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田状元”陈永康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种田状元”陈永康
新华社记者　鲍春光　戴国强
“状元来了！”
春天，就在队里插完秧的第二天，江苏吴县白茆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长高小云起得比插秧那几天还要早。天才朦胧亮，他就掮着一把雨伞往外跑。
高小云今天起得这样早，是想早一点赶到汽车站去，在那里等着跟种田“状元”陈永康见面，如果来得及，还打算把他邀请到自己队里去看看稻苗。
不料，当他来到公社所在地的汽车站的时候，那间小小的候车室里，已经挤满了人。一看，大多是本公社的一些生产队长，他们也都是到这里来接陈永康的。大伙聊起来，今天各人都有一套打算：有的跟老高一样，想把陈永康请到自己队里去看看；有的是带来了当前水稻管理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想来讨教讨教；也有一些老大爷，是想来看看这位久闻大名的劳动模范到底是个啥模样……。
老天不帮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愈下愈大。但是，不管雨势多大，聚集到车站的人却愈来愈多。全公社的二百多名生产队长，几乎全都赶来了，还有一些撑着雨伞面不相识的外乡人，连街镇上许多居民也赶来了。
一直等到约莫十点钟，第三班汽车到站，大家似乎都知道陈永康要乘这次汽车来，车一停，就被人群包围起来了。可是，当乘客们陆续下车以后，紧靠在车门口的几个人，焦急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失望的神情：怎么，陈永康没有乘这班车来？最后，从车子上下来一个皮肤棕黑、身体壮实、光着两条泥腿子、穿着一件黑布短衫的“种田佬”，笑容可掬地跟大家打招呼。他，难道这个庄稼汉就是大名鼎鼎的水稻专家陈永康？就是大家向往的种田“状元”？要不是公社党委书记万祖祥走过去跟他握手，向大家介绍，有好些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伙儿似乎忘记了还在落着雨，好多人都跟着陈永康往五大队的一块水稻丰产试验田走去。高小云好不容易才挤到陈永康的身边，跟他一道下田，看苗叶，查稻根，倾听着陈永康对管理稻苗的评价和意见。虽然是初次见面，可是和他在一起，就和自己的老朋友一样，感到特别亲切，心里也特别落实。
已经快到午饭的时候了，公社大礼堂里却挤得满满的，大家都在等着，都想亲耳听听陈永康讲讲种晚稻的经验。高小云在报告会结束的时候，正想挤到讲台前，邀请陈永康到自己的队里去，公社秘书却带来了一个消息：县里刚才来电话，莫城公社有好几百个干部和社员，都聚在那里等着陈永康哩！今天下午请他一定要到那里去。
陈永康每到一处去考察，那里就像赶会一样，都会有成百上千的人赶来看他的操作，听他的讲演，向他讨教种田的经验。前些时候，太仓县举行的一次陈永康演讲的报告会，要不是临时在广场上搭起一座大凉棚，听报告的人简直无处容纳。七月初，陈永康到常熟县去作报告，县里原来准备了一个只有二三百个座位的小礼堂，因为来的人太多，不得不临时搬到县城里最大的剧场去，可是还不能解决问题，不得不临时拉起几根广播线，又在剧场外新辟了两个会场，才勉强满足了人们的要求。当报告结束以后，那些聚集在场外两个会场的人群仍然迟迟不肯散去，一直等到陈永康同他们见面以后，才欣然离开会场。
“稻医生”和“稻妈妈”
农民群众钦佩陈永康，把他比做“状元”，当然不是没有由来的。
初秋的一个下午，吴县郭巷公社长桥一队队长杜福根指着一块齐壮挺拔的晚稻丰产试验田，对长途跋涉几百里去参观的丹阳县的社队干部说：“陈永康简直就是个稻医生，稻子有了什么毛病，不但一眼就能看出，而且一剂药就能治好。”
原来，那块晚稻丰产试验田，是陈永康亲自掌握栽培的。七月初，陈永康要到南京去办点事，临走时他再三嘱咐：这块稻田等他回来再追肥。可是，过了几天，等陈永康从南京回来时，那块田的稻苗乌绿乌绿的，长得过旺。陈永康一看不对劲，一问，原来是研究人员看到稻叶落黄，沉不住气，每亩施了几斤肥田粉。那几天，凡是到长桥来参观的人，看了这块田，都为陈永康捏一把汗。有的说：“这块田没有陈永康掌握，非倒不可！”有的说：“就是陈永康也不行了。”连一些有经验的人也认为难以挽救了。
