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的认真，学的劲大—记虎头山下两个生产大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帮的认真，学的劲大
—记虎头山下两个生产大队
本报记者　范银怀
昔阳县有个虎头山。山西边是连续十年被评为山西省农业先进单位的大寨生产大队，山东边是井沟生产大队。两个队地脉相同，地界相接，同属于大寨公社。
不久前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被井沟大队的社员约去指导耕作。他在虎头山发现了一块残存的村边界石，这勾起了许多回忆：
这块界石反映了大寨和井沟在封建制度下严重的隔阂和对立关系。这里的土地被地主霸占着的时候，在虎头山上放牧的穷孩子，一不小心牛羊越过地界，如被另一村的地主发现了，当场就夺了鞭，推出境外。两村的农民在这里割荆条、蒿草，镰刀伸过地界，也会引起打架斗殴。两村农民互不来往，互不结亲。
如今，大寨和井沟的牛羊常在虎头山上一块吃草。虎头山踏出了一条道，两队的干部和社员时不时要交谈增产大计，观摩耕作技术。大寨一手紧紧拉着井沟；几年前还靠贷款借粮过日子的井沟大队紧步跟着大寨，实现了共同富裕。现在的井沟和大寨一样，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了。每户平均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能供城市七个人口一年的食用。今年春天井沟和大寨都被评为山西“特等农业先进单位”。因此，外来参观的人，看了大寨，谁都不肯止步，总要翻过虎头山去看看井沟，才算如愿以偿。
激励
一九五八年大寨平均亩产粮食已经达到四百多斤，而井沟只有二百多斤。对这样鲜明的差别，当时井沟人另有一种看法。他们提起大寨总是说：“人家是老先进，家底厚，领导力量强。咱井沟比上不足，比下可有余。”
一九五九年虎头山一带遭了天旱，井沟缺乏准备，抗旱斗争的劲儿又不足，结果减了产。而在大寨却看不出什么灾情。社员们够吃、够用，仓库囤着粮食，大队还出卖了余粮。这一下井沟的人不安了，说：“大寨和井沟的生产条件差不了许多呀，咱们再不能坐在马车上看汽车跑了”。党支部书记赵银全的心更不平静：“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井沟落了后，是党支部争上游的决心不大。他憋着股气跑去找陈永贵。
陈永贵和赵银全都是从小跟地主扛长工的。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成天吃糠咽菜，挨打受气，老觉着在地主的脚板下踏着，喘不过气来。解放后，他两个各自领导大寨和井沟的农民搞土改，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成立，大寨和井沟又成了一个公社的两个生产大队。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把他俩和大寨、井沟紧紧地联系起来了。当陈永贵了解到井沟社员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时，一种帮助兄弟队达到先进单位水平的责任感激励着他。他拍着赵银全的肩膀说：“别着慌，先摸清情况，看问题在哪里，再发动群众想办法。”陈永贵是左近闻名的种庄稼好把式。他身居大寨，对井沟的土地和耕作情况也不生疏。因此，他又向赵银全补充说：“先整好地，在提高地力上下功夫，十分重要。”的确，这是大寨生产连年增长的一个重要经验。
亲访
从此，陈永贵就时常到井沟走动。
一九五九年初冬的一天，陈永贵翻过虎头山到了井沟。只见地头上放着马灯、饭碗。这是社员连明彻夜的整修土地哩！
