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秋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伊犁秋色
本报记者　郭小川
越过一片片青灰色的戈壁滩，越过一块块浅黄色的庄稼地，越过天山山脉中白雪复盖的层峦叠嶂，我们的飞机突然在一座森林城市的边缘上着陆了。
如同荒山中的野鸟落在五色缤纷的花园里一样，这里简直使我们眼花缭乱。不错，这个城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本来就是以“花园城市”著称的。每年的阳春、盛夏直到中秋，它都以香花、鲜果、森林和街道两旁的闪光的小河，给人们造成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可是此刻，我还来不及观赏这一切，就被街头上往来的、花丛般的人群吸引住了。这里各民族的人们的花花色色的服饰，不但比内地、比乌鲁木齐市和南疆，而且比任何富丽堂皇的花园都显得更加耀眼。
看吧，这边是三三两两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少女，她们中有些戴着天蓝色的、粉红色的、淡绿色的头巾，穿着色彩鲜艳的、有装饰性图案花纹的连衣裙，有些垂着双辫、穿着各种颜色的毛线衣或短呢外套。那边是一个又一个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老人，他们中有些戴着紫红色的、绣着红花绿叶的小帽，穿着条绒工作服，或者毛呢西装，或者老羊皮大氅，或者紫红色的袷袢；有些戴着白毡盔、穿着黑色的长衫。这边又是一队队的各族少年们，他们的衣着是各色各样的，却都戴着红领巾；那边又是乘着马驴来赶“巴扎”（市集）的公社男女社员，他们的服饰与城里人并不两样，只有脸上染着更浓的太阳色。而这些人们，又都在精神抖擞的行动之中，因此，这些花花色色的服饰，就像一簇簇鲜花在清风中摇曳一样，不仅使你感到鲜艳可爱，而且使你感到和谐可亲。
我曾把上述一些最初的印象说给在这里新结识的同志们。他们回答我说，生活在自治州和伊宁市的民族有十三个之多。那就是：哈萨克、维吾尔、回、汉、满、蒙古、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锡伯、达斡尔、俄罗斯。此外，还有朝鲜、僮、撒拉等族的个别居民。这里是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地区。丰富多彩，是这个地区的特色。可是，色彩最丰富的地方还不是城市，而在乡下。
我们又匆匆起身，沿着伊犁河到达霍城，访问了几个公社和国营农场；然后又回过头来，逆伊犁河和它的源流之一的巩乃斯河而上，在宽阔的河谷中奔驰了三百多公里，在新源访问了“新疆羊”的故乡——巩乃斯种羊场、以小麦和包谷（玉米）高产著名的十二团农场和两个公社。开初，我还像在伊宁市内一样，想从过往的人们的服饰上找寻“丰富多彩”的丰姿，走了一段路以后，我才发现，这种想望并不切合实际。这条河谷也像整个新疆一样实在太广阔了，在那宽宽的、青灰石子铺成的马路上，除了络绎不绝的运粮汽车以外，很少有什么单独的行人。往往要在三里五里乃至十里八里的里程中，才能碰见几位骑高头大马、从夏牧场向秋牧场迁移的哈萨克男女、或者骑棕色小驴的维吾尔老人。然而，当我在人民公社、在国营农场、在草原访问的时候，无论到哪里，都有一片五彩缤纷的景色呈现在面前。各个大块小块的土地上，冬麦已经伸出鲜绿鲜绿的小苗，一片麦地犹如一泓湖水，既柔和又丰满。冬麦地的旁边，未收割的金黄色的包谷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已经收割过的包谷地上，“东方红”拖拉机或马拉犁正在紧张操作，棕黑色的新土像波浪一般在犁铧下飞翻滚动。在村落的外围，在林带的内侧，常常出现宽阔平坦的场园，那里，包谷粒已堆得有如金山，谷草已垛得如同楼阁，人们却还在热热闹闹地扬场、脱粒，风车和脱粒机还在那里轧轧地响。这时，树丛中的花红苹果、拖着长蔓阔叶的嫩绿葫芦、棚架上悬挂的翠玉般或紫宝石般的葡萄往往从农家的墙头和门口探出头来，和我们一同欣赏这令人欣喜的场景。于是，在你目光所及的地方，便忽然都变为五光十色、多彩多姿、异常好看了。等你接近大草原时，你或许以为那是一片荒凉了，其实不然，草原上一片绿、一片红、一片黄的草色，刚刚从山上下来的白云般的羊群，橙红色的朝霞般的牛群和马群，……又构成一幅同样美妙的图画。这图画，似乎不是草原，而是刚才那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场景的延伸和扩大，就像孔雀开屏似的。这时，你愈会感到，整个河谷，犹如一座又长又大的花园，而且充满了劳动的热忱和丰收的喜悦。
是的，这条河谷以至整个自治州，今年又是丰收年。我所访问的各个公社和国营农场，都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年，霍城的清水河公社、新源的十月公社和红旗公社的粮食产量，比去年都有很大的增长。十二团农场的麦子平均每亩产量在三百五十斤以上，包谷每亩平均产量在六百斤以上。许多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还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告诉我：这里的工业、农牧业、文教事业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以农业和牧业为例，解放后，全州耕地面积扩大了两倍以上，粮食总产量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一年平均每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四点四，同期油料总产量平均每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百零四点八。去年，这里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了较好的收成。今年，秋收还在紧张进行，但增产已成定局。畜牧业方面，三年来更有特大的丰收。
——哦，这个丰富多彩的、多民族的地区，今年又丰收了！……——在我从新源回到伊宁的路途上，我一直这样欣慰地思索着。
