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司马迁与班固
白寿彝
一、司马迁著《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一四五至前九十年）是中国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他著《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书中大量记载这样长时间的政治军事，并以一定分量记载天文地理、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宗教活动，还记有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无论涉及时代之远或包含范围之广，《史记》都是空前的。这是跟当时西汉统一的局面相适应的、总结以往全部历史的、规模宏大的著作。
《史记》共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个部分。按年代的分配来说，《史记》专记汉史者有六十二篇，并记前代及汉代者十一篇。自公元前二零二年刘邦击溃项羽、灭楚之后，到《史记》成书，约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历史，在全书数量的比重上要比过去的几个历史时代还要多。司马迁的自序，也特别表示以汉史为重。这种详今略古的传统，是自《雅》《颂》以至《左传》《国语》以来就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史记》更有意地加以发扬。《史记》的通史性质经常是受到注意的，其实它的当代史性质是更应受到注意的。《史记》写得最精采的地方，是在汉史。它所以被正宗思想的人物目为“谤书”，也是在汉史。
从体裁来说，这五个部分各有特定的形式。本纪主要是用编年的形式，提洁一代的大事。表是用谱牒的形式，用以厘清错综的史事。书是综合论述的形式，也有一些记事本末的形式，论述典章制度。世家兼用编年和传记的形式，记载诸侯、勋贵和有突出成就、能世其家的人物。列传是人物传记，而有专传、合传和杂传等的不同形式。这五种体裁都是过去曾经有过的。但有意识地使它们互相配合并在一部书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史记》的创举。并且《史记》运用体裁，不拘成格而富有变化。五个部分所表达的形式并不是各成一套的简单的呆板的形式。
《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它所写的信陵君、侯嬴、廉颇、蔺相如、荆轲、项羽、韩信、樊哙、周亚夫、汲黯、李广等的形象，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在文学上为传记文学开辟了天地。从史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史记》善于刻划人物的形象，而更在于透过人物的言语、活动和遭遇，去揭露当时的政治情况，去说明、判断历史问题。《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是透过吴起商鞅的一生去说明春秋战国之际楚秦两国在社会变革中的国内矛盾。他们在楚秦的变法都取得不坏的成绩，但也因此而加剧了新兴地主阶级跟旧贵族之间的矛盾，以致他们终以身殉。《李斯列传》是透过李斯一生的际遇和他政治态度的发展，去揭露秦皇朝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及其内在的因素。《淮阴侯列传》和《萧相国世家》，一个写功高多谋的大将以不善于韬晦，终于因遭忌而受族诛；一个写功高而善于自谋的相国在不断设法解除人主猜忌，终于幸而保全首领以殁。这两篇合起来看，就透露出来刘邦灭楚后汉家朝廷内部迫害和危疑的紧张气氛。《万石张叔列传》写万石君一家的恭谨，这样地写了他的两个儿子：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僕。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
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这当然写的是细节。但《史记》正是通过这些细节去写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恭谨自保、讲究作官的风气。像这样的人，向来不在朝廷上说出自己的意见，向来不提出对国计民生的主张，但由于恭谨，偏能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偏能长期地作大官以至于能作到丞相。同一篇文章中就说：“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又说庆任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这就可见，上述细节的描述是对当时官场腐朽风气的尖锐讽刺。
《史记》能通过叙述使读者理解史事的真相和是非，这是它能寓论断于序事的高明手段，是很值得重视的。但《史记》也有作者亲自出面的史论。《史记》在史论上有继承《左传》《国语》之处，但无论在使用的范围、深刻的程度或形式的多样上，都比后者大大地发展了。
在史料的使用上，《史记》是注意了它们的真实程度的，对于史事的增饰、附益和误传，多有所甄别、纠正。但在史事和年代的记载上，《史记》仍是有错误的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多见其有关先秦的记载中。这虽不足以掩盖《史记》的成就，却也是不可讳饰的缺点。
二、《史记》的历史进步性
《史记》在处理历史重大问题上，重视了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影响。
秦汉兴亡和楚汉成败，是汉兴以来，人们所感兴趣的大问题。秦因暴政亡于陈涉首倡的起义，这是自贾谊以下，如严安、徐乐、贾山、伍被等共同的看法。《史记》为陈胜立世家，着重地写出他起义以后，就像一阵风一样迅速地得到各地的响应。篇末还特别指出来：“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自序》称：“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是把陈涉作为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的，这比贾谊等人的看法要有更丰富的意义。
楚汉成败的原因，刘邦在灭楚后曾作为问题提出来。王陵归功于刘邦的不吝封赏。刘邦则归功于任用三杰。《史记》立
