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活学习　向群众学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向生活学习　向群众学习
瞿希贤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参加了一个自愿结合的三人小组到河北承德专区兴隆县去深入生活。三人小组的组长是一位久经锻炼的老同志，另一位是翻身农民出身的话剧工作者——老张。而我呢？
却是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作曲者，对农村、对农民真可说是“不熟不懂”，我决心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到农村去锻炼自己。
兴隆县是长城外的老抗日根据地，是山区，交通相当不便。从县城到区里还有长途汽车（敞篷卡车），再下乡就只能步行。县委要派小汽车送我们，组长婉言谢绝了。县里的同志说：“你们要带了行李走三十多里路，中间还过两个岭，怎么行呢？我们派小汽车送你们吧！”我当时想：对啊，这样可以快些！可是组长却坚决地谢绝了。他说：
“我们文艺工作者下乡就是来锻炼的，决不能特殊化！”听他这么一说才提醒我：怎么个去农村，还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呢！只有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到群众中去，才能达到锻炼思想、改造思想的目的，才能使群众不致于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终于搭上了喧喧嚷嚷的长途汽车，风尘仆仆、一跳三尺高地颠簸着到达半壁山。在区上，我们借到了两辆自行车，向目的地进发。我已有好几年不骑车了；特别是在崎岖曲折的山路上骑自行车，还是二十三四年前参加抗日战争时干过的。虽然上坡下坡、过河涉水相当难走，又怕摔到山沟里去，可是又紧张又累的旅行，使我产生了一种“战胜了自己”的特别愉快的心情！
我们到村子里以后，就分别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并且轮流到各家去吃“派饭”，老乡把我们当做八路军的干部，老张、老瞿的叫得很亲热。通过吃“派饭”，我们认识了很多人，也基本上了解了每一户的生活情况。这一带山区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从一九三三年日寇占领兴隆以后，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早在一九三八年，山区已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一九四二年，敌人在这里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老百姓都被赶到“人圈”里去住。大片山区被划为“无人区”、“无住地带”、“无住禁作地带”，不许老乡在那里住或种地，否则就以“通八路”的罪名格杀勿论。那时候敌人变本加厉地到处乱烧乱杀，有不少村子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有的人亲眼看见老父亲被日本兵的狼狗撕成碎片，有的给灌上煤油烧得死去活来，有的一家九口被杀了八口，有的是亲生孩子被日本兵用枪尖挑死的。敌人三天五天地经常进行扫荡，老乡们常常睡在河滩地上、石磖子里、山洞里。下雨时只好背靠背地站在婆罗树下。有一位大队支书给青年团员讲话时说：“我们年轻时就没睡过安稳觉。那时候，二十岁左右的人都是民兵，天一黑就轮流上山岗放哨。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雪都不敢偷懒，要不然鬼子一来就要了全村人的命。就是不放哨的时候，睡觉也不敢脱衣服，一有情况，说打就打说走就走。”所以尽管敌人那样残酷凶狠，“无人区”始终有人，始终坚持了武装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我们访问了一些英雄人物。这些人的功劳真是不小，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功臣，但是他们今天的生活却还是艰苦朴素、不脱劳动人民本色。后来我多跑了一些村子才发现这个地区四十岁上下的人都当过民兵或者“交通”、送过鸡毛信。这一个月的生活，使我对“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两句话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国的农民不论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农民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