那么，这个多民族的地区，到底怎样获得丰收的呢？我曾就这个问题向好几位同伴请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民族政策，实现了民族团结。”
“对，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各族人民紧密的团结，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显著的丰收景象，更不可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族间的纠纷与不和的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制度，现在，这个根源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已经灭亡了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势力仍然没有绝迹。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可能引起某种不和。现在，彼此的宗教信仰，正受到彼此的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也受到互相的尊重。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语言的隔阂也往往会影响彼此的亲近，而现在呢，当地的许多汉族干部和群众都学会了其他民族的语言，许多哈族、维族或其他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也学会了汉语。在汉族儿童中，你常常可以听到哈族或维族的名字：加米拉、巴提迈、万拉加汗等等，少数民族的儿童也有叫“幸福”、“和平”、“解放”之类的名字的。不仅如此，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解放以来一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这里的同志随便可以举出强有力的例子证明这一点。离边境不远的国营可克达拉农场曾出现过这样一件感动天地的事迹：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七连工人、共青团员宋乱气在中午回家吃饭途中，忽然听见小水库中传来一个哈萨克孩子的呼叫声，他立即赶上前去，纵身跳入水中，抱起孩子向岸上推拥。因为水深泥厚，推不动，到了第三次，才把孩子推上岸来，他自己的力气却已使尽，不幸溺水牺牲了。被救活的孩子叫图马希，现在已入农场子弟学校学习。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不朽烈士，就在子弟学校附近，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个纪念碑，被当做民族团结的象征，在新垦的土地上和各民族的人们的心中矗立着。……
事实正是如此。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各族人民是团结的。可是，各民族的亲密团结，到底与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农牧业的连年丰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当我回到伊宁市的第二天早晨，我便把这个问题提到州长伊尔哈力（哈族）和副州长阿不都热合满·苏里堂（维族）之前。
干练而年青的、贫苦牧民出身的州长从容不迫地说道：
“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从根本上说，民族团结也就是阶级团结。（当然，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也要团结劳动人民以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天下工农是一家，劳动人民之间有亲密团结的基础。我们的团结主要地表现在亲密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上面。这当中，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团结，汉族人民给予少数民族人民的帮助，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新疆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对农业、牧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等等，都是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实现的。通过这些斗争，又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族人民也在这一系列斗争中结下了生死之谊。……要把这惊天动地的历史说清，我是没有能力的。我们这里是农牧业地区，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认为，主要应当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人民公社内部的关系。在人民公社内部，各民族社员之间的团结，又突出地表现在农牧结合，农牧业互相支援上面。这一点，对我们哈萨克族的发展和繁荣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对汉族和其他民族也有不小的意义。”