《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吸收了这两种意见，而着意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对照着写出了双方的不同来。于项羽是写他“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写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写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写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刘邦却是写他破武关后，约束大家“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写他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饗军士”。写他要到南郑的时候，“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史记》显然是同意韩信拜将时对形势的分析，而把人心向背作为楚汉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来看的。
《史记》对武帝时的政治，讽刺是特别多的。《平准书》和《酷吏列传》集中地写出了征伐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写出了“言利事析秋毫”的财官和深文惨急的酷吏互相勾结下的社会的动荡。司马迁以秦事讽喻当时总的情况说：“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这种情况的发展，终于导致各地农民的暴动。皇朝面对着浩浩荡荡的起义局势，派了绣衣使者“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经过数年之久，才“颇得其渠率”，而“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川山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可”，竟是镇压不了的。朝廷为此创沈命法以督责官吏，结果也只有“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在司马迁看来，这简直是秦亡前夕的情景又重现在目前了。
汉律，由最初的约法三章发展到萧何的九章，武帝时竟增益到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酷吏列传》揭露武帝时酷吏好杀伐、多株连，“上以为能”；凭自己的爱憎，并窥伺人主的爱憎断狱。它记廷尉杜周说：“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不只是揭露酷吏之“善候伺”，更重要的是讽刺了封建专制下律令的虚伪。
封建道德的教条是跟封建律令密切联系的，它们之间有一致的虚伪性。《游侠列传》说：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饗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这指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为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鄙人跟侯门的道德标准更是两样的。鄙人不需要讲什么仁义，而侯门窃国，却非讲仁义不可了。《货殖列传》说：“无巖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这是嘲笑处士们简直不知道“长贫贱”的人，是跟“好语仁义”根本不相称的。《史记》对封建道德的这种看法正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人们乖乖地接受奴役的道德观是对立的。
《游侠列传》颂扬舍己为人、扶危救困的人物。它着重地写布衣之侠，把他们跟“暴豪之徒”严格地区分开来。它指出后者是“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而称道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è　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虽时捍当时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里称颂游侠的“信”“诚”，主要是指其“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的信诚，这跟封建统治者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是有根本分歧的。这里称颂游侠“廉洁退让”，把它凌驾在“捍当时之文罔”之上，这实际上是对封建律令的蔑视和抗议。
《史记》的作者毕竟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史记》并不反对全部封建主义，也没有反对作为封建主义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它并没有著意宣扬封建主义，反而是揭露了、谴责了封建主义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所有者的一部分政治情感、政治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它使得《史记》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历史著作中所以能显示出来耀眼的光辉。
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如何看待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这是汉武帝时期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跟当时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立说的正宗思想相对立的，是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正宗思想相对立的。
在“究天人之际”的问题上，司马迁通过对父亲遗教的记载，指出阴阳家所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但所说“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是“未必然也”，是“使人拘而多畏”的。他是肯定了阴阳学说中合乎科学知识的部分而否定了它的神秘的部分，恰恰后者乃官学所宣扬的、能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装点上灵光的部分。
针对着汉武帝之好鬼神，《封禅书》也是通过历史的叙述，揭露了历来鬼神之事的诬妄，特别是揭露了武帝之安于方士们相继不断的欺诈。《封禅书》明言“李少君病死”，但又说“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五帝本纪》已说过“黄帝崩”，《封禅书》又记武帝相信黄帝骑龙仙去。司马迁自称《封禅书》是“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揭露的方法。在别的篇章讽刺时政的时候，他也常用这种方法。
