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非洲的历史友谊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中国和非洲的历史友谊
葛佶
中国和非洲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我们的祖先早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冲破重重障碍，开始了同非洲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从文字记载来看，中国同非洲的相互了解至少已经有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一些非洲的著名学者，如公元二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以及公元六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科斯马士，就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介绍了中国的情况。托勒密称中国为秦尼，认为世界东方的边缘是秦尼的首都。科斯马士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更对中国作了详细的介绍。他称中国为秦尼斯达，并谈到中国丝从陆路经过许多国家，辗转贩运到波斯。他还说中国左边有大洋同巴巴利（今索马里）右岸大海相通。这说明当时我们的非洲朋友就已经知道通到中国的陆海两路的通道了。
我国史学家鱼豢在公元三世纪所著《魏略》一书的《西戎传》中，也曾经提到过埃及名城亚历山大，称之为乌迟散。
非洲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另一方面的线索。埃及发掘出来的四世纪以后的丝织品中，有一些是用中国丝织成的。在现在苏丹共和国境内的古代库施王国首都麦罗埃的遗址中，曾经发掘出一些仿照中国式样制造的金属器皿。而麦罗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开始成为库施的首都，在公元四世纪被废弃的。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大概从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已经通过印度洋和红海打通了同罗马帝国的通道。因此，中国产品或仿制品在那样早的时候就传入处于红海与地中海交通咽喉的埃及，并传入曾经同红海沿岸发展过贸易的库施，是可能的。
中国的生产力在唐代（公元六一八至九○七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建造的大海舶已经可以直接航行到波斯湾口，这时又正是伊斯兰教在西亚、北非兴起的年代。不仅在中国同北非之间，而且在中国同非洲东海岸之间，都通过阿拉伯人开始发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根据九世纪曾经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船只载运货物到波斯湾口的西拉甫，然后换船经红海运到埃及。十世纪阿拉伯作家马斯乌迪在他所著的《黄金草原和宝石矿》一书中说，东非的象牙先运到阿曼，然后转运到印度和中国。
这些友好往来丰富了中国关于非洲的知识。八世纪杜环所写的《经行记》，就曾经介绍过现在肯尼亚境内摩邻国
（马林迪）的情况。可惜杜环的《经行记》已经失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杜佑《通典》所转引的材料。九世纪段成式所写的《酉阳杂俎》一书较详细地介绍了现在索马里境内拨拔力（柏培拉）的风俗。
到了南宋时期（公元一一二七至一二七九年），由于宋朝政府采取了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以及中国造船技术的改进和指南针的被应用于航海，海上交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对非洲的知识也更加丰富起来。
曾经在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担任市舶使（主管外贸和税收等事项的官吏）的赵汝适，在公元一二二五年编撰了《诸蕃志》。这部书对非洲东海岸的弼琶罗（索马里的柏培拉）、中理
（索马里的东北部海岸）、层拔（桑给巴尔）、昆仑层期（可能是马尔加什及其附近的非洲东海岸）以及北非的勿斯里
（阿拉伯语密斯尔的音译，即埃及）、木兰皮（马格里布）、遏根陀（亚历山大港）等等的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到了元朝，中非的交往继续有所发展。中国著名旅行家汪大渊曾经到过东非的桑给巴尔。摩洛哥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元顺帝在位时，也曾经来中国访问。在他的游记里，对中国当时的重要贸易城市泉州、广州、杭州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三一一至一三二○年间朱思本所绘制的舆图中，已经能肯定非洲大陆的地形是呈三角形的。而直到十五世纪末，欧洲和阿拉伯的地图中，非洲还一直是一片向东伸展的大陆。
明朝的前半期是中非交往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这时，中非的友好关系已经发展到官方代表的相互访问了。郑和在他著名的七次远航中，曾代表中国政府访问过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共和国首都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境内的布腊伐）、麻林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竹步（也在索马里境内）等国。郑和第一次到达非洲东海岸是在他第三次出航时（一四○九至一四一一）。这就是说，在伽马“发现”从非洲到达亚洲的通道以前八十多年，中国的官方使者就已经沿着一条熟悉的航道访问过非洲的东海岸了。郑和的航海图中绘入了好几个非洲东海岸的港口，并详细记载了中国和非洲东海岸之间的航线。
在此期间，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如麻林地、木骨都束、卜剌哇以及竹步等，也派遣使者携带当地出产的珍贵产品，不止一次地到中国访问。根据郑和等所遗碑文《天妃灵应之记》的记载，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年），木骨都束的使者送给中国的礼物中有花福鹿（斑马）和狮子；卜剌哇的使者送来了千里骆驼和鸵鸡（鸵鸟）。而麻林地国则在永乐十三年（公元一四一五年）遣使送给中国长颈鹿一头。这头长颈鹿在中国史书上被叫做麒麟，被认为是祥瑞的象征。从中国和非洲使者屡次远涉重洋相互访问这个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非之间的航海知识已经发展到何等的高度了。
通过这些官方使节的相互访问，进一步发展了中非的文化和物资交流。非洲从中国输入磁器、锦缎、漆器等特产；中国从非洲输入了乳香、象牙、犀角等珍贵产品以及幼象、斑马、鸵鸟等珍禽异兽。
这些友好往来，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史书中关于非洲的记载。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给他们在非洲的罪恶统治辩护，对非洲人民一贯进行无耻的诬蔑，大肆宣扬所谓非洲的“落后”和“野蛮”。中国史书上关于非洲情况的记载，为恢复非洲历史的真实面目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不仅是北非，而且惨遭西方殖民主义者毁灭性破坏的非洲东海岸，也曾经是一块繁华兴盛的地方。
非洲的考古发现中有关中非友好交往的资料，也可以同中国史书的记载相印证。
在非洲的整个东部，从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噶尼喀，甚至深入罗得西亚境内的津巴布韦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中国古代磁器的碎片，有些中国磁器被镶嵌在壁柱上作为装饰品。坦噶尼喀沿海某些地方中国磁器的碎片更是多得可以整铲整铲地铲起来。这些磁器以宋朝明朝的为最多。
在非洲的有些地方还发现过宋朝的，甚至是唐朝的钱币。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中国同非洲曾经发展过何等频繁和广泛的交往。
从十六世纪开始，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破坏了我们的友好往来。但是共同的经历，共同的遭遇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中国同非洲在千百年间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不但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恢复，而且大大地向前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