这几句话，也许只是一个题目。但是，好的题目往往使人遐想联翩，思如潮涌。这个题目，立刻引起我们满座的兴趣。副州长和我都兴致勃勃插起言来，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原来，哈萨克族是游牧民族，一般没有种地的习惯。每年春季，有些人只在荒原上随便挖点土地，骑着马，托着帽子（内装种子），疏密不均地撒上点“塔尔米”（即糜子），然后就到草场放牧去了，既不施肥，也不锄草，直到收获季节才从草场回来，好歹收点粮食。这一点点粮食，当然不够吃用，他们只好不等价地用羊、牛、马换取。用牲口换取粮食，势必使牲口的宰杀率增高，牛、马又没有料吃，牧业的发展便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牧业之所以不能发展，根本原因还是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当时没有多加谈论。）合作化以后，伊犁地区就努力发展农牧结合的事业。人民公社则给农牧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的人民公社，既有牧业大队，也有农业大队。农业为牧业社员提供粮食，为牲畜提供饲料；牧业为农业提供厩肥，因而促进农牧业的双丰收。有了人民公社，有了农业，有了居民点，牧业社员也就有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哈萨克牧民社员对人民公社和农牧结合表示了很大的热情，不禁作歌称颂道：
哈萨克的奶馕甜又香，
幸福的生活像蜜一样，
过去卖羊来换馕啊，
今年是社里分的粮。
哈萨克的马奶醉人香，
喝一碗马奶把歌唱，
歌唱这幸福的生活啊，
歌唱恩人共产党。
（牧民　居里斯）
我朗读完这首民歌，我们的谈话又转到过去牧民的悲苦生涯上面去了。过去，在贫苦牧民的游牧生活中，有病无处求医，只在就近的毡房中找念经的人或巫神医治。而当时巫神“治”病是极其野蛮的。他们的办法常常是用皮鞭抽打病人，或把坎土镘烧红，烫病人的脚心；据说都是为了“驱鬼”。比较“文明”的办法是舀碗水，吹口气，给病人喝，或者杀一只羊，用羊皮包上病人。（伊尔哈力自己一九四八年得了伤寒，就几乎被这样折磨而死。）女人怀孕生孩子，得不到休息，无人接生，往往母子双亡，所以，女人和孩子死亡的极多，尤其是孩子，死亡率竟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孩子大了，也没有学校可上。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人民公社内，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病可以进卫生院，在草场里都可以找到医生或接生员；孩子可以上学，小学都设在春秋草场的附近居民点里，到了夏天，孩子又可以在凉爽的夏草场里欢度暑假。现在，全州的中学生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十二倍多；至于大学生呢，解放前一个也没有，现在则每个公社乃至每区每个大队都有。这一切，当然是与整个民主改革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分不开，也与人民公社的农牧结合分不开。一个单纯靠游牧为生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繁荣的。而农牧结合，恰恰是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各个公社里，农业差不多都是由汉族、维族、回族等的社员经营，牧业则大多由哈萨克族社员经营；农业上比较先进的民族帮助哈萨克牧民学会种地，现在，在哈族社员中，马拉犁已经普遍推广，中耕器已开始习惯，拖拉机已开始使用，拖拉机手已在哈族青年中出现。哈萨克牧民又帮助其它民族的农民学会饲养牲畜。农牧业互相支援，农牧民互相学习，就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反过来，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整个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哈萨克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至此，我又请求伊尔哈力同志继续谈他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嘛，是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之间的关系，又是军民之间的关系，也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因为生产建设兵团中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同志。”伊尔哈力州长在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显然比刚才还要兴奋。他继续说：“新疆是地广人稀的地方，面积等于十六个浙江省，人口只比浙江的五分之一多一点。生产建设兵团开垦的都是荒原，他们不开垦，谁有力量去开垦？他们在这里生产建设，不但不会加重人民的负担，而且还给国家、给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商品量，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我谈这个问题，仅仅是要说明他们对当地人民的伟大示范作用和伟大影响。”
这时，我真想向他们做一次长篇的汇报。我刚刚访问了几个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我认为，像这样规模巨大的、生产先进的、发展迅速的、风光壮丽的国营农场是世界少有的。它曾经并且将要使所有的参观者叹为观止！可是，不等我插言，州长的话又继续下去了：
“这个州范围内的生产建设兵团垦区，几年以前，还是一望无际的荒原，除了芨芨草、梭梭柴、红柳以外，什么也不长。现在呢，汽车只能在长长的、高高的、整整齐齐的林带里打转，从林带钻出来，才能看见那用林带镶上绿边的、几百亩一块的长方格条田，那里面的棉花、包谷长得十分茂盛，许多条田里连一棵杂草都看不见。我看到这些，真觉得是天上掉下来似的。在我们访问许多干部和老职工时，又发现他们每人都懂得不少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了解这个地区的土壤、气候、水文等等的特点，掌握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并且始终如一地保持和发扬了‘南泥湾’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人民办好事的传统。他们对于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人们不仅从他们那里看到伟大的将来，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自己学习的榜样。”