《伯夷列传》和《货殖列传》有从正面阐述无神观点的有历史价值的论难。《伯夷列传》指出古今的一些事例来作天道福善祸淫的反证。《货殖列传》则完全不理睬有神论的一切论点，而专从社会经济上论述人事。第一，它认为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创造出来的。它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第二，它指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之间的区别。“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它所谓“物之理也”，是当作自然史规律一样地去看，有同上引文所说“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第三，它指出财富的占有情况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富有者的道德是维持他们的利益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以上三点表明了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论点。这是我国中世史学思想史上珍贵的遗产。
《货殖列传》还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欲望，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是对“富贵在天”的有神论的批评，也是对当时皇家经济垄断政策的抗议。但《货殖列传》把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提得过高了，把它说成了好像是社会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动力，并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离开了阶级而一般地谈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并把这种思想欲望说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把思想意识的反作用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就又回到唯心主义的老路上去了。
《史记》在“究天人之际”上的问题是：天人之间在理论上互相打圈子。它认为，人谋可以影响历史，时势也可以影响人。分开说，这都说得过去。但总的来说，究竟谁更起决定的作用，《史记》就答不出来了。《伯夷列传》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巖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这段话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作为云、风、万物等等，是脱离不了时势的影响的。作为龙、虎、圣人等等，却又好像就是时势的创造者了。这种圈子，与上文所说物质生产跟社会意识之间的打圈子，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不必讳言，《史记》也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它相信气数，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起作用。不过这些在《史记》里不占重要的地位。
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司马迁写每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的变化——由封国建侯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中央集权。八书本来也应该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但由于残缺较多，且有相当多的部分真伪难辨，已不能显示原来的全部面貌。仅就现有的篇章而论，《平准书》集中地表达了汉兴百年之间社会经济的变化，是全书中的一篇杰构。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最大的部分是有意于表达古今之变的。虽然像《儒林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那样集中写一个主题的篇章较少，但如把有关各篇联系起来看，也就可以更多地看出来作者心中的某种古今之变了。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史记》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六国年表》是以“原始察终”的方法论秦之帝业的。《平准书》是以“见盛观衰”的方法，论述汉兴百年间封建经济情况的。这是两篇值得重视的代表作。
《史记》论历史变化，如详今略古，如肯定吴起商鞅变法的成效和秦汉统一的成就，都表示历史进化的观点。《货殖列传》反对老子小国寡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倒退论，而详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以后商业经济的发达，尤可表示这种进步的看法。《六国年表》说：“然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何必上古？”《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这也都表示《史记》并不对上古抱有多大的敬意。但总的说来，《史记》的历史进化观点总不如它的历史变化观点表示得明朗。同时，《史记》也还不免受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如《高祖本纪》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就好像是董仲舒的口气了。
通观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提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当时历史工作的中心问题。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为封建社会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四、班固改《史记》
班固（公元三二至九二年）是一向与司马迁并称的大历史家。班固写《汉书》，记刘邦起义以至王莽的失败，共分纪、表、志、传等四个部分。表和天文志没有及身写好，是由妹昭和扶风马续相继完成的。
