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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后代留下什么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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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4-01-21
第2版()
专栏:

给后代留下什么
河北日报记者 张振生
给后代留下什么?
有人说,应该给后代留下雄厚的物质财富,使后代生活得更美好。不错,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付出的一切劳动,都是为使后代生活得更美好。但是,还应该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精神可以变物质,后代人掌握和发扬了前辈人的革命精神,才能使他们的幸福生活得到保证。河北遵化县团瓢庄人民公社周桥子大队的老干部、老党员、老贫农和下中农就是这样认识和这样做的,他们把这称做是“给后代留下一股子正气”。他们凭着这股子正气,在生产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周桥子大队的穷困面貌。一九五九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二百六十八斤,自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年间,平均亩产总在六百斤以上,成为唐山专区一面粮食高产红旗。
五升花生和一个苹果
当了十五年党支部书记的张玉灿,为人公正无私,尊老爱幼,在村子里威信很高。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党支部领导全队开展了“五好社员”运动,他带领社员们风里雨里地干,“五好社员”越来越多,生产水平逐年提高,社员们更加赞扬他是个好领导。
一九六二年,是周桥子人民公社化以后的第四个丰收年。秋收后一天晚上,张玉灿从公社开完会回到家里,见柜上放着一小布袋花生,就问爱人玉英:“哪里来的花生?”玉英说:“是玉祥大哥送来的。”张玉灿急于想了解张玉祥为什么要给他送花生,就拿起装花生的小布袋去找张玉祥。张玉祥直截了当地对张玉灿说:“你为大家费尽了心血,把咱村生产领导好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张玉灿认为这花生不应该收。收下,就等于同意张玉祥的意见,把一切功劳记在自己头上。把花生还给他吧,张玉祥又不高兴。真是有点左右为难啊!后来,张玉灿在一次支部委员会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说说咋办好。在支委会议上,有的说:“你就收下吧,这算个啥问题?有个啥研究头?”张玉灿说:“我看是个问题,有必要大家研究一下。你们说,张玉祥为什么给我花生?”“这是人情来往呀。”许多人这么说。张玉灿说:“对,这是人情来往,可我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呀!张玉祥把党领导群众搞好生产的功劳都记在我身上,把公社的优越性也记在我身上,我收下这五升花生,就不是我个人的人情问题了,这要给党造成坏影响呀!我们这样作了,年轻一代将会怎样看我们?”大家越琢磨张玉灿的话越觉着有道理,都认为还是不收下才对。
去年秋天,公社化以后栽种的苹果树第一次结果了。一天,大风刮掉了一个苹果。怎样处理这个苹果呢?几个护林员商量了半天,觉得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最辛苦,还是让支部书记吃了吧。护林员张绍宽就把苹果送到张玉灿家里,说:“支书呵!掉了个苹果,我们大伙说你吃了合适。”“社员的果实,怎么我吃了合适呢?”张玉灿这样一问,张绍宽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好。张玉灿让他把苹果放下。等张绍宽走了,张玉灿把苹果交给队里的保管员存了起来,等摘完苹果,把这个苹果和其他苹果一起分给了社员。有人说:“玉灿你太认真了!”张玉灿说:“我不认真,要给年轻一代留下什么?”
五升花生,一个苹果,事情虽小,可张玉灿觉得这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旧观念,应当改变。一天,他同几位老贫农社员在一起座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老一辈从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解放战争直到人民公社化,拼死拼活地干,为了什么?贫农社员张玉珍说:“那还不是为了给后代儿孙留下好光景!不过单干的时候,我想的是自己置房子,买地,拴车买马,给自己的后代作打算,如今我想的是搞好集体生产,为全村后代儿孙作打算,给他们留下更好的光景。”张玉灿说:“还留下什么?还要留下正气!我们的后代如果没有正气,就会把咱们打下的大好江山,创下的美好光景,一脚踢光呀!这正气,就是我们的‘五好社员’标准,就是爱国家,爱集体,大公无私,舍己为人……这正气,一定要靠我们这一辈人作出样子来,传下去!就是说,要靠全大队的一百一十九户贫农、下中农把它传下去呀!”
老一辈作出样子来
“给后代留下一股子正气!”成了全大队社员鞭策和激励自己的动力,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社员,更是时时刻刻想到自己要给年轻一代做出个样子来。
老贫农张玉福,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是李运昌将军的地下交通员。有一次,他刚把党的一批文件埋藏好,叛徒告密,他被捕了。敌人问他,文件藏在哪里?他说:“全国人民的肚里都藏着共产党的文件。”他受尽了酷刑,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后来经过党的营救,他出狱了,仍然坚持为党工作。从土地改革到解放战争,到组织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以至人民公社化,他在当地都是带头人。如今他的鬓发斑白了,担任着队里的饲养员,一年到头,睡在饲养棚里。他在工作中,对集体财产爱护如宝。去年半年多,他从饲草中一粒一粒地拣出了四十多斤粮食。当他背着粮食,交给保管员时,有人说:“你孩子多,生活不富裕,自己拣的东西,为什么要交公呢?”张玉福说:“那不行,我们老一辈拼死拼活干了多半辈子,难道就是为了给后代留下几十斤粮食?要是年轻一代从我们这里学到自私自利,你想想,到他们那一辈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老贫农张进苗,是队里的积肥员。他在旧社会当了半辈子长工。人民公社化以后,盖上了新瓦房,日子一天天富裕起来。他经常风里雨里挨户掏大粪,为队里积混合肥。一天,他发现中农张玉常的大粪里掺上了沙子,就抓了一把大粪到社员大会上,气愤地问张玉常:“你为什么往大粪里掺沙子?”玉常承认了错误,表示以后一定改正。过后有人劝张进苗:“你同玉常有多年交情了,你这股子气儿不好吧!”张进苗说:“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这是两码事儿。皇上老子不对了,我也要说,我就是要给后代留下这股子正气儿!”
