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的一枝新花——访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民族音乐的一枝新花
——访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
新华社记者　周长宗　王毓琛
被誉为我国乐坛上一枝新花的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在首都举行了四十场民族音乐会，给文艺界和音乐爱好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新型的民族乐队，在首都音乐舞台上第一次演出，就给人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在蓝天白云的天幕前，挂着两盏红色的大宫灯；灯下，居中摆着三面描绘着凤凰牡丹的定音鼓；鼓后，二十九面金光闪闪的云锣，高高悬挂在方形的红漆木架上。左侧是高胡、二胡、中胡、大胡等弓弦乐器，右侧是柳琴、阮、三弦等弹拨乐器，在它们后面的高阶上，笙、管、笛、箫，高、中、低音唢呐一字摆开。一眼望去，层次分明，富丽和谐，很像我国宋朝乐队的摆法，真是独具风格。
但是，更使听众惊喜的还是他们的演奏。器乐大合奏《解放军进行曲》，演奏得那么声势磅礴，较之西洋乐队的演奏毫不逊色，而且还另有一种粗犷豪放、热烈亲切的特殊风味。他们的合奏《水库凯歌》、《迎亲人》、《我是一个兵》等，雄壮时那么汹涌澎湃，抒情时又那么悠扬悦耳。一个完全使用我国传统乐器的乐队，能这样成功地演奏表现现代沸腾生活和我国人民英雄气概的动人乐章，不能不使许多音乐爱好者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访问了这个乐队。乐队领导同志和乐手们热情地向我们叙述了乐队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道路，也是一条发扬我军革命文艺工作传统，充满革命志气和创新精神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乐队的同志经历了不少的艰难，也享受到不少胜利的欢乐。
乐队走上这条道路是在一九五六年。在那以前，他们是一个西洋乐队。那年春天，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推行音乐民族化、大众化，要求他们先试行改革。三年之内，把西洋乐队逐步改建成一个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体的民族乐队，更好地反映工农兵生活，为战士服务。这个决定，在乐队宣布以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盲目崇拜西洋和坚决走民族化道路的思想斗争。
伟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照亮了人们思想革命的途程。大家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座谈了我军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一些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文工团员，多次在战火中体验过民族音乐的艺术力量，亲身感受到广大指战员对它的热爱。那些日子里，他们的思绪经常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月光如水的行军夜晚，有多少次，文工团员的一枝横笛，把千百个战士从盹睡中唤醒；在那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岁月里，一把二胡，又把多少战士聚拢在篝火堆边……。我们的战士是多么热爱自己民族的音乐和乐器啊！在这些日子里，乐队的同志们还常常想起一位老将军。这位将军自小会吹唢呐，红军长征时，走到哪，吹到哪。有一次，将军来到乐队，意味深长地对乐队同志说，一听到唢呐，他便想起长征途中的情景，想起红军文艺工作者时刻注意运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战士服务的传统。他说：“你们不能把民族乐器丢掉，不能把红军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战斗传统丢掉！”将军的话，使不少老文工团员内心万分激动。他们逐渐觉得，总政治部的这个决定是多么正确，要更好地为战士服务，民族乐器不能丢，民族音乐要发展。一些西洋乐器的乐手也逐渐认识到发展民族音乐的重大意义，有人还把热爱民族文化同热爱祖国联系起来，决心适应工农兵听众的要求，为音乐民族化、大众化贡献力量。在取得这样一场思想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乐队进行了第一次改革，除保留少量的铜管、木管等西洋乐器外，中国民间弓弦乐器和弹拨乐器，代替西洋弦乐，正式进入乐队。
广大官兵对于乐队的改革，给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乐队的同志们感觉得到，就是这么一支初步改革后的中西混合乐队，每次为部队演出都比过去完全用西洋乐器演奏更受战士欢迎。战士们说：你们现在演奏的曲子，听起来亲切多了。特别是乐手张长城的板胡、胡天泉的唢呐，每次演出，听众都是三次、五次、七次、八次的欢迎。吹一曲《兄妹开荒》，拉一支《绣金匾》，战士们鼓掌鼓得两手都红了。一九五七年，乐队在云南为边防战士演出，有一支部队冒着雨从百里之外赶来。乐队演奏到深夜，全部节目演完，干部和战士仍在台下不走，要求再从头重演一遍，结果一直演奏到天明。大批山西、河南籍的干部和战士，听着自小就听惯的音乐曲调，满脸洋溢着欢笑。有一次，乐队在滇西北丽江演出后，那些在白芒雪山和玉龙雪山执勤的战士，还向乐师们汇报了生活情况，又一个个向乐师敬酒。战士们说：你们的艺术表演，使我们更爱家乡和祖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鼓励。在边疆、海岛部队演出时，来自五湖四海的那些爱拉胡琴、爱吹笛子的战士，更是拉住他们不放，要求他们给予指导，给予辅导。从部队官兵欣赏民族音乐那么神往的表情上，从干部和战士那么热爱民族音乐的热情求教中，许多乐手深夜演奏归来，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觉得乐队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对，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也在变化——在向战士接近。