可是陈永康倒很沉着，人家问他有没有办法，他很乐观地回答说：“现在就控制，没问题。”
果然，一个月过去了，经过陈永康的整治，这块田不仅没有倒，而且是长得最好的一块。
谈起陈永康的种稻本领，不但是农民钦佩，那些农业科学家们也没有不点头的。他们说“陈永康简直会跟水稻说话”，夸“陈永康熟悉水稻的脾性，赛过妈妈熟悉自己的儿女”。
的确，陈永康无时无刻不是用妈妈对孩子的心情，观察着水稻生长发育过程。就拿他自己培育出来的晚稻品种“老来青”来说，这种稻要长几片叶子，每一片叶子应该在什么时候长出来，该有多长，两张叶片之间的距离该有几寸，什么样的叶色和长势是缺肥饥饿的表现，什么样的又是因为肥水太多……他都了如指掌。他每到一块稻田，只要用手摸摸稻叶，拍拍叶尖，看看稻根，就能断定这块田能不能高产；他在田头转一转，就能算出这块田有多少株苗；他把鞋一脱，赤着脚到田里走一圈，就能察觉出哪一方烤得正好，哪一方少烤了一天，哪一方烤得过了一点。他说的话一般的都和实际情况不相上下。
陈永康也常常用抚育孩子的道理，介绍他的栽培经验。譬如他讲品种和管理的关系，就说：“胖子的儿子，不一定都长得胖，三分靠先天，七分靠后天调养，因此，要稻穗长的大，三成靠品种，七成靠田间管理的功夫。”当介绍培育秧苗的经验时，他又打了一个比喻：“一个吃奶的小孩，要养得好，娘的奶水要足，还要奶水调匀。该吃奶的时候喂奶，该喝水的时候喂水。要是奶水不适当，就养不好。吃奶的小孩不会讲话，饥饱冷暖，全靠爹娘当心。秧田管理也是这个道理，该上水的时候上水，该排水的时候排水，该施肥的时候施肥，一点不能马虎。”有一次，他被一个农场请去，那里的晚稻因为基肥下得太多，秧插得太密，简直长不起来。他一面观察，一面就跟农场的工人讲：“我们吃饭，各人有各人的饭量，张三一顿能吃三碗，李四一顿要吃五碗，照各人的饭量吃，人人长肉，要是叫张三也和李四一样，顿顿吃五碗，一定吃不下，就是硬吃下去，也不会长肉，弄得不好，还会积食，弄出胃病来。水稻施肥，也是这样，要多少肥料，就用多少肥料，少了不好，多了也有害。你们这块田，就是因为肥料太多，反而弄坏了。”关于水稻生长发育的许多道理，经他这么一解释，简单明了，农民群众一听就懂，一记就牢。
“稻医生”和“稻妈妈”的称号，就这样在农民群众中传开了。
四十年心血
许多年龄比陈永康大，种田也很有经验的老农，也同样对陈永康啧啧称赞不已，他们最佩服的就是陈永康的那一股钻劲儿。他们说：“凭经验我们还有一点，要像老陈那样肚里有谱，眼里有数，我们还差得远哩！”
陈永康出生在一个佃中农家庭里，今年五十六岁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十二岁开始种田，四十多年来，没有一天放弃过对水稻的钻研。
远在三十多年前，陈永康还只有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对选留稻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永康的父亲很重视选种工作。每年春天栽秧开始的时候，他总要把秧畦边又肥又壮的秧苗，单拔单栽，成熟后留作来年的种子。但是，秧苗大，往往是因为靠田边，肥力足，阳光好的缘故，其中品种不好的，秧苗再壮也长不出大穗子来，产量也不一定高。陈永康接受了父亲的经验，改变了选种育秧的方法，不是春天选秧苗，而是秋天选稻穗。每当水稻抽穗结实时，他就成天在自己的和别人的田头转，看到籽粒多籽粒饱的好穗头，就在稻株旁插上一根小竹杆，或者把稻叶打个结，做个记号，成熟时，便单收单藏，开年单播单种。这样培养出来的种子，就比他父亲的好得多了。
从那以后，他每年都要单选单留四五个好穗头，最多的时候选上十几个，好的留下来，坏的淘汰掉。用这种“一穗传”的办法，他培育出了有名的“老来青”晚稻良种。
这种“老来青”稻种经过陈永康十几年来的培育，品种越来越纯，产量也越来越高。刚选出来的时候，最大的穗头只有一百四五十粒谷，平均每个穗头只有七八十粒谷；现在最大的穗头有三百七十多粒，平均每个穗头有八九十粒。
不仅在品种上，陈永康花了几十年的心血，他的一整套的水稻栽培经验，都是他四十多年来劳动和心血的结晶，这里面有他父辈的遗产，有本乡本地的经验，也有他自己大胆的革新。他常常说：“老祖宗的经验是好的，但是不经过自己的钻研，就不能脱胎换骨，一辈子也种不出好庄稼来。”
