治疗的大夫马维骥，看到一些大医院为他开的病历证明书上，都说他患的是慢性结肠炎。马维骥为难起来了：信不信大医院的诊断呢？大医院没治好的病，这个小小县城的医院能不能治好呢？中医科主任周鼎新说：“当医生，相信自己的诊断比相信别人的诊断更好，我们必须先把病查清楚。”马维骥听了周鼎新的话，给董启民作了反复的检查，大便化验了七八次，总找不出缘由来。病人急得不行，说：“马大夫，还是按结肠炎治吧！”马维骥劝他：“你别急，诊断不清楚，吃药打针也白搭，我一定想法给你弄清楚是什么病！”经过不断地再观察，再分析，整整六天，大夫无时不在为这个病找原因。他终于想到了化验：是不是病人排便时间和化验时间隔离得太久呢？他决定再来一次，等病人排便后，立刻送去化验，果然，在大便里找到阿米巴包囊。病源找到了，他比病人还高兴，一进病房，就马上给注射“依米汀”。真是对症下药，手到病除，这位病人在注射的第二天就不再便血了。后来，病人又住了五天医院，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临走，他握着马维骥的手说：“我二年没治好的病，你们几天就给治好了，你们的心好啊！”
在运城医院，无论是内科、外科，还是小儿科、妇产科，这样的事处处有。今年夏天，医院收了一个患肺结核咯血的病人，患者的父亲已经白发苍苍了，见了大夫，就扑嗵跪下来，流着眼泪说：“大夫，我就是这一个娃，你可得救救他的命啊！”一位姓陈的大夫双手把他扶起来，说：“老大爷，你别急，我们会像你一样关心你孩子的病。”说完，马上就和几个大夫给患者止血，但是，病实在太重了，一切通常的止咳、止血办法都无效。几个年轻的大夫没了主意，护士也不说话了。陈大夫见止不了血，怕病人出危险，经过慎重考虑，就决定用人工气腹止血。一个年轻的大夫听说要用人工气腹止血，就问陈大夫：“人工气腹止血万一有危险，咱们负得了责任？”陈大夫一听，觉得这想法不对，就问：“只关心自己的得失，不关心病人的安危，对吗？”一句话问得那位年轻大夫低下了头。陈大夫也顾不得解释，就动手作人工气腹止血。上午做了，下午就止了血，病人安详地睡着了。陈大夫这时才想起了自己上午说话太厉害，就给那个年轻大夫解释说：“当一个大夫，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病人，心里没有一个人，那就是自己！”
对病人的态度，是一架天平。每一个医生、护士的那一颗心，是不是真正交给了病人，是想到自己的多，还是想到病人的多，只要放在这个天平上称一称，就立见分晓。在运城医院，天平的一边——关心病人的一边，重量正在增长。获得先进医务工作者称号的人越来越多：一九六○年是七十九个，一九六一年是九十八个，去年是一百一十三个。他们用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接待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个病人。一次，门诊部来了一个四十岁的女病人。一进诊疗室，就跟大夫薛遵化说：“就是肠胃不好，你开点健胃药吧！”薛大夫正准备开处方，但是，当他展开处方笺的时候，一个革命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感警告了他：“你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微小的病症，因为这种不负责任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于是，他搁下笔，跟病人说：“还是让我给你详详细细检查一下吧！”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详细检查，终于发现这个自称是“胃病”的病人，却患着远比胃病严重得多的病——心肌梗塞和动脉硬化。当大夫把诊断结果告诉了病人后，病人感动地说：“要不是你，我就把自己耽搁了。”后来，这位患者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治疗，病情停止发展，症状缓减以后，他高兴地到处说：“如今的医生，对病人可算尽心了！”
