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风尚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社会主义风尚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
社会主义风尚，像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照亮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电车、公共汽车……。新的社会，有着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着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推动。这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流。在这里，让我们听一听电车司机、售票员同志们的讲话吧。他们的讲话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风尚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
一月十三日下午，是个雪后放晴、阳光正好的天气。在北京市电车公司的一间会议室里，十多位电车司机、售票员同志们同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
电车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王玉朋同志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人。
这间会议室不算很大，但两面的玻璃窗却挺大，阳光照得满屋春意浓郁；照得人们暖洋洋的；照得院落里的皑皑白雪也一闪闪地发出亮光。这个小小的座谈会，是由于本版在一月十日发表了一篇记述北京的电车工人在新旧社会生活对比的文章《车上春秋》而引起的。参加座谈的同志们都刚下早班，虽然彼此分散在各个线路上，但是原来都很熟识，一时谈笑风生，好不热闹。没想到主席一宣布开会，却又都静了下来，鸦雀无声……
主席：这是怎么的了？你们整天在车上跟成千上百的乘客打交道都不在乎，怎么一坐到这儿都斯文起来了？（主席话声未住，有个小伙子连忙把话截住，说了声：“我开炮”，便讲了起来。他名叫彭厚芝，是五路电车司机，出席过全国群英会。）
如果有人跟我换工作，我决不换
彭厚芝：我不说别的，就说干我们这一行有多光荣吧。去年夏天我在班上有点头痛，车到西直门，有人来接班，这时乘客们发现我有病，都站起来让座，非让我躺下来不可。这车是招待乘客坐的，我是电车上的人哪能往上躺？乘客这样关心我，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还有一位度量衡厂的工人，上车来便帮助咱照顾乘客，一来二去的算跟我们车上交了朋友。去年过春节，他带着爱人，领着孩子，在太平庄站上整整等了我们一趟车，非要请我们到他家去吃包饺子不可。我们没去，他老记着这个碴儿。后来又到宿舍来看我们，我正好不在，夜里回到家，我妈说有人来看我，我一打听那人的模样儿，就猜中是他。
耿淑贞：如今社会变了，乘客也变了。就说我们三路车吧，有个上年纪的乘客，天天在百货大楼上车，生怕一上车我们就给他找座位，给我们添了麻烦，所以他上来就往人后面躲，最好不让我们瞧见他。还有在崇文门上车的一个老大爷，天天往北大医院去看病，起初都有家里的人陪他，好有个照应。我们跟他说在车上照顾乘客是我们的责任，开头他还有点不放心，就半信半疑地试了两次。两次以后就再也不用家里人送了。有一天，老大爷跟我说，下了班跟我去看看，你大妈找你好几回了。一句话说得我又好笑，又感动。我什么时候见过这位大妈呢，她怎么非要看我不可？别人说售票员这个工作是高也罢，是低也罢，反正现在有人拿别的工作来跟我换，我决不换。
杨亚俊：（她身穿一件花棉袄，围了一条围巾。打刚才就有人跟她开玩笑，说让这位穿得最漂亮的人发言。此时，她听到耿淑贞说卖票这一行有人来换也不换时，她活跃起来，连忙用手扶了扶眼镜子说开了）说到换不换，我刚来公司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看。我是一九五八年、我十六岁上来电车公司的，那时候想到，干这一行可以东城西城地随便一逛；卖票吗，有人来买，我就撕给一张，这多简单。没想到在东直门一停车，我的脑瓜子就转了向，连车都不敢下了。到了冬天又嫌冷，没主意，就一个人哭鼻子。这样一来，就觉着车上的乘客也都在找我的麻烦，有人说我忘了找给他钱，有的说我卖错了票，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想来想去觉得干这一行太没意思了。那时候老工人谈过去受压迫的生活我也听不进去。我们车队有位大姐来帮助我，我见她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工作得还这么好，还这么热心帮助别人，我是怎么的了？心里就有点动了。工作一安心，上了车就是不一样，我自己还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却发现乘客们好像都变了，他们不那么找我的别扭了。更奇怪的是我也开始收到表扬信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不是乘客变了，不找我的别扭了，而是我变了，我不再找乘客的别扭了。