有一个阶段我们三个人分散活动。我独自和公社妇女主任到几个村去访问，临行前，组长传授给我几条“要领”：首先，要和妇女主任交好朋友，通过她和群众联系。其次，对老乡要有说有笑，不要绷着脸没话说。第三，是向这位妇女主任学习，她干什么自己也干什么。开始，我觉得第二条太难啦！可是硬着头皮努力做时也就由勉强到自然了。老乡真是热情，这里又有老区传统，干部群众关系特别好。远远隔着一个山头就有人亲热地招呼：“呆会儿吧？”（请到我家坐坐的意思）。尤其是妇女对妇女，更是爱说爱笑的。不知不觉地我也受到了感染，把知识分子“孤高自赏”那套坏习惯和臭架子放下了。我的同伴真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妇女主任，老大娘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小媳妇把心事都对她说，年轻姑娘爱和她打打闹闹。为了研究妇女劳动力的工分问题，她在地头和男女生产队员又辩论又询问，把调查研究和说服教育结合在一起了。这一带到处都在修盖大瓦房。我跟随她看见老乡家盖房就帮忙、搬砖瓦。她一次搬八九块，我却只能搬三四块，老乡看见我这个戴眼镜的城里人肯为他的新居搬砖搬瓦，一边笑得闭不上嘴，一边直喊：别累着啦！歇歇吧！当时我心里想：我们天天吃的粮食中，有多少农民的汗水，可是城里人对“乡下人”有这样体贴没有呢？这位妇女主任到哪儿都双手不闲着，一边话家常，一边宣传党的政策，拿起鞋底就纳，遇见娃娃就逗。总之她到每一家都有话可说、有事可干。她到哪儿总要发现一些问题，也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俩的交情还不错，抽空子就一起念一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像她这种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学问，许多基层干部都有。我想我们文艺工作者也应该学会这种本事，才能和群众有共同语言。
为了了解歌曲在农村中的传播情况，我有意识地每到一个村就访问小学教师，打听小学生和群众喜不喜欢唱歌。我遇到了一位特别爱唱歌的乡村女教师。我和她睡一个炕，我们俩在油灯下唱到深夜。她唱得很动听，会唱的歌还不少，不过我发现其中只有一首是我写的，而且其中还有一句唱起来比较别扭。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我想：我是喜欢写儿童歌曲的，不过现在看来，在题材内容上、在情调上都是为城市的儿童写的；可以说没有一首真正适合农村儿童的。就拿我写的群众歌曲来看，在农村中能唱的也非常少。我在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做得怎么样呢？这次到农村去考试就得了个“不及格”，农村是文艺作品民族化、群众化的最严峻的考场呀！这使我更鲜明地感觉到，有些长期在农村生活过的、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音乐语言比较熟悉的作者，他们写的作品就能较好地为农民服务。归根结底这是个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结合的问题。
为了继续探索为农民服务的道路，我在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曾到山西榆次向民间老艺人和民间歌手学习晋中秧歌音乐。晋中秧歌非常生动优美，它的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是丰富多样的。许多秧歌老艺人本身就是农民，在演唱风格上泥土气息特别强烈。我请他们一句句的教，自己一句句的模仿，同时把曲调记录下来。同样一首曲子在重复唱时，艺人常在无意中作了变化，有时一句曲调竟变出六七种不同的样式。通过比较去学习这些变化，对掌握民间音乐的规律很有好处，因为每次变化都有它自己的道理。这是活的作曲学。从这次学习和记录民歌中，我更深地体会到民间音乐的丰富，需要我们认真地、细致地研究，这样才能将它更好地运用到今天的创作中来，写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
去年十一月，我又到山西昔阳去向农民作曲家史掌元同志取经。早就听说昔阳里安阳沟的农村歌咏运动开展得非常好。掌元同志的创作和活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歌曲》上看到过他发表的作品，而且在开会时也看见过他本人，但是他的活动和里安阳沟是分不开的，我决心到那里去进行实地访问。
去年夏天的连续暴雨也使昔阳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水灾。去之前，我就听说里安阳沟被冲塌了不少窑洞，生产也受了损失。我带着几分不安走进了这个太行山上的山村。灾后重建家园的修建任务是不轻的。我们到达时，掌元正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盖石窑。大队支书笑着说：“今天晚上就开个歌咏晚会欢迎你们！”我赶紧阻拦他：“可不敢耽误你们的救灾工作！不要专门动员人组织节目了！我只要看看现成的就行啦！”他说：“这就是现成的！你不来我们也经常举行的。农忙时三五天唱一次，农闲时天天晚上俱乐部里歌声不断。现在就算受了灾，也少不了一星期一次！”我半信半疑地看看他，又看看那给雨水冲刷过的黄土圪梁。深沟的两旁分布着高高低低的土窑洞，在满目土窑之间有一间很大的瓦房，那是“红旗乐堂”，可容纳一千人。这个大礼堂很神气地屹立在山沟里，好像在说：别看我们今天还没有电，连喝水都还困难（靠旱井），可是谁都会哼史掌元作曲的《唱得幸福落满坡》！