话越说越投机，身材魁梧的、农民出身的阿不都热合满·苏里堂副州长也插言道：
“生产建设兵团与群众的关系是亲密团结的。在他们进入新疆初期，开始建场的时候，当地少数民族人民曾经热情地帮助他们，带路、勘察荒地，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教他们种地。他们则给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以更大的帮助，给公社训练技术干部、规划农田、指导农业操作、修建水利设施、建筑房屋、用机械耕地等等，项目繁多，难以尽述。总之，他们的支援，大大推动人民公社农业生产的发展，今年人民公社的丰收也是与他们的支援分不开的。”
这时，我瞅空子告诉他们：我刚刚访问了东风人民公社的河西大队，他们与二十团农场真是亲如家人，事事互相支援。一九五一年，部队冒着风雪严寒来到这一带，当地的维族、哈族、回族群众，马上腾出房子给他们居住，给他们带路去勘察荒地，指导他们耕种，借给他们牛、马和种子。而他们正在繁忙地执行开荒任务的时候，农民使用的渠道忽然出现淤塞不能通水的情况，于是，部队派连长杜文龙同志带领全连战士苦战八天，完成了五千米渠道的疏通工程。一九五二年，部队开垦的土地上获得了丰收。这次丰收，使农民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和解放军的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当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成立了以毛丹为首的互助组。他们学习解放军的热情实在不可抑制，在犁地中，竟一下子累死两匹马、一峰骆驼。解放军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后，马上给他们送去了洋犁、马拉播种机和种子，派去了技术人员。于是，他们这一年也同解放军一样获得了丰收。一九五三年，二十团农场在河东种棉花，河西的毛丹互助组却认为河西不能种棉花。农场的同志就帮助他们选了一亩半地，播下棉花，并且教给他们一整套管理技术，在棉花生长期间又进行具体帮助。结果，棉花丰收了，每亩收了三百七十五斤，从此，河西也就年年种棉花。一九五四年，毛丹互助组种了一块包谷地，苗很齐，只是草太多，庄稼闷得长不高。问他们为什么不拔草？老农哈白布回答说：
“草和苗的感情，就像妈妈和娃娃一样，娃娃跟妈妈长大，苗跟草长大，要是把草拔了，没有东西给苗遮太阳，苗儿就会晒死。草还能给苗儿撑腰，拔了草，苗就会倒。我们这里种地不拔草是老规矩了。”
农场同志讲了很多道理，都不能把对方说服，便有意地把这块包谷地分成两半，一半按农场技术要求，派人拔了草，松了土，定了苗。后来，这一半长得特别好，一亩收了八百斤；那一半呢，草比包谷秆还高还壮，包谷又细又小，一亩只收一百五十斤。这个事实教育了那里的群众，连哈白布也翘起大拇指，不停地说“亚克西、亚克西（好）”了。从一九五四年以后，二十团农场更派出技术、医务干部常年驻社，帮助工作。十多年来，二十团农场给予河西大队的支援，正如社员所说：“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不清。”为大队开办的植棉、灌水、植物保护、核算、记工、农具等训练班，不下十余次，培训的人员有一百名以上。……
我讲完这样一些故事以后，副州长忽然发出爽朗的、粗声的大笑。他说：“这样的事情多得很！多得很！”
伊尔哈力州长郑重其事地说道：
“是的，这样的事情多得很！但是，这些事情，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其它各项民族政策的指导下才能出现。我认为，无论是民族团结也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也好，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好，归根到底，都必须实行革命的路线、革命的政策，必须用革命的精神教育各族人民。如果丧失了‘革命’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任何事业都搞不好，并且最终也要失败。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才能过好日子、怎样才能得到个人的幸福，怎样才能取得粮食、牲畜的丰收？我一定回答说：革命，为了革命，用革命的精神。你当然了解：像人民解放军开垦大片荒地的壮举，更非有高度的革命精神不可。说一千，说一万，我们成功的最大的秘密就在这里。”
这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使我十分感动。当我发现天已过午，告别了他们，漫步到街头的时候，州长的动人的声音仍然在我的心头缭绕。我在街上走了好久，才又看到路上行人的花花色色的服饰，一排排战斗行列般的高高的钻天杨林带，一簇簇红黄绿相间的槭［cù　醋］树枝叶，商店门前品种繁多的苹果和葡萄，花坛里的红红的花朵……，这一切，使我确切地感到，这个城市的秋色，与乡下一样繁华而又壮丽。这秋色，是民族团结的标志，是丰收的标志，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标志。多民族而又统一于祖国的大家庭之中，丰富多彩而又和谐一致，艰苦奋斗而又丰收，这是怎样生动的革命辩证法呵！——生活应当如此，我们就是如此！（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附图片）
伊（伊犁）——乌（乌鲁木齐）公路是伊犁河谷各族人民通向祖国各地的通道。图为运输车辆穿行在风景秀丽的天山果子沟。
新华社记者　徐　邦摄
伊犁哈萨克草原上牲畜兴旺，人心欢畅。
新华社记者　徐　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