刘志民：我跟小杨在一趟车上，我开车，她们小姑娘们卖票，合作得挺好。我是在“七七”事变以后那年进电车公司的，现在虽然五十多岁了，可是越干越起劲。解放前，我先后死过两个妻子，八个孩子，这十口人要是赶上新社会一个也死不了。她们都是有病吃不起药，硬给耽误死的。就说那时候我们来一趟公司吧，连屋门也进不来呀！只好爬在院里的小窗户口上问两句话。现在，瞧瞧咱们跟经理、党委书记都是平起平坐，随便谈话。
刚才都说车上的好乘客，我们这趟线上学生多，工人弟兄也不少。不论是四十九中，还是一百○九中，哪个同学上车来对我这上了点年纪的人都是挺尊重的，我看着这下一代别提多爱惜了，只要一看到他们朝着我的车跑来了，我非得等等他们不可，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上课迟到。至于工厂的哥儿们，一向是帮我们照顾乘客的。起重队的搬运工人们还说：碰上你们“五四七”，一天工作都畅快。其实这也是工人弟兄之间的互相关怀，互相鼓励呵。
主席：老刘，我插一句话，你说旧社会的工人弟兄们关系怎样？
刘志民：那时候咱工人有了困难，可不也都是靠自己的阶级弟兄呗，资本家才不管你的死活呢。那年，跟我在一个车上的老周，在三里河水道子车站上冻饿而死，停了两天尸也没人理，还不是我们工人给凑了俩钱给埋了。那时候电车工人一死，死人的老婆、孩子就在车场门口立张桌子，等在那儿。来一个上班的工人，就多少总要给一点钱，大家再困难也要尽一点工人的义气。
安仁智：刘大爷说的老电车工人的下场，让人听了真寒心。我们这三路车上也有不少工厂的乘客，像冷风机厂的，量具刃具厂的，都是一上车来就帮咱的忙，所以有好多乘客都好奇地问：你们这电车上到底有多少售票员呀？有个工人坐了我们两年的车了，去年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当他坐最后一趟车的时候，非要帮我们这车作一个全面总结不可。还有位体育女教师，她天天抱着一个小孩在甘家口下车。下了车总不马上走，要等我们车往前开走了，她才过街。就这样，我每天都可以从我车前的小反光镜里，看到她们母子正站在车尾跟我扬手打招呼，我虽然无法回礼，可我开起车来心里总是热烘烘的。可惜我不是画家，那圆圆的小反光镜里她母子两人的样子别提多感动人了！
大姐，您得给这孩子起个名字
刘秀清：当售票员的没有受到过乘客教育的，依我看也许还找不出来吧。我也来说几个好乘客。有一天，我们六路车走到灯市口，人不算太多，一位女乘客突然抱着怀里的小孩冲我走来了：“大姐，您得给这孩子起个名字。”一下子便把我给问呆了。让我给孩子起名字？这是从何说起？她是织袜厂的女工，她一边坐下来一边跟我说：“大姐，您是没注意呵，我可早就认识你了。我每天从十二条上车，打我怀孕四个月的时候，你就开始照顾我了，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谢你大姐的，我就想，将来怎么着也得让孩子知道新社会是怎么关心人的。这不，孩子都满月了，跟他说啥他也不懂呵，我看您就给他起个名儿作个纪念得了。”孩子的名儿我说什么也不敢给起，可是这位母亲对我的信任，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难道咱当售票员的特殊的照顾了人家吗？难道给孕妇、小孩、老人、病残乘客找个座位不是应该做的事吗？你就说咱新社会的人都有多好吧。为人家做了一点点小事，人家也都记着。
还有，苏州胡同有个小妹妹……对了，最近她还给了我一张照片呢（说着，刘秀清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来，又从里面拣出一张照片来，人们便抢着去看。这时主席凑到记者耳边说：“刘秀清同志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看得出来吗？”哪里看得出来呢？从外表看，她普普通通，朴实无华，身上披了一件褪了色的蓝布棉袄，一看见那棉袄，我们便可以想像到她在车上风尘仆仆，日久天长，不知有多少件衣衫上都染上了阳光和风雨的颜色……主席似乎还想再向记者介绍她两句，然而彼此又都急于想知道那苏州胡同小姑娘的故事）。你们都瞧见了吧，多么俊俏的一个小姑娘呵，现在当了工人了。去年“五一”节，这姑娘不知从哪儿找来那么多好看的鲜花，一上车捧着花就冲我来了：“阿姨，我给您献花来了！”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她跟我说：“阿姨，我偷偷地跟您说，您可别告诉旁人，我没有考上高中，现在家里呆着呢，当工人吧，又有点犹疑。”我就劝她，考不上高中算什么丑事，那些整天只想闲呆着不想干事的人才没有出息呢，我鼓励她去当工人。她果然去了，现在老说是我帮助了她，其实咱只说了几句话，没想到这姑娘这么心细。你们看，给这么好的乘客服务，能不感到工作有劲头吗？
我早就看出是你，那天是你把我送医院的吧！