汽灯亮了，山沟里的晚会开始了。红旗乐堂侧面的俱乐部里挤满了人。不用化装、不用布景、也不用幕布，二三十个歌咏队员站好队形，五六个拉胡琴的、弹拨乐器的、打锣鼓的在板凳上一坐，节目就开始了。二十五个节目中有不少是本村人写本村事，其中极大多数是史掌元写的。从这份节目单就可以充分看出今天农村新的精神面貌：
一、大合唱：《国歌》《三面红旗万万岁》《一条大道在眼前》《山西是个好地方》《国际歌》
二、女声独唱：《幸福生活万年长》
三、男声独唱：《共产党是救星》
四、女声独唱：《人民公社是金桥》《请到我们山庄来》
五、女声齐唱：《溪边来了采矿队》《变成了幸福沟》《好队长》
六、女声独唱：《幸福越多歌越多》
七、表演唱：《眼睛长到脑后边》《全家红》《养猪姑娘》
八、男声对唱：《怪得很》
九、男声独唱：《大黄犍》
十、女声独唱：《唱得幸福落满坡》《哥哥参加八路军》《积肥小调》
十一、女声小合唱：《农村的山水实在美》《喜酒先敬工人哥》《赶集》《学习雷锋好榜样》
从形式到内容，这样一个由农民自己组织的音乐晚会，我看今天只可能在中国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文化。不管它在初期还比较粗糙，但是它散发着先进思想的强大威力，体现着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真理！
一九五五年这个俱乐部成立前，里安阳沟只在五年一次的庙会上才听得见锣鼓声。在这里，旧社会有这样一首民歌：“一进安阳沟，低头把苦受，不见锣鼓响，只听山鸡吼。哭声常不断，百姓心里愁。”昔阳县文化馆为了深入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从一九五三年起就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骨干，史掌元就是自己背了干粮到那里去开始学习的。文化馆把有培养前途的骨干每年都召来学习，文化馆的同志也经常下去进行重点辅导。如果没有文化馆长期深入的工作，很难设想有今天的成就。
史掌元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写歌以来，已经写了一百多首了。我请他把全部创作重点地给我介绍了一下，总的说来，我认为这位农民作曲家的创作有这样一些特点：
在内容上，他的创作极大多数是密切结合本村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的。即使有些歌词选自《红旗歌谣》或歌词刊物，也多半可以适应本村的情况。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在音乐形式上，他多半采用本地民歌的音调，因此群众唱来感到亲切、容易上口。老乡说掌元的歌最顺口了，有些外面的新歌曲学半天都唱不会。在创作取材上，因为他本身就是群众中的一分子，所以经常能从本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
里安阳沟会作曲的还不止史掌元一个人，他们有一个六七人的创作小组，除了写歌曲外也编快板、顺口溜，有时还编个小歌剧。歌咏队几年来经常保持有四十人左右，也都是各生产队教歌的积极分子。歌咏队不是随便吸收人的，必须具备政治好、劳动好和作风正派这三个条件才能参加。这批骨干在生产上、执行政策上、坚持集体化道路和维护集体利益上都能真正做到“说在人前，做在人前”，他们在群众心目中也是一批政治骨干力量。掌元写的歌曲首先就在这个歌咏队里考验，大家谈谈好坏，爱唱的大家唱开了，就在本村地头上普遍教唱。
大队支书对我们说：“我这个工作可离不开歌咏队。我到公社或县里开会回来，第一件事是召开党员会，第二件事就是找掌元，把精神跟他一讲，俱乐部一活动开，政策就贯彻到群众中去了。这比我作报告灵得多！”在这方面，书记同志是有深切体会的。一九五四年，有些社员对统购统销认识不清，经常找刘支书去“闹粮”。有一次他给群众包围得无法解脱，正好街上锣鼓响了，群众都去看热闹去了。原来是歌咏队唱开了《卖余粮》《双送粮》《工农联盟》等歌曲和表扬本村好人好事的民歌说唱。这一下不但解了他的围，而且帮他做好了思想工作。后来区上作总结说：“里安阳沟的粮食是你们唱出来的，是你们锣鼓敲打出来的。”所以这几年来，支部一直坚持着每隔一个月左右总要召集文艺骨干们开一次会。刘支书一再说：“掌元是我离不开的一条胳膊”。
里安阳沟的音乐活动是为巩固新农村经济基础做了出色工作的上层建筑，他们很好地解决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生产的关系和音乐与群众的关系。我作为一个专业作曲者在史掌元同志的面前觉得很惭愧。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也能像这位农民作曲家那样使党觉得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助手，那么音乐工作就真正完成了党的宣传任务了。
一九六三年我到生活中去向群众学习的体会，使我觉得自己最严重的是需要再革一次命。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只有一个好的政治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落实到真正为工农兵服务。我希望自己不做空头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是努力去实行和工农兵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