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寄草药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千里寄草药
内蒙古日报记者　林国远
今年三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收发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写信的是北京市京西木城涧煤矿工人廉明。他的爱人脖子上长了一种疮，久治未愈，全家人都很着急。后来听说呼和浩特市附近，有一种“狗舌头草”能治此病。他想托人采集，但在呼和浩特市无亲无故。后来全家人研究决定写信给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收发室，请求帮助。
信很简短，只有一百来字，但反映了廉明和他的一家人的焦急心情，也体现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它像每一封人民来信一样，受到负责同志的重视。市人委办公室领导人责成人民来信来访科协同收发室办理这件事，早日把“狗舌头草”寄去。
收发室的两位通讯员、共青团员杜树承和刘少文都表示：“虽然从未同廉明同志见过面，但大家都在建设社会主义。他家里的人有病，也像我们自己有病一样。既然远道来信，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解决，不使他失望。这事就包在我们两人身上吧！”他们和人民来信来访科副科长、共产党员王清祥，以及在解放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膊的收发员、共产党员刘永旺一起研究。有的说，“狗舌头草”可能就是“拔灯灯”，叶子像锯齿，抓断了流白奶。有人说不是。研究了一阵，“狗舌头草”是什么样子还是弄不清。王清祥主张，不管怎样，先找。不懂，问群众，群众总会知道的。
远方的朋友急需这种草，当时呼和浩特还相当冷，草还没有长出来，怎么办呢？杜树承忽然想起：离他家不远，有个收草站，草堆里都是去年打下的草，里头可能夹有“狗舌头草”。第二天，他在送信途中路过收草站，说明来意之后，收草站的工作人员答道：“这里收下的野草倒不少，只是牲口不吃这种草，收草站也没有收。”
刘少文也向人家打听，得到的回答是：“这种草挺多，就是现在还没有长出。”
不久，呼和浩特的天气渐渐暖起来了，田野上绿油油的，各种野草都冒出来了。杜树承到郊区送信，每到一处便打听“狗舌头草”。有一天，他送信路过什拉门更，看到在绿茵茵的菜地旁，有一群社员正在休息，便上前打听。一位老大爷问道：“你要找的就是往脖子上贴，治一种疮的那种‘狗舌头草’吧！这不愁，附近挺多！”说完了就向渠垅走去。杜树承也跟过去。野草刚刚长出来，乍看起来，好多草的外形差不多。老大爷耐心地教杜树承辨认和区别各种野草，终于找到了红根、大叶子的“狗舌头草”。
杜树承高兴极了，立即动手拔，不到半个钟头，便装了鼓鼓的一提包。他回到收发室，向大家报告：“‘狗舌头草’找到了！”
市人委办公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王兴成还是不放心。他说：“要寄，就要准是‘狗舌头草’。要是寄错了，可不好。”
后来杜树承接连问了七八个本地人，都肯定这就是“狗舌头草”。
他们把“狗舌头草”晒得半干，连同一封热情的信，一起寄往北京。这时离廉明来信只有一个月，俗话说：“千里寄鸿毛，礼轻人意重”。这包“狗舌头草”虽只几两重，却表示着一片深情。
廉明爱人用这种草治疗后，病情一天天好转，目前已痊愈。廉明写了一封信登在九月的《人民日报》上，信里写道：“我爱人提及此事，感激得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全家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才有这种阶级友爱；才有这种新的人和人的关系。”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