教育后代树立正气,成了贫农、下中农教育子女的家规。
贫农社员张维俊的十岁女孩子二芸,一天拿着两个玉米棒,兴冲冲地跑回家交给妈妈。妈妈问:“哪里来的玉米?”“队里收割庄稼丢下的。”“你玉灿大爷守着那么多苹果不多吃一个,有人送他一个苹果,他都交给保管员,分给大伙。你把队里的两个玉米棒拿家来,对吗?”听妈妈这么一说,二芸立刻跑到村外的打谷场上,把玉米棒扔在队里的玉米堆上。
有了错就检讨改正
有了错就检讨改正,是周桥子大队老一辈人的风气。他们说,这是自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正气。这股子风气,也深深地感染着年轻的一代。
去年秋天,老贫农社员张进宗领着青年张玉学、张绍丰割豆子。天已晌午,还有几垅没割完,两个小青年吵着饿了,要回家吃饭。张进宗心想,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割完,省得下午再来,就说:“快点干!割完了,给你俩烧玉米吃。”接着就给两个小青年烧了四个玉米。吃完了,张进宗忽然想起:我经常教育自己的儿女要热爱集体,要舍己为人,舍己为公,使他们成了“五好社员”。可是,我对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就这样不负责任呢?再说玉米是集体的财产,我怎能擅自作主给社员吃呢?收工以后,他主动找队干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张玉学、张绍丰也向队干部检讨了自己不该吃队里的玉米。
杨振海高小毕业以后在队里当柴油机手。有一次,他同管菜园子的张维富闹意见。为了给张维富难堪,杨振海把柴油机上的油针藏起来,说油针磨损,机器不能开了,得上城里买新的才行。说完,他就回家躺在炕上睡大觉,使队里的几十亩菜少浇了一水。杨振海的爸爸杨柱知道了这件事,气得老泪横流。他从屋里北墙上摘下了一副竹板,一个破瓢,声音哽咽地说:“振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这是你过去讨饭用的。”“好!你知道就行!你爷爷拿着这两件东西,讨了一辈子饭,最后饿死在外边。我八岁上又拿起这两件东西,一直讨了半辈子饭,住了半辈子破庙;三十年我没穿过棉衣,没盖过棉被!你看看,你爷爷给我留下的是讨饭家伙,共产党毛主席给咱们家带来了好光景。你不争气,你忘本啦!”杨柱说完,泣不成声。杨振海抱着爸爸痛哭流涕:“爸爸!我错了,你看我怎么办呢?”杨柱用力推开儿子的胳膊,严厉地说:“你给我当众检讨。”杨振海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从此,他严格用“五好社员”条件要求自己。暑天上高山去割荆条沤肥,他争先去;荆棘扎破他的手,坚持干;从高山上滚下来,不休息,坚持干。秋收时,队长病了,他自动当起“二队长”。社员们说:“杨振海变得正气了。”现在,他是大队的“五好社员”。
新一代的新风貌
在老一辈“正气”的熏陶下,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在增长。一天,队里会计张维荣到银行为队里支款,银行的同志一时疏忽,多支给了一百元。他发觉后,立即给送回银行去。还有一次,他向粮站交售队里的粮食,粮站多给开了六百五十斤粮食的钱,他回来一算账,马上又送了回去。张维荣的哥哥张维俊拣到了别人一张三十元的银行支票,他亲自给失主送上门去。当队干部表扬他们的时候,哥儿俩的回答是:“我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如果把钱装在腰包里,就在我心里抹上黑,就要给人民公社抹上黑。”
去年秋季的一天清晨,大队会计张玉群愁眉不展地找到党支部书记张玉灿说:“支书,我昨天晚上把队里的一千七百元丢了。”张玉灿猛然从炕上坐起来:“在什么地方丢的?”“我忘了。”两个人正在默默不语,青年社员董连兴走了进来:“支书!刚才我在街上拾了一包钱。”“多少?”“我没数。”张玉灿接过钱一数,正是一千七百元。
对国家,对集体,对别人的财物,他们是这样对待,再看看他们对自己的财物又是怎样呢?
共青团员郝淑芝,六年没有同在东北工作的爱人见面了,家里准备好路费,让她去东北看爱人。她听说队里急等用钱花,立刻把钱交给了队里。队干部不收,让她一定去东北看爱人。她说:“我看爱人是私事,还是集体的事要紧。”
是的,他们就是处处为集体,时时为别人。去年六月,共青团员张玉轩、张玉江见军属张玉国的妈妈没有柴烧,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老人拾柴禾。独身老汉徐老三病了,社员们给请来医生,这个送鸡子,那个送挂面,青年们像服侍自己老人一样服侍老汉。徐老三感动地说:“谁说我没有亲人?谁说我没子女?社员们都是我的亲人,年轻人都是我的子女!”青年张进华在队里是“五好社员”,参军后又当上“五好战士”。他给队里来信说:“我是公社的‘五好社员’,在部队上不争当‘五好战士’,就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对不起村子里的父老兄弟。”老人们见到这些,都高兴有了一批可靠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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