原来，赵银全从大寨回来，就接二连三地开支委会，队干部不断召开队委会、社员大会。他们同大寨比土地、论耕作、看产量、比卖粮。大伙议论：同是虎头山下的农民，大寨能达到的水平，为什么咱们不能？社员们拍着胸膛说：“大寨是咱眼前的活榜样，要学，就学大寨；要赶，就赶大寨。”他们又分析，大寨的粮食产量高，主要是土地整修得好，耕种精细。要赶大寨，先得从根本上改变这土石山区的生产条件。党支部趁热打铁，向全体社员发出号召：大干一冬天，把地整修出来。
井沟大队沸腾了。
当陈永贵看到这种劳动情景时，从心底称道井沟大队社员的气魄和干劲。他向井沟社员们说：“你们这里土质不劣，人心又齐，不出三年，我们大寨人也得拜下风呢！”不过，他看到井沟的土地整修得挺快，就是不够精细。有的地边地角还荒废着。他说：“这些地边地角，单家独户种地时，每块地少种几棵庄稼，损失还不大；如今我们是集体的大家业，每块地少种十几棵，成百上千块地合算下来，一年不是少收几百几千斤，是少收上万斤粮食哩！”
井沟社员看出陈永贵在实心实意帮助他们摆脱后进面貌，学大寨的信心更足了。他们提出：“大寨干甚咱干甚，要和大寨不差甚。”为了整地有一个样板，井沟组织社员到大寨参观。一看大寨的坡地都成了水平梯田，地边的荆棘刨了个净光。回头再看井沟的地，里切外垫不平整，地边杂草丛生。他们马上成立了一个工程验收委员会，专门检查整地质量。一块地一块地检查，整修得好的表扬；不好的反复加工。就这样，井沟社员大干了一冬天，把一千二百亩高低不平的小块地尽可能连成大块地，每块地都修得平平整整的。
从此，大寨的一举一动都被井沟社员留心着。大队不断组织社员到大寨参观访问，社员们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大寨的耕作方法。井沟到县城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另一条是翻过虎头山路过大寨的路。井沟的干部和社员到城里开会、赶集都抄这条路走，便于看看大寨的庄稼，访问大寨的社员。井沟出嫁到大寨的姑娘，回到娘家就成了最“红”的人。男的女的都围着姑娘问：“大寨这些时干甚哩？，你们的庄稼怎么作务得那么好？”直到问个清楚才去。
支援
在一次公社布置春耕播种工作会议上，赵银全兴致勃勃地向陈永贵谈了井沟的备耕情况：“每亩地光底肥就能摊到三十担哩！”陈永贵想，这虎头山是土石山区，施肥少不了，又看到赵银全有点满足的神色，便摇着头说：“不够多，大寨每亩地平均六十担呢！”接着，他就跟赵银全掰着指头算起账来：趁早组织社员熏肥、拆炕土，每亩地能增加到四十担”。赵银全想了想说：“我们倒还攒着四百担人粪，可是眼下不敢用，还等作追肥哩。”陈永贵心里盘算：庄稼全靠胎里富，底肥上不足，追肥再多也赶不上。再说，下种后还能积肥。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赶快把这些人粪上了底肥，至于积追肥，还来得及想办法。”赵银全觉得永贵的话在理，可心里还嘀咕着：“夏天积不够追肥咋办？”
回到井沟，赵银全跟队长、老农商量。老农翟兴盛说：“底肥不足苗不壮，不等秋天就干枯了。咱西坡堖玉米减产不就是吃的这个亏！”西坡堖是井沟的一块好地板，有一年，人们觉得在这块地少上些底肥也许不碍事，每亩地只上了二十担杂肥。那年玉米小苗长得像干柴，入了伏，赶着追肥也挽救不过来了。一伙人分析了这一年的教训，都说：“永贵说的在理，底肥少不得。”决定增施底肥。
盛夏，玉米长齐了腰，社员们忙着锄地追肥。大寨的追肥已准备停当了，化肥、人粪、圈粪各样都有。可是陈永贵还操着另一份心。一天，他站在虎头山上向东了望，只见井沟西坡的一片玉米叶子发了黄。他想：井沟今年攒下的四百担人粪，本来是准备当追肥的，我劝他们先当底肥用了。眼下，庄稼正需要追肥，却不见动静。莫非他们积的追肥不够用？他再一了解，不出所料。这不能不使他着急起来。