这时候，乐队先后出国参加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还到朝鲜、蒙古、巴基斯坦、锡兰等国家进行了访问，以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获得了国外听众的好评。胡天泉的笙独奏，张长城的板胡独奏以及乐队的民间吹打乐，获得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金质奖章。
一九五八年，乐队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取消了全部西洋乐器，建成完全新型的纯民族乐队。可是，新的矛盾接着产生了。我国的管乐，多是高音乐器，缺少中音，更缺少低音乐器。弓弦乐器的音域很窄。弹拨乐器音域虽宽，但缺少嘹亮的高音乐器。整个乐队演奏起来，就显得音量不足，气势不壮，表现力不够丰富。
怎么办？向西洋乐器求救，再走回头路吗？不能！形势要求乐队的同志们必须在艺术上、技术上进行改革，从挖掘、改革和发展我国乐器方面推陈出新，打开前进道路。从老乐师到青年乐手，都动员起来，大家集思广益，开动脑筋。几位民间老艺人首先攻破管乐低音这一关，经过五次试验，制成了一百一十八厘米的低音大唢呐，音响如同山呼海啸。不久，弹拨乐手发现山东民间乐器柳琴，音响嘹亮，经过几番试验，将共鸣箱改小，两弦改为三弦，使音响更高、更脆，从而又攻破弹拨乐高音这一关。一些到曲阜孔庙发掘古代乐器宝藏的乐手，根据孔庙中的九云锣，制成了二十九面云锣。派往数千里外贵州山区的乐手，同苗族匠人一起研究、共同制作，制成了有十三个音节的低音芦笙大筒。它成了乐队的“重炮”，发出的音响有如空谷传声。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的乐器丰富了，音量扩大了，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的高、中、低音，逐渐构成了“群”。民族乐器的职能，也一步步突破了伴奏、独奏、小合奏的范围，第一次能以大合奏的形式，演奏那气势磅礴的《东方红》、《祖国颂》，和那激昂壮烈的《不朽的战士》、《洪流》等舞剧音乐了。
在乐器改革的同时，乐手们也努力提高演奏技术水平。王惠然在弹奏他改革的柳琴时，吸取了三弦的弹、挑、滚、搓，琵琶的推、拉、吟、滑等指法。胡天泉根据弦乐的“揉弦”奏法，发展了笙的揉音，并创造了“喉音”的奏法。一些音乐创作人员也在努力熟悉和掌握民族乐器的性能，研究民族乐器的和声配器的规律，努力创作适合民族乐队演奏的乐曲。
在坚持民族化的道路上，乐队的同志们七年如一日地扎根民间和部队。他们在这两块宽广而肥沃的土壤上吸取营养，成长壮大，发展提高。他们演奏的节目，绝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乐曲、民歌和地方戏曲改编的；他们自己创作的乐曲，也都保持了民间音乐的色彩。他们派到内蒙古去的人，遍走草原，学习牧羊人唱的曲调；到长白山区，学习伐木者和守林人唱的东北小调；到当年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渡口上，学习船工的劳动号子；到福建西南部革命老根据地，搜集当年红军游击队的歌曲；在济南，又下苦功学习了山东的地方戏曲和音乐。乐队的鼓手，也到全国“架鼓”有名的临清学过鼓点；弹拨乐手在临沂拜师学过柳琴；管乐乐师访问了江苏徐州著名的唢呐世家，向老艺人学习唢呐牌曲。不断到民间采风，使乐队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有了牢固的根基。他们演奏的节目中，像令人喜爱的《对花》、《大得胜》、《河北花梆子》、《秦腔牌子曲》等乐曲，都是从民间音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提高而来。
乐队全体人员每年还下连当兵一个月，到农村劳动十五天，从战斗劳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在扎根连队的基础上，他们创作了像以慰问团到部队慰问为线索、反映连队丰富多采的生活的大合奏《迎亲人》，描绘勇猛强悍的骑兵战士形象的笙独奏《草原骑兵》等乐曲；并根据民族乐器的特点和在连队生活的感受，改编了《我是一个兵》、《游击队之歌》等这些为广大战士所喜爱的部队歌曲。他们还根据亲身参加劳动的体验，创作了《春暖花开舞曲》、《水库凯歌》、《红旗招展》、《银湖金波》等一连串反映我国劳动人民精神面貌和欢乐生活的民族乐曲。
最近五十多天来，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的演出，已成为首都音乐舞台上的一桩盛事。许多音乐工作者从他们那出色地表现了时代精神和部队气魄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演奏中，进一步看到了音乐民族化的广阔的前程，也从他们那认定方向、不断创新的坚毅精神中受到了启发和鼓舞。大家期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音乐创作上、演奏技巧上、乐器改革上，为祖国音乐的民族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