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艰苦而光荣的道路——谈青年作者李惠文的七篇作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走艰苦而光荣的道路
　　——谈青年作者李惠文的七篇作品
　　宋爽
李惠文是辽宁省新起的作者。他的创作历史不长，写的作品不多，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短篇小说《没有故事性的故事》算起，到现在也只写了六七篇，计：《三人下棋》（《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七月九日）、《委屈》（《鸭绿江》一九六二年十月号）、《井边》（《辽宁日报》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脚步》（《辽宁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张布告》（《鸭绿江》一九六三年二月号）、《甘薯嫂》（《辽宁日报》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七日）等，它们在近两年新起的短篇小说作者的作品中，虽然不是最拔尖的，却是惹人喜爱的。这些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长处和短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就是说，从他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大体上可以看出我们近两年来新起的一些作者的创作状况：他们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写出了一些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获得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成就，与此同时，也显露出一些属于前进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我愿在这篇短文里，通过对李惠文的几篇作品的简略分析，谈一谈我对他的作品的读后感，和对他今后创作的一点期望。
像很多来自生活基层的新作者一样，李惠文也以他富有生活气息的笔触，和对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的热爱之情，为我们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有一种可贵的追求：他总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把自己的创作任务同现实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推动生活向前发展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以严峻的创作态度和辛勤的努力，力图透过对新生活、新人物的描写，揭示农村生活中有意义的矛盾，并以幽默风趣的艺术手法，给以细致的剖析和生动的回答……他的这种追求，虽然还远没有达到我们所理想的高度，写出足以激励人心的作品，但也获得了一些值得珍视的成果。
李惠文的作品所揭示的生活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农村中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不尖锐，又大都通过他们的领导作风、工作方法表现出来的。我想农村基层干部读了他的作品，会比城市读者感到更亲切，得到的启发更多些。
《没有故事性的故事》和《三人下棋》，是李惠文最早的两个短篇。前一篇主要描写了两个基层干部：一个是大队党支部陈书记，这是一个工作认真、办事细心稳妥、好刨根问底的领导干部；另一个是王队长，这是一个“哪怕把全世界的工作都给他，他也不嫌多，越多越来劲儿，可就是干起来毛毛草草，不细致，不论什么事都讲大概、差不多就行”。这样两个在工作作风方面截然不同的人物，围绕着消灭虫灾和焊锡匠“老败家”蔡德是否偷去了生产大队的大铁桶这件事，反映出他们的不同看法，提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变革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生活现象。作者的回答，是通过生动有趣的情节逐渐显示出来的，而且在回答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深化了这三个人物形象，写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陈书记对王队长的错误所采取的那种循循善诱的办法——和他一起深入调查研究和解决消灭虫灾的喷雾器的问题，以自身的榜样和生动的事实来纠正他的错误；王队长的羞愧和自我批评精神，以及焊锡匠蔡德偷偷为生产队解决消灭虫灾的喷雾器问题……这些，都生动地反映出了新的生活图景和人们在前进中的精神风貌。
《三人下棋》，在艺术构思方面，相当完整而精巧，显露出作者有表现生活的才能。他把农村沸腾的生产热潮、和在这种热潮中两个不同性格、不同精神风貌的生产队长的形象和他们之间的纠葛，以及大队支部陈书记的形象，只利用一个中午休息的时刻，通过三人下棋这样一个狭小而平静的场面，便写得活灵活现，满有风趣。第一生产队队长蒋傲和第二生产队队长薛诚在下棋之前的对话，下棋过程中各自的招数、棋法和心情，他们对大队支部陈书记在旁指点时的截然不同的神情动态……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描写，简直就是他们三个人在生产领导工作中各自性格、品德和精神风貌的再现；三人下棋过程中所发生的纠葛，又那样自然而巧妙地反映了他们之间在生产领导工作中的矛盾，而下棋的结局，又那样富有说服力地解决了三人之间的矛盾。作者利用这种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所反映的生活，所揭示的矛盾，虽然还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但由此所塑造的形象，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表面看来，作者描写的生产队长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用意，好像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它像前一篇作品一样，它的主题思想也超过了它所描写的生活范围，还使我们想到：人们如何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发展，不断提高变革现实生活的能力和解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反过来又促进了生活的发展。