《汉书》中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书、四十篇传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的是增补了多少不等的材料，有的是就原有的材料另行编排，有的是就原文作了简单的分合，有的是基本上依原文照录。长期以来，旧史家就《汉书》是否抄袭《史记》而展开了对《汉书》的评论。其实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汉书》利用了《史记》在体例、史料、写作艺术以及在某些观点上的成就，并且也利用了《史记》的学术威信和社会威信，但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而加以改写。
第一，《汉书》不是像《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虑。它反对这种作法，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把汉的历史地位压低了。它在《叙传》里既特别提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在《高帝纪》还把刘邦的世系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之际，都大体地编排起来，并申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注〕，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律历志》依据《三统历谱》，“删其伪辞”，把所谓太昊以至刘秀的世代更替都排列起来，一一注明所值五德之运。这也不过是要证明汉以火德代周之木德正如帝尧之以火德代替帝嚳的木德一样，是按着必然的程序出现的。
《汉书》所表示的五德终始说是属于五行相生说的。这是西汉末年形成的一种说法，跟旧有的五行相胜说不同。按照这种说法，火生土，故王莽自称以土德代替汉的火德；土生金，故公孙述自称以金德代替王莽的土德；刘秀复兴，便要以火德继承西汉的火德。五行相生说，在东汉皇朝来说，是对农民，同时也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表达其封建统治之神学的合法的依据。《汉书·高帝纪》几乎全部因袭《史记·高祖本纪》，但特别编排了高祖世系和斩蛇的奇迹。当然，这就改变了《史记》的原有精神。这正是为班固的正宗思想所决定了的，是反映了东汉皇朝的要求的。由于同样理由，《汉书》虽为王莽写了一篇详细的传记，但特别指出他同秦一样，都是“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wā　蛙］声，余分闰位”。如果把《叙传》除外，《高帝纪》和《王莽传》恰好是《汉书》的一首一尾，表明了班固以西汉历史神化东汉皇权的企图。
第二，《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五行志》是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的。它是《史记》八书所无而班固新创的项目。它在这里集中了董仲舒、夏侯始昌、眭［suī　虽］孟、夏侯胜、京房、刘向、刘歆、谷永、李寻等这些阴阳五行学说大师的论述，加上自己的意见，系统地编写起来。《天文志》有许多内容同于《史记·天官书》，而特别强调“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并且详记秦楚以来天变对人事的征验，这跟《天官书》主旨在于记天官职守者有很大的分歧。在纪和传的部分，《汉书》也都特别强调灾异。
我们知道，《史记》并还不能完全摆脱神秘思想的束缚，但它是走向无神论并且已具有无神论思想的。《汉书》就不是能否摆脱的问题，而是抱住并多方宣传有神论。它强调灾异的作用，只不过是要表明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天的注视，都必然发生相应的影响。这跟《史记》的历史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汉书》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历史进步性。班固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并没有批评倒了司马迁，反而是显示自己拥护封建的面貌。《史》《汉》各有《游侠》《货殖》二传。《史记·游侠列传》以布衣之侠跟好宾客的贵人、恣欲自快的豪暴严格地加以区分，称颂布衣之侠“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行为。《汉书·游侠传》正相反，是把结宾客、广交游、能形成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叫作游侠，而把孟尝君、淮南王安、魏其侯窦婴、效忠于王莽的楼护和陈遵，再三以报自己私仇著名的原涉，同布衣之侠剧孟、郭解等同列，一律谴责他们“背公死党”，说他们废弃了“守职奉上之义”。《史记·货殖列传》申述财富的不齐决定了人们社会身份的贵贱，并肯定农工商虞治生谋利的活动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从而反对官方的经济垄断。《汉书·货殖传》也与此相反，以封建等级是不可逾越的永恒秩序，说什么“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为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以生产活动归之于圣王之教，说什么“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并且要求当老百姓的要“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史》《汉》的《游侠》《货殖》两传，篇名同，篇内的材料也多相同，但精神面貌却完全是两样了。
《汉书》依据《史记》的五十多篇，改写的并不多。如果除去了技术性的修改，改写的就更少了。可是这种不多的改写却突出地体现了《史》《汉》的对立。这是封建性和历史进步性之政治倾向性的对立，是有神论和无神论、永恒不变和不断变化之历史观的对立。总之，这是正宗史学和异端史学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中国封建时代史学发展中是有深刻意义的；它体现着中国封建时代史学前进行程中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五、《汉书》的博洽和折衷主义
《汉书》的正宗史学为后来的封建政权和正宗学者所支持，但它在史学史上的影响并不只在于它的正宗思想而还更在于它的博洽。它曾以“博物洽闻”推重司马迁、刘向和扬雄。它在《叙传》里提出了的任务，也是在要求建立正宗史学的同时，要求各方面的淹博贯通。范晔称它“文赡而事详”，颜师古称它“宏赡”，都是从博洽的角度去肯定它的。《汉书》的博洽，首先在于创立了一个纪传体断代史的规模。全书具备西汉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共八十余万言。