于淑兰：刘大姐说乘客教育了咱们，这可是实情。有一回一个大妈在北新桥上车，往同仁医院去看病，还不到站她就站起来了，我看她脸色不对，刚一去扶，她哇地一声呕吐起来，恰好吐了我一身，连头发上都是。我顾不得这许多，便背她下车。大妈看见吐了我一身，又这么往下背她，下了车就哭开了：“你大妈太讨人嫌了，瞧把你这身上……”我忙安慰了她两句。车又起站，车上的很多乘客都掏出手绢、站起来给我擦身上，我抬头看了看乘客们，又低头看了看他们手中的新手绢，既心疼那些手绢，同时心里又热乎乎的。
我跟自来水修配厂的那个小妹妹的交情，可算是一次巧遇了。大家都知道六路一到了北新桥，乘客就没有多少了。这天，车里还有十来个人，我忽然发现有个姑娘爬在座位上许久不动弹了，问她话也不答腔；翻过她身子来一看，她眼睛紧闭着，嗓子里喘不上来气。这可把我给吓坏了。跟司机研究，只好半路临时停在一个小医院门前。我正要背她下来，一位外地出差来的解放军军官说：“你太瘦了，背不动她；我来！”结果我们俩把她送到了医院里。医生一问我她是什么病，我说不知道，医生马上一惊，你送病人来看病，怎么会不知道？我说我是电车售票员，她是乘客，病在车上了。那医生马上抱歉地说：“唔！我以为你是病人的姐姐呢。”说着连忙救护病人，一边让翻翻病人的口袋，看看有没有工作证或什么的。我真的在她口袋里翻了起来，最后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个电话号码，这才算找到她的领导上。可是她还没脱离危险，我和那个解放军同志一时还走不了，便帮助医生救护她。这是上午十点多发生的事，到下午快三点了，她才清醒过来，我们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临到送她出院回家时，我又脱下棉衣来给病人盖上，他们单位来的那位同志说什么也不依，结果还是他脱下身上的那件棉衣才肯罢休。过了半个月，我也就不想这件事了。
有一天，我发现车尾座位上有位年轻的女乘客老是盯着我，而且总也不下车，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她：“您哪儿下车？”她没回答我，却反过来问我：“你是姓于吗？”我说“是”，她一听就高兴得嚷起来了：“我早就看出是你，那天是你把我送医院的吧！”就这样我们姊妹俩算认识了，而且变得无话不讲。她今年刚二十一岁，是个共青团员。
（满屋的阳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偷偷地躲得无影无踪了。主席看看外面的天色，似乎想要说什么，于淑兰稍停片刻，忙又接着讲了起来。）
这不才过了新年吗，再说一件元旦那天的事吧。有位天天坐车到东单公园打拳的老大爷，今年八十四岁了，元旦这天清早给我们买了二斤荸荠，在站上足足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好容易看到我们的车来了，一上车就说：“孩子们，过年了，大爷给你们称了二斤荸荠，让你们败败火，润润嗓子！”我们说，“您快拿回去吧，我们心里领您这份情就得了，再说在车上当班哪能随便吃东西呀。”老大爷说什么也不依，临了他把荸荠往车厢里一撒：“不兴下了车慢慢吃吗。”一把没拉住，说着便往车下跑。车上有位操外乡口音的老大娘看不过去了，忙问他：“您老这是给啥人荸荠吃呀？”老大爷开玩笑地说：“嗨，给我闺女呗！”这位老大娘马上回过头来冲我说：“噫，我道是外人哩，既是你爹给你吃的，你这孩子咋不收下呢！”我哭笑不得地说：“大娘，他老人家不……”我一时感动得说不下去了，逗得车上的其他乘客也都乐开了。当时我心想，那老人虽不是我的父亲，但是他确是以待自己女儿的心待我们呵……
张桂芬：说到乘客待我们的心意，我们十一路到现在还有好几段“无头案”呢。比如去年夏天吧，天正热，我们的车一到地安门站，便有“红领巾”们来给我们送糖水，我们不喝还不行。问他们是哪个学校的，谁也不说。他们都说学习雷锋叔叔不留姓名。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学校的。
项世华：我看我要不赶着说两句，今天就捞不到机会说了。我看到报上《车上春秋》的插图，在解放前破电车旁边还有一辆人力车，不瞒你们几位，我可就想起我爸爸来了。他老人家可是拉了一辈子的人力车，混得到了快解放的时候连我妹妹都卖给人家了；只是临到人家要领走的时候，死活让我妈给拦了下来。这不，眼下我妹妹也在咱电车公司变电站当女工。还有我哥哥，也是咱公司的一个电车工人，就从我们这一家人的变化来说吧，也就看出新旧社会的对比了。党解放了我们一家，我们兄妹能不好好地为党工作吗？一想起这些事我就浑身是劲，在车上卖票还有什么力量不愿意往外使呢！
主席：我看我真的得要拦一拦了，现在已经六点多了，正是下班的时候，也正是咱们电车工人忙的时候，很多同志还要到站台上去“互助”，协助车上照顾乘客，我看咱今天就谈到这儿，以后有机会再谈，好不好？
这时大家同声说：“好！”
散会以后，天已全黑下来了。当记者也跟随着这群顾不得吃晚饭而又分散到各个站台上去照顾乘客的电车工人们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猛地看到公司迎门有个很大的影壁，那上面写有两句大标语：“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也许由于那字体写得太大了，也许由于那儿灯火明亮，照得字体辉煌耀眼，这几个字竟是那么深刻地印入人的心间……
〔记录：姜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