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豪迈的民族音乐会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气势豪迈的民族音乐会
　　郭乃安
用我们民族的乐器、民族的唱法，能不能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在音乐创作上，鲜明的民族风格是不是和强烈的战斗气质有矛盾？在我们许多人的头脑里，这似乎是一个难于解答的疑问。然而，这次由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和其他部队文工团部分独唱演员联合演出的民族音乐会，却用具体的实践给我们作了肯定的回答。
音乐会一开始，人们就为民族乐队演奏的雄壮的音响和豪迈的气势所吸引。这个人数并不很多的民族乐队，在音乐会上演奏了《解放军进行曲》、《水库凯歌》、《不朽的战士》、《花梆子》等乐曲，它的丰富的色彩变化、强大的音响威力，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乐曲的乐观主义情绪和战斗精神，都给人以十分新鲜的感受，使我们对于民族乐队的表现力有了新的概念。这个乐队的编成，不但兼有民间丝竹乐和吹打乐的优点，而且还在这个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也不仅利用了近年来我国民族乐队发展中的一些良好经验，而且还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尝试。特别是在管乐方面，他们改革和试制一些中音和低音的管乐器，使乐队的管乐部分有了雄厚坚实的音响。这样就使得整个乐队的音响大为改观，使其在演奏一些气魄雄伟和刚强有力的乐曲方面，具有更加便利的条件。也就是说，这样的乐队，一方面既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更接近于时代对乐队音响的要求。自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做法已经是十全十美，或者说他们已经解决了民族乐队建设中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是从各组乐器内部与外部相互间音量的均衡与音色的协调、或者是从各种乐器表现性能的改进，以及进一步扩大选用乐器的范围等方面看，都还有不少工作可以做，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在今后去努力予以解决。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在民族乐队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意义。任何一件新事物，在开始时总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问题在于方向是不是对头，如果遇到了许多矛盾，采取另一种方法，如低音不足，就用大提琴来解决，管乐不足，就用小号等来解决，麻烦可能不会像这样多，但那毕竟不是民族乐队建设的好办法，也不是一条具有高度民族自尊感与富有创造性的道路。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的实践经验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表明了：在我国丰富多样的民族乐器的基础上，经过适当的改革和大胆的创造，必定能够建立起一种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民族乐队；同时，我们的民族乐队也只有适应着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不断地革新与发展，才会有永不雕谢的生命力！
音乐会上演出的多种多样民族乐器独奏与小型合奏节目，色彩各异，风格不同。这里有热烈红火的民族吹打乐，也有优美抒情的琵琶独奏《彝族舞曲》；有活泼健朗的笙独奏，也有富于诙谐感的板胡独奏；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在他们的演奏中始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张长城的板胡独奏，可以说是别具一格。他的一些滑音演奏，总是满含着生活的诙谐情趣，并没有给人以油滑之感，而是给人引起一种乐观的生活情趣。胡天泉的笙独奏，以丰富而精湛的演奏技巧，彻底推翻了我们头脑中的“拙笙”的概念。在《草原骑兵》这首乐曲中，那战马驰骋的节奏，那热烈而抒情的歌调，动人地表达了战士的情感，它鲜明地刻划了草原骑兵的形象。王惠然的《彝族舞曲》，是一幅富于诗意的抒情画面，或者可以说，他是以比较内在的形式抒写了兄弟民族热爱新生活的感情。他们的这些艺术创造上的成就，说明民族乐器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创作和表演的艺术创造来很好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而且民族乐器表现时代精神的道路也是十分宽广的。
几个独唱演员的演唱，也是各具特色的。马玉涛的《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唱得既是明朗乐观，而又有浓厚的韵味；蔡佩莹的《红霞》选曲，在婉转中有刚强，在细腻中有热情；张映哲的《蝶恋花（游仙）》，有抑扬，有顿挫，正在为这首动人的歌曲找到一种更富于民族气派的表演方式；吕文科的《羊倌的歌》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都运用了具有特色的高音，也善于捉摸生活的趣味。这几位独唱演员的音色及艺术个性都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别，但是他们的演唱却都是生根在民族音乐的土壤上，而且也都善于发挥各自的特点，反映今天的生活，表现时代的精神。
听了这次部队音乐工作者所举行的民族音乐会，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我们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音乐的雄心壮志，既不盲目崇拜西洋音乐，用“拿来”代替自己的创造；也不狭隘保守，把传统的音乐视为不可发展的遗物，而是在我国丰富的、优秀的民族音乐遗产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我们必能创造出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鲜明的时代精神的具有高度水平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