《汉书》的十志是最足表示其博洽的。这里包含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的和神秘的学问；包含了艺术，也包含了技术。《沟洫志》详于《史记·河渠书》所缺的元鼎六年以后的史事和治河对策，备载了贾让治河三策这一重大的治河文献。《食货志》基本上是《汉书》新创立的。它采用了《史记·平准书》的材料而冲淡了《平准书》对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但另一方面，它系统地记述了宗周以至王莽时期的农政和钱法，反映了这一千多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侧面。《刑法志》是《汉书》完全新创立的，它记述宗周以来至东汉初年军制和刑法的变化。《地理志》和《艺文志》也是《汉书》所创立的。《地理志》记载《禹贡》《周官》的九州，汉郡县封国建置由来和变革，它们的山川和户口、各地区的风土及海外交通。《艺文志》概括了刘向刘歆《七略》的成果而有所出入，反映了西汉官府藏书的基本情况，并综述了各个学科和学派的源流和短长。这五个志对于纪传体史书中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或提供了新的具体内容和新的写法，或创始了一个新的探索的部门，对于后来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等书也有很大的影响。而《地理志》在地理沿革的研究上，《艺文志》在目录学的研究上，后来逐渐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汉书》对于国内外民族历史的记载，也是可以表示其淹博的一部分。它在这方面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而有所发展。它创立了《西域传》，记述了今新疆境内各民族、城邦的风土、户口和道路远近，记述了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xián　闲］、条支等中亚、西南亚国家的历史。无论在国内民族史或中亚、西南亚古民族史的研究上，《西域传》占了重要的文献地位。
《汉书》承袭《史记》的纪传，有时增多了诏疏或论议。《汉书》的正宗思想在《史记》进步思想的照耀下当然是黯然无色的，但在历史文献搜集上，班固有更方便的条件，他也可能见到更多的、有时是在历史文献上更重要的东西。
《汉书》记载西汉一代的学术，是丰富的。十志中本来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对西汉学术某些方面的总结，而《汉书》在传记中也给西汉学人以相当多的篇幅。
《汉书》的博洽还表现在另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汉书》多古字古义。又一个是《汉书》收载文章诗赋，具备多种文体，富于辞藻，为后来文章家所取资。这两个方面都不属于史学的范围。第二个方面也只是指《汉书》所收的文章，而不是说《汉书》本身的文学成就。但后人评论《汉书》者往往因这两方面的影响，不适当地抬高《汉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汉书》的博洽，是从具体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说的，也是从它能把后者组成为一部断代史来说的。它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并有利于后人对西汉史的研究，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种博洽并不能解救它在历史思想上的贫困，也掩盖不了这种贫困。把这种博洽跟班固的正宗思想合起来看，却呈现出折衷主义的面貌。
上文已说到十志最足以表现《汉书》的博洽，但折衷主义的面貌也在十志里暴露得更显著。《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或把政权的兴替说成是神意规定的历史秩序，或把自然的灾异说成是跟政治的得失有必然的联系。《刑法志》在解释国家政权的形成时，则把它归之于人民群居的需要和对于圣王的归心，这里就没有神意的影子了。《食货志》通过农政叙宗周以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理志》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说明各地区物产和风俗的特点。《艺文志》总括古今学术的流变。尽管它们也偶尔有阴阳五行说的术语，但基本上是脱离神学的轨道而就具体的现象作了人文主义的解释。这是《汉书》的折衷主义首先表现为对政治史跟经济史、政治史跟文化史之理解的矛盾，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史现象之间理解的矛盾。
甚至在同一历史问题上，《汉书》也遮盖不了它的折衷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混乱。例如，秦楚之亡和汉之兴是一个历史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不同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具体解释，但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基本理解是应该一致的。《汉书》并不能这样作。它在《高帝纪》，采用了刘向的五德相生说，把汉之建国归之于“协于火德”。在《陈胜项籍传·赞》，用了贾谊《过秦论》，把秦亡归之于“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又用了司马迁的说法，把楚亡归之于项羽战略上的错误。在《诸侯王表·序》，又用封建论者的说法把秦亡归之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像这样地采用众说，博洽是博洽了，但这四个说法之间却无一不矛盾。单独地就一个说法来看，却都还不失为一种看法。但合起来看，就什么问题也都不能说明了。
《汉书》的折衷主义是正宗思想在已经威信衰落时所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它在一开始就表现出生命枯竭的窘态，另一方面它无论如何在混乱的博洽中翻跟头，却万变不离其宗，顽固地抱着拥汉的立场不放。
《汉书》在史学史上的成就，是在思想性和技术性矛盾下的成就，是技术性远远超过于思想性的成就。这种情况还会在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中，以新的形式出现的。一向把《史》《汉》并举，应该说是一种很不相称的并举。它们在体例上虽各有创造性的地位，但就它们的史学的全部成就来说，是属于不同性质的类型的。
〔注〕赤帝子斩蛇的奇迹，现行本《史》《汉》高祖纪所记同，但这决非《史记》原来所有。因汉火德之说创自西汉末年刘向父子，见于《汉书·郊祀志·赞》。从汉初以至司马迁时期只有水德土德二说。《史记》中不会出现了火德的符应。现行本《史》《汉》所记刘邦奇迹数事，都称“高祖”。这在《汉书》来说，前后的称例是一致的。在《史记》来说，前后的称例却是相矛盾的。《史记》记刘邦自起义以至立沛公以前事，都称“刘季”而不称“高祖”。现所记各奇迹，也都属于立沛公以前事，称“高祖”而不称“刘季”，颇可疑，或也不是原本所有。