作品的主题思想单纯、明朗和集中，常常围绕着一个矛盾的起伏过程，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两个不同性格特点、思想作风、精神风貌的主人公，并以他们之间的纠葛和心理变化，生动地提出并解决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一个问题。李惠文的前两篇作品是这样，他的另外两篇《井边》《委屈》也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两篇比前两篇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进步。由于作者对实际生活、人物的观察比以前更细致、深刻了一些，因而这两个短篇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形象所概括反映的生活内容，也相应的有了一些深度和宽度。这主要表现在；作者不再把人物形象的描写完全拘泥在某个实际问题上，而是比较放开了一些，透过不同的生活场景，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这样，不但人物形象丰满了，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显得深厚了。比如《井边》中的两个姑娘的形象，无论是刚被选掉的妇女组长王亚娟，还是新选的组长陈灵花，她们的形象都开始有了一些立体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作者不仅把这两个人物放在较多方面的生活场景，加以对比描写，反复渲染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精神风貌的色彩，而且随着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的加深和情节的进展，最后把她们推上了矛盾的最尖端来表现，比如在如何处理新选的妇女组长陈灵花的未来的婆婆、普通社员“马蜂王”家的小孩偷了队上的黄瓜这件事，以及围绕着这件事所展开的两位姑娘之间、两位姑娘与“马蜂王”之间的矛盾的一连串紧张生动的描写，就是如此。这个短篇的主题思想，虽然也是为了表现和解决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即作为一个农村的领导干部，如何对待和教育那些还有着落后思想和自私习惯的老年农村妇女问题，可是这篇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陈灵花这位姑娘的形象，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树立起来的一个好榜样，应该说，在她的身上也闪现出了一些时代色彩，比如被选掉的妇女组长王亚娟几次向她找岔时她所采取的以德报怨的言行，又如她坚持集体利益同未来的婆婆所进行的说理斗争，都能使人看出这种时代色彩的一线光亮。
《委屈》这个短篇所揭示的生活内容，比《井边》又深厚了一些，它所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和思想品德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农村生活中比较重要的矛盾——本位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
作者通过这一矛盾，同样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两个主人公：海泉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刚和邻近一个大队的队长王大天。其中李刚这一人物形象写得比较丰满，在他身上概括着较普遍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那稳健扎实的性格特点，同他那种关心集体、不计个人荣辱和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品德，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得到了统一而真实的描绘。从这个人物身上，使我们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经过近几年来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风雨雨，锻炼了一大批像李刚这样渐趋成熟了的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们不仅具有领导群众向大自然进行斗争的经验和才能，也能坚持真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本生产队的利益同更大的集体利益发生矛盾，受到上级指责的时候，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得失，不是想方设法为自己摆脱责任，而是苦苦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当他意识到非放弃本生产队的利益服从更大的集体利益不可的时候，他就服从了上级的指示，而且勇敢地承担了由于这种服从所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也正是这样一批人物，能够带领群众战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生产战线上创造出了显赫的成绩，不断地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作者描写的另一个人物王大天，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他那种弄虚作假的思想作风，那种露骨的本位主义思想，那种受到批评就感到满腹委屈、总是设法替个人辩护的言行风貌，是写得比较生动的。可惜对这个人物思想品德的挖掘不深，没有写出他所以然的性格逻辑和历史根源；对他最后转变的描写也过于粗疏简易，缺乏足够的艺术说服力。使人感到，有着这样严重缺点的人物，似乎不需经过严肃而艰巨的斗争，单靠有一个比他思想品德高尚的先进人物就能把他感化过来，这样的认识和处理，显然是有着缺陷的。
李惠文的另外三个短篇，把我们的视野从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形象移到了普通社员的身上，为我们揭开了一幅幅社员之间、父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各种矛盾的斗争生活画面。从这些不同的斗争生活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思想：随着社会主义生活列车的向前奔驰，具有各种落后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人物，如何沿着各自的生活经历，在先进人物的影响和帮助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扔掉了身上的旧包袱，开始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说表示了他们要前进的愿望。从艺术的表现手法来看，这三篇有个共同的特点：善于从生活里面提炼富有情趣的细节来表现人物，并能把人物之间的纠葛组成具有喜剧色彩的情节，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多姿多彩。比如《一张布告》《甘薯嫂》中的人物和情节的描写，就是个鲜明的例子。这两个短篇中所描写的落后人物，如王宝满和甘薯嫂，他们由自私自利到关心集体利益所走过的道路，是那样的不同，又都那样地充满着引人发笑或感叹的戏剧性的色彩，作者没有丑化这两个人物，没有任意夸大他们的缺点、错误；他们一切引人发笑的缺点、错误，都包含着作者温和的批评和恳切的期望，因而使人读起来感到亲切自然。就这两个人物形象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和生活的启示来看，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一张布告》中的王宝满，经过一连串自私自利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到他真心悔悟，让女儿春蓝替他写了一张像布告一般大的检讨书，又让她念了一遍之后，他对女儿说的一句话：“光提‘克服个人主义’还不行，还得加上一句：要去掉本位思想。