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史与纂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文化街头

　　讲史与纂志
风态
我国的方志纂写工作，在历史上，曾经放出闪烁的光彩。历代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著述家，都曾致力过方志纂写工作，为后世研究一方风俗文物、一代典章制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明代的散文家归有光，在他创作《项脊轩记》等名篇之外，还撰写方志《三吴水利录》一书。明末爱国学者顾炎武，写了考证天下山川形势险易、古今战守得失之迹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还写了《昌平山水记》这类类似方志的书籍。清代的阮元，写了《文言说》一书，校刊、辑集过《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等大著，还担任过《浙江通志》、《广东通志》和《云南通志》三部方志的总编工作。以著《屈原赋注》和《方言疏证》等书见称于世的朴学大师和语言学家戴震，编过《汾州府志》。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当然，过去的文学家和著述家所纂写的方志，在内容和观点上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方志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他们这种留心和致力于方志编纂工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现在，各地正在开展家史、村史、公社史的讲述活动，这对我们将来纂修新方志，大有帮助。我们的新方志与过去的旧方志，有本质上的不同，旧方志仅是记载一方山川沿革、风俗文物、名人官迹等内容；而新方志则必须具有鲜明的阶级观点，以记载一村一社的阶级斗争史，劳动人民的创业史为主。不仅要写出旧时代的沿革，人民的苦难，还要写出新社会的面貌，以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新旧社会对比的史实，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作家和学者，在深入生活的同时，如果能够参加当地的“三史”讲述活动，适当留心当地的文史资料编写工作，把“新方志”这项工作担负起来，那么，“新方志”这株鲜花，将会在百花争妍的大花园里，开放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