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关怀应该像兄弟手足一样，没有一点私心的。在这所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中间，经常有这样的事：大街上遇见生病求医的人，他们会忘记自己的一切私事，把病人领回医院来；在门诊部，他们常常因为确诊一个病例而呆上十几个小时，牺牲了休息，忘记了吃饭。今年的一个星期天，很多大夫和护士都上街去了，这天下午三点钟，一个从外地坐火车到运城来看病的人，正瞅着医院的大门在发愣。忽然，一只大手轻轻地按在他的肩膀上：“你是不是想看病？”病人见问话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人，满脸和气，就苦着脸说：“可不是么！手腕扭坏了，早上搭车跑来，想下午搭六点的车回去，不想今儿个放假，真不凑巧！”这个问话人是运城医院院长程振山。他听病人说是从外地来的，就引回了医院，并且说：“保证你赶上六点的火车回去。”他们一进医院门，正碰上骨科大夫王鸿凯要上街，程振山让他处理一下，王鸿凯见有病人，也顾不得上街了，赶紧领上病人去诊断。一检查，发现是骨折，又领他去照像。透视室的大夫也紧着赶，没用一小时，就把像片洗出来了。王大夫一看，不光是骨折，还是骨结核，需要上石膏绷带，又领着他到处置室。处置室的护士长刚好去吃饭，听说有了病人，撂下碗就动手，到下午五点钟，这个病人的手腕已经被包扎好，药也拿上了。当王大夫送他出医院时，他一路走一路不停地说：“大夫，你真是个好人。”
在这个普通的但是新型的县城医院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革命的同志感情，正在冲刷着一切从旧社会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作风。谁对病人冷落淡漠，谁就被人嘲笑；谁对病人轻率敷衍，谁就被人谴责；谁对病人热情关怀，谁就受到尊敬；谁对病人严肃认真，谁就受到爱戴。院长为病人端水，护士和大夫为病人剃头洗脚，……人们都在热心地为病人干着一切他们所能干的事情：
犹学珍，在家里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在五官科的病房里，他是一个好护士。一个动过手术的女病人，因为生病，心情焦急，没了奶，六个月的孩子哭叫着。犹学珍跑来，用自己的奶哺育了一个病人的孩子，下班回到家里，却用开水泡馒头喂自己的孩子，一天、两天，直到把病人送出医院。
刘文典，这个内科住院部的“小护士”，她自己也有病，却没早晚地守候在病房里。她是负责治疗处置的护士，但是她却不声不响地干了许多护理员的工作。一次，一个新来的老年病人头发锈成了疙瘩，长了虱子。她发现以后，下班也不回家，给病人洗了头，洗了脚，洗了衣服。把老汉感动得直喊她“我娃！”
侯秀英，这个产妇的“知心人”，也做了好多叫人感动的事。有一次，她在街上碰到一位孕妇闹肚子痛，就马上把孕妇领回医院，后来这位孕妇早产了，生下的孩子不出气，大夫想了好多办法急救，都没有效果。侯秀英不灰心，嘴对着婴儿的嘴作人工呼吸，整整用了两小时十分钟，刚诞生的生命才从死亡的边缘上被救活过来。当孩子哭出第一声的时候，从极度紧张中和缓下来的产妇轻轻抚着侯秀英的肩膀，两眼滚下了泪珠。
赵乐乐，这个年轻的姑娘是门诊部护士中新风格的代表。一个老太太来看病，大夫开了透视单，透视室在二楼，老太太上不去，正在楼口为难，赵乐乐走过来，说：“老奶奶，我背你上楼吧！”背上楼，送到透视室，检查完了，她又把老太太背下楼。老太太夸她好，问她叫啥名字，她笑了笑说：“老奶奶，我的名字叫护士！”……
一切都这样平凡，而一切又那样自然。没有谁问过他们该不该管这些“额外”的事，也没有谁让他们干过这些“额外”的工作，然而，他们干了，而且年年如此。于是，这就成了“常规”，新型的革命的“常规”。
院长程振山是个曾经打过游击的老干部。在那最艰苦的年月里，他曾背着他那点简单的医疗设备和很少药品，在中条山根据地为好多人治过病。一九四七年，他挑着一条扁担，领着五个人开创了这个医院。十六年来，进了城，医院发展了，医疗水平提高了，但他始终不渝地为这种新的革命的“常规”呼喊着，斗争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会坐在年轻的大夫和护士中，给他们讲革命所经过的艰辛历程，讲社会主义医院新风格的理想。他告诉他的年轻的同志们：一定要有革命的‘常规’，这种常规就是舍己为人的风格，平等待人的风格，热情关心别人的风格，大病小病一律认真治疗的风格，一句话，就是共产主义风格！
如今，这座在革命的炮火中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县医院里，无论老一代或者新一代的医务人员，都一个一个地逐步熟悉了这种革命的“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