才合辙哩！”自然，这只不过是他开始表示进步的一句话，作者没有写出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写队里对他的认真教育不够，写他的转变也有不自然的地方，但是，这个人物写得还是引人的、有意义的，并相信他会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甘薯嫂》中的甘薯嫂，是通过一个相当特殊的场面被迫地转变过来的；即本来是她丈夫的一件先进事迹被人们误会为是她的进步表现，众人送她一面“五好之家”的大镜子，向她热烈鼓掌，而她在“这声音拍得甘薯老婆满脸发烧”的情景中也就开始悔悟，这虽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也缺乏普遍的现实教育意义，不过有一点还是写得不错的，那就是甘薯嫂被妇女们选为组长以后，她同丈夫韩甘薯几次颇有风趣的对话，较真实地反映了她“转变”以后的精神面貌。比如她第一次为了集体利益，吩咐她丈夫到二队借头驴把队部门口那个大石槽子拉来泡糜子，丈夫答应了，她又担心丈夫像过去那样“骗”她，于是说：“你可一准去呀，别像以前那样，嘴里说的满好，完了，猴戏，又变了！”读过这个短篇的人，读到这里，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一语双关的话，真切地反映了她“转变”以后的心理变化。这个人物形象使人得到这样的思想启示：只有自己前进了，觉悟了，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先进人物的思想情感，才能更加热爱我们的新生活。
《脚步》是李惠文的几篇作品中唯一直接接触到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这篇作品描写的先进社员明世昌老头同靳宝海不务正业、搞小买卖所进行的斗争，是相当生动的。可惜作者没有写出这场斗争的社会背景，也未能把双方的矛盾充分展开，并赋予他以应有的生活深度；作为有着严重自私自利思想和投机行为的靳宝海这一人物形象，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碍便转变了，使人感到他前进的脚步未免快了一点。我想，假如作者对整个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有充分的认识，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表现这一人物，把他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来写，更深刻地挖掘出他的思想本质及其赖以形成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根源，那么，即使没有写出这一人物的转变（作者的几篇作品中的落后人物，都是以转变为结局的），这一人物形象所概括反映的生活内容，也会比现在的写法具有更为普遍的现实教育意义。这篇作品虽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思想深度，但作者开始注意描写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无论如何是值得鼓励的；而且随着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提高，他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从对李惠文的七篇作品的简略分析中，使我深深地感到，作者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除去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树立起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学习并掌握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研究、分析各种矛盾中的各阶层人物思想动向和精神面貌……以外，还有一个方面不可忽视，那就是树立雄心大志，走艰苦而光荣的道路，承担革命时代所赋予文学创作的历史使命——写出更有深度、更有典型性的作品来。
从李惠文目前的创作来看，他的几篇作品都是以农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都有着明朗的色彩，健康的情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农村的新生活、新风貌，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感受和鼓舞；同时，这些作品大都有一个单纯、明朗的主题思想，常常围绕着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两三个不同的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人物形象……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希望作者不要满足于这一点。就题材而论，我们希望他继续从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来写作，但要努力从这类题材中不断开辟扩大和加深新的主题思想；不要把作品的主题思想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框框里，好像写什么，就限于什么，而且表露得较直较浅，不能给读者留下想像的余地，要力求掌握“因小见大”的本领——透过细小的生活事件，努力挖掘表现出重大的主题思想。就人物而论，我们希望他继续歌颂农村新人新貌，继续写农村不同人物逐步提高觉悟和改变作风的故事，但要提高对于人物性格的概括能力，努力学习从日常生活中写出可以创造英雄业绩的新人性格，并赋予它以时代的精神色彩。
但是，我对作者还有另一种期望，这期望来自他的《脚步》对我的启示，来自他的艺术风格显然还未定型这一事实，来自我对当前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的一种渴求，这就是：我期望作者把自己的创作服从于更大的革命现实斗争的需要。具体地说，希望他不要回避农村现实斗争的本质矛盾，要千方百计地突破创作上的种种困难，努力从农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各种各样复杂尖锐的矛盾中，去提炼和概括表现那些为千百万先进农民所普遍关心、所迫切需要回答的各种问题和生活真理，创造出足以打动人心的农村新人和英雄人物形象，使他们成为推动社会主义车轮向前飞转的精神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困难而艰巨的任务。但是，一个有远大抱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革命责任的作者，是不会望而却步的。而且相信：只要他立下雄心大志，站得高，望得远，肯于一头扎进现实斗争的激流中去，与先进农民同甘共苦，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勇于克服各种困难，那么，即便他一时、或在更长的时期内仍然写不出有巨大思想内容和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但却可以写出比现在更为扎实动人的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