可是，像陈永康这样一个巧农民，在旧社会，像是一粒明珠被埋在土里，得不到任何重视和支持。那时，陈永康家每年要交给地主的租米就有二三十担。要是产量一提高，地主就要增加租米，地痞官吏就来敲诈勒索。就在他换用“老来青”品种的头一年，眼看就要得个好收成，可是在稻子还没有动手割的时候，住在松江城里的恶霸地主周铁桥就下乡来看田议租了，硬要把租额由原来的七成三增加到八成。盘踞在当地的土匪头子，看到他家稻子好，也敲诈去了十几担大米。丰产变成了灾难，再好的增产经验谁还有心去学啊！
解放后，世道变了。一九五一年，陈永康有一亩稻田收到了一千四百多斤稻谷。丰收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陈永康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获得了全国水稻丰产模范的光荣称号。一九五二年秋天他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一九五四年，他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一年，在党的生日的前夕，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颗长期被旧社会埋在土中的明珠，终于破土而出，在党的培养下，在祖国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上，闪射着光芒。
踏进科学大门
一九五八年年底，这位和水稻打了四十年交道的泥腿子农民，被领进了新的科学天地。陈永康被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担任研究员。
这里有专门的试验田，有充裕的研究时间，有科学仪器，还有许多研究人员的热情帮助。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陈永康学会了很多过去所不知道的科学知识。他说，“过去种高产田是碰到了看，现在是心里有了数，把握大得多了。”
在江苏分院里，最使人难忘的，是陈永康种的十七号田和十九号田有一年双双高产的故事。
这两块田靠在一起，但肥力和土质却完全不一样。十九号田土质好。肥力高；十七号田恰恰相反。陈永康在种这两块试验田时，事先就研究了这两块田的土质情形，心里打了一个谱，在水稻的整个生长期间，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措施。在十七号田里，先后施了四次重肥，又用了二斤多肥田粉“捉黄塘”（专施在稻苗发黄的地方）。十九号田就不同了，从插秧到长粗，一直没施肥。七月下旬，叶子看起来发黄，大伙都认为应当追肥了，可是陈永康还是不追。有些人问他，他不慌不忙地把水稻上部的叶片扒开，露出了青绿色的稻秆。他说：“肥田要沉住气，不能光看叶色表面有点黄就追肥。”他还指着旁边的十七号田说：“那块田瘦，稻叶要是像这样黄，早就脱力了。”
直到七月底，陈永康才在十九号田里稍稍施了点有机肥，八月上旬，又只用半斤肥田粉“捉”了一下“黄塘”，就再也没有追施肥料了。这两块毗连的田，一开始稻苗长得有些不一样，十七号田远远赶不上十九号田，可是在陈永康的“指挥”下，十九号田的稻苗好像慢步走，十七号田的稻苗好像快步追，逐渐逐渐两块田的稻苗长得愈来愈靠近，到后期竟一点也分不出高低来了。收割的结果，十九号田亩产干谷一千一百五十二斤，十七号田不仅不少，反而多出八两，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二斤八两。
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陈永康在技术措施方面也比过去更加完整、更加成熟了。一九五八年以前，他种过四十年水稻，只有三块田出现过一千斤的收成，但是从他进江苏分院以后到去年，他已经亲手培育出十多块千斤田。现在，他对于在正常年景下培植千斤晚稻，已经很有把握了。
曾经同陈永康在一起种了四年高产试验田的作物生理学家崔继林说：“一亩田收一千斤稻谷，并不是太稀罕的事，中国有，外国也有，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能够像陈永康那样，对于在不同土质、不同条件下亩产千斤稻谷，有那样充分的把握和自信，有那样一套完整的全面的恰到好处的栽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