当天，在大寨大队的干部会上，陈永贵对大家说：“你们看到了没有，井沟西坡的玉米应该吃点偏饭了，眼前他们没有追肥，咱们拿出一千斤氮肥支援他们一下怎么样？”氮肥在这一带农民心眼里是宝贝。这一年大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满共买下五千斤。这时，引起了争论，有的说：“咱正紧用，怎能送给别人？”有的甚至说：“人的胳膊只有往里弯，还能往外弯”。陈永贵觉得这种想法不好，就站起来说：“要把帮助兄弟队说成是胳膊往‘外’弯的话，有时就该把胳膊弯到‘外’头。你们说，不管是往外弯，是往里弯，还不都是弯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家庭了。这有什么不对呢？再说，支援化肥还是等价交换”。接着，他就要求大伙讨论讨论“大寨成了先进单位，同兄弟队有没有关系？”问题一提出，人们嚷嚷起来。人们说，如今搞生产，谁也离不开兄弟队的帮助。远的不提，前两年大寨安电灯电磨的时候，器材买来了，还没有电线杆，架不起线。井沟山上有松树，他们为了帮助大寨架电线，自己砍下树来，加好工，还扛着送到大寨来。”于是，陈永贵又提议：“眼下，咱大寨的庄稼长得壮实。井沟那片玉米发了黄。我看借一千斤氮肥给井沟，氮肥上到井沟的地里，增产的作用要更大。这也是我们对有困难的兄弟队应该尽的义务。”这时大家从心底里都觉得永贵想得宽，看得远，都乐意照他的意见办。
井沟这一年积的肥确实不少，可是沤的绿肥当年还不能用。社员听说大寨支援他们一千斤氮肥，感激得无话可说。第二天，井沟派了十多个社员担着氮肥追到那片发黄的玉米地里。不久，下了一场雨，那片玉米很快由黄变绿。这一年秋天，那西坡五十多亩玉米，每亩多打了百把斤。
集体主义思想武装起大寨的社员了。在往后的日子里，井沟缺乏粮草，大寨借给；井沟的种籽不足，大寨宁肯自己受些紧，也要尽先调换给井沟。只最近两年间，大寨连借粮带调换品种，就支援了井沟近两千斤粮食。井沟的劳力比较富裕，每到秋收大忙季节，社员们就主动帮助大寨收割庄稼。正像两家社员们说的，大寨和井沟是：“鱼靠水，水帮鱼，鱼水不分离。”
攀高
学得起劲，帮得卖力，去年井沟粮食产量比三年前增长了一倍。每户平均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接近了大寨的水平。今年三月间，赵银全和陈永贵分别代表井沟、大寨出席了全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会上，陈永贵看到赵银全这位“状元”席上的新伙伴喜形于色，不禁暗暗思忖：伙计呀，你有了成绩、受到党的表彰的时候，可要知道前面的路还远着哪，可要预防自满啊！归途上旅客们睡意蒙胧的时候，陈永贵打开一张《山西日报》，让赵银全和他一起体味着这首诗：
看山容易上山难，　上得山来境更宽；
莫说此山无人到，　还有高峰在后边。
陈永贵是借这首诗勉励赵银全戒骄戒躁，永远前进。比陈永贵小着十二岁的赵银全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越发重了。
井沟人没有止步，在攀登更高的山峰了。前三年靠整修土地，扩大肥源，产量挨近了大寨。今年全体社员鼓足了气，要和大寨比高低了。他们明里是学赶大寨，暗地里是想在多卖余粮方面超过大寨。靠什么赶？靠什么超？从队干部到社员都有个老主意：学大寨精耕细作，学大寨依靠群众推行科学的耕作方法。
过去，井沟播种比较粗糙。在玉米地间种豆子，因为一人兼顾好几样活，豆子不按犁沟撒到地里。肥料也不分粗细一齐撒。而大寨是先翻过地，再耙平。播玉米、豆子各有专人，粗粪细粪分别施，这样，苗子出得又齐又壮。
井沟临到播种时，大队干部宋爱良把大寨的播种作法、好处都告诉了社员，可是，实际开犁点种，有些人畏难说，播种新技术难以推行。下种第一天，种了十七亩玉米。党支部书记赵银全和宋爱良到地里检查，土地翻得不深，播下的种籽行距株距都不合要求。
井沟干部作了难。决定全队暂时停下播种，由干部领着一伙老农、青年到大寨看播种。
第二天他们走到大寨的地头，恰好碰见大寨社员在刚点种过的一块土地重新翻耕。这使井沟社员大为惊讶：“怎么刚种了又返工？”大寨一个老社员说：“不合格就得返工。”原来大寨在下种前，还要普遍耕一遍，耙一次。直到土地松软、平整了才下种。只因为这块地耕得不够深，耙得又不太平整，所以下了种还得返工。他们转过身来又见陈永贵正在一块刚翻过的土地上领着七个人点种。人家掌犁、施肥、下种各有专人，干起活来一丝不苟，严格按规程办事。“细问大寨社员为什么这样认真？”井沟来的社员纷纷谈说。
陈永贵看到井沟人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知道他们今年要和大寨见高低了。一个新的对手在和大寨竞相比美，陈永贵心里也紧张，也高兴：“井沟更富裕了，不是又给社会主义添了家当？”现在，他担心的不是怕井沟人超过自己，而是怕井沟人播种不好。于是让社员把点种停一阵，给井沟社员讲精细播种的好处。大寨的老农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买卖人靠一冬，庄稼人靠一春。”“耘得深，耙得平，既没杂草，又能抵御旱涝威胁”。“播得好，苗壮、苗全。”井沟那些对新播种法怀有抵触情绪的人，只是连连称赞。社员们回到井沟一个劲地说：“养种地就得像大寨这么细。”没等队长动员，社员就动手把已经播种的十七亩玉米地重新翻耕了一遍，才又下种。
庄稼不辜负勤劳人。今年井沟的种籽品种优良，播种得法，施肥增多，到夏天各样庄稼都长得高大、齐全、茁壮，在田间、在饭场、在社员的家庭里到处荡漾着欢乐的笑声。社员们私下议论：“今年再多向国家卖几万斤粮食，我们就赶上大寨了。”
抗灾
今年入伏以后，虎头山一带先是干旱，接着是狂风夹着暴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山洪带着石头滚滚而来，出现了稀有的灾害。
大寨和井沟都处在暴风雨中。
洪水面前，井沟社员在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下，挺起了腰干。自己动手救灾。但是有人主张先修房；有人则说，庄稼正在危急中，应先把倒伏的玉米扶起来。队干部正在踌躇，副队长宋爱良拿起电话请教大寨陈永贵。
大寨的灾情也不轻。土地被淹了约五分之一，住房和窑洞倒塌了不少。大寨社员在进行生产救灾的同时，也惦念着井沟。“井沟遭灾跟我们一样，得快去看看。”
陈永贵和大寨大队长贾承让受社员们的委托，赶到井沟慰问。在去井沟的路上，陈永贵想：旧时代大寨和井沟是山有山界，沟有沟界，两村农民是冤家对头；现在不只是山连山、沟连沟，人的心也连在一起了。这次两村都受了洪灾，井沟的灾害也是大寨的灾害。我们是风雨同舟，一定要帮助井沟人迅速治好创伤。他们三步并两步赶到了井沟。
来得正是时候。井沟队从陈永贵和大寨那里汲取了力量。因为救灾究竟是该先治坡还是先治窝（住房），一直是井沟队最着急的问题。陈永贵看了一遍向井沟的干部们建议说：“依我看，治坡最当紧。生产是咱农村富裕的根子。先把倒伏的庄稼扶起来，紧跟着整地砌堰，加强管理，不光能少减产，社员和国家少受损失，对明年继续增产的作用也很大。”他又列举了秋前应该抓紧的工作。井沟的干部们从陈永贵的“先治坡、后治窝”的说法中领悟到，这不只是个具体工作安排问题，而是正确处理社员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的问题，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
井沟在社员大会上，讨论了大寨的救灾方针、作法，认识到救灾必须坚持集体生产和个人生活兼顾，以集体生产为主的方针。社员们方向明确，信心坚定，干劲十足。救灾活动全面展开后，社员们早出晚归，各项农活都是超额和提前完成。大雨停下来，先用五天时间把倒伏的玉米、谷子扶起来，又培了土。紧跟着又整修被洪水冲毁的梯田、房屋。秋收前，全大队修土地四十亩，比计划超过了一倍；修房子五十间，比计划超过百分之二十。社员们满怀信心地说：“受灾